甲公司与范某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侵害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判定
裁判文书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案由 商业秘密
引注:(2019)沪0115民初81303号
全文
甲公司与范某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侵害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判定
【裁判要旨】在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的认定中,对其秘密性可结合在案证据、行业惯例及一般常识进行推定,价值性的认定主要考虑经营信息为权利人带来的经济利益及竞争优势,保密措施并不要求天衣无缝且对所有人员处于隔离状态,而仅需采合理保密措施。商业秘密保护的核心是对不正当手段的规制,侵害商业秘密行为的构成并不要求发生实际损害后果。
案号 一审:(2019)沪0115民初81303号 二审:(2021)沪73民终839号
【案情】
原告: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
被告:范某某、连某某、李某、汤某某、王某某、陆某某、姜某某、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
丙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开发、生产汽车门锁执行器、汽车门锁、一体化门锁系统、汽车门系统,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等。丁公司介绍中称,其是由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戊公司己公司,因外方投资方变更,经上海市工商局批准,自2008年6月6日正式更名为现用名,主要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电控门锁、门锁执行器以及汽车内门板系统,公司产品适用于各类轿车及轻型客车等。庚公司、辛公司等国内知名汽车企业提供服务。原告参与起草了多项汽车行业标准,并获得各类媒体的公开报道,在汽车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被告范某某、连某某、李某、汤某某、王某某、陆某某、壬公司员工,其劳动合同及培训服务期协议中均约定了保密、竞业禁止等合同义务,癸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子公司离职,其余自然人被告于2018年7月被原告解雇。
丑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27日,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汽车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制造、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除被告范某某外,其余6名自然人被告被原告解雇后,寅公司。2017年3月开始至离职期间,7名自然人被告使用原告的工作邮箱,以电子邮件方式告知原告的客户:乙公司与原告形成战略伙伴联盟,乙公司系原告的第三方事业部,卯公司接手,辰公司签署业务合同及进行结算等。此外,7名自然人被告还将在原告处巳公司之间CN300M、CN300S、CN210S、 CN202午公司。
原告认为,未公司恶意串通,故意发申公司与原告存在特定关系的邮件和文件,从而获得交易机会,构成混淆不正当竞争。7名自然人被告将在原告处巳公司酉公司,戌公司攫取了属于原告的交易机会,严重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并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原告请求法院判令8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直至该商业秘密为公众知悉为止,停止混淆行为、消除影响,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906655.39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4.6万元,并公告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
【审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涉案项目信息只有符合“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法定条件,才属于受该法保护的商业秘密。
首先,原亥公司之间有关CN300S、CN300M、CN210S、 CN202SR的项目意向投标文件和报价等信息,系双方之间的交易意向信息,虽然在部分媒体上有相关项目的概括性介绍,但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通过公开渠道无从得知具体项目内容、数量和价格承受能力等核心信息,也无从知晓相关负责人联络方式、交易习惯、交易倾向等深度信息,无证据表明在被诉行为发生时上述信息已被公开,故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其次,原甲23公司与交易对象就特定项目的询价、报价信息,是双方交易磋商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这些信息的交流有助于项目的最终成交,可以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及竞争优势,应认定为具有商业价值。最后,本案中,原告与7名自然人被告签署了包含保密与竞业禁止的劳动合同等协议,部分自然人被告还与原告签署了培训协议,该等协议通过书面形式强调了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可见原告已就其涉案经营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综上,原告主张的涉案项目信息属于原告的商业秘密。
被乙24公司担任客户经理,丙25公司项目合作内容知情,亦知晓原告及案外人提供的报价等敏感信息。丁26公司戊27公司的设立事宜,将含有涉密信息的邮件转发至自己的个人邮箱,己28公司后缀的邮箱向客户发送含有涉案商业秘密的电子邮件,其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丑公司在2017年6月左右与大陆汽车投资(上海)庚29公司辛30公司CN300S、CN300M 、CN210s项目达成意向,壬31公司就职期间从事的工作内容。乙公司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癸32公司,却在成立后不久迅速与该项目所涉汽车零部件下游厂商签订了意向书,且该意向书由被告陆某某发送给下游厂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案件具体情况,乙公司从原告处获取商业秘密的盖然性较高,可以推定陆某某向其披露了相关商业秘密。被告连某某、子33公司工作多年,分别担任市场营销部总监和部门经理等重要职务,结合在案证据,丑34公司核心人员,均知悉涉案商业秘密,陆某某作为具体经办人向3被告汇报工作,寅35公司卯36公司邮箱接收邮件。按照常理推断,若3被告对陆某某、乙公司实施的上述行为不知情,则必定会对接收到的邮件提出质疑,但3被告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曾质疑过该些行为。由此可见,3被告与陆某某、乙公司系利益共同体,各方分工合作,共同实施涉案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丑公司、陆某某、连某某、王某某、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实施涉案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二、丑公司、陆某某、连某某、王某某、李某于本判决辰37公司因涉案侵害商业秘密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40万元;三、8被告于某生效之日立即停止实施涉案混淆行为;四、8被告于本判决辰37公司因涉案混淆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40万元;五、8被告于某辰37公司为制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支出的合理开支20万元;六、8被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七、巳38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8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近年来,随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多次修订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的出台,侵犯商业秘密类不正当竞争的相关法律规范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变化。本案中,被诉行为持续至2018年,故判决适用的是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2007年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解释》)。为便于理解和研究最新法律及司法解释下的司法适用问题,本部分将采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的规定展开分析。
一、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前提条件
反正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据此,要判断经营信息是否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秘密,应首先从形式上明确该法第九条中商业信息的具体概念范畴,并同时判断涉案信息是否符合“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及“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大要件。
(一)形式要件:经营信息的概念范畴
据《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第1条规定,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经营信息。与经营信息相对应的,还有技术信息及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后新增的其他商业信息。事实上,无论是技术信息还是经营信息,商业信息本身并不是商业秘密制度的保护客体,只是展现出的表象或形式,真正的客体应当是信息的秘密性及基于此而产生的竞争优势。然而,从形式要件上对商业信息与其他信息进行区别,却会进一步影响实质要件中“三性”的判断、侵权行为的判定、可能的鉴定程序、管辖法院等。本案中,原告主张保护的是其与客户之间的项目意向投标文件和报价等信息,系双方之间的交易意向信息,符合司法解释中对于经营信息的概念范畴。
(二)实质要件:商业秘密的“三性”
1.秘密性
所谓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指据以主张商业秘密的商业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即指该等商业信息处于保密的客观状态。《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第3条中对秘密性的要求为“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根据该规定,在判断秘密性时,首先时间节点为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其次受众要件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最后判断标准为既不能被普遍知悉也不能容易获得。需注意的是,实践中由于秘密性属于消极事实,故法院一般在权利人对信息的秘密性进行初步举证之后,根据被告的抗辩情况并结合《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第4条中列举的“为公众所知悉”的典型情形进行反向排除来确定商业信息的秘密性。本案中,午39公司之间的相关项目已在媒体上进行报道,然作为原告用以发挥市场竞争优势的项目具体内容、数量和价格承受能力等核心信息,以及负责人员联络方式、交易习惯、交易倾向等深度信息,依据商业惯例一般不可能处于公开状态,且并无在案证据表明在案发时已被公开,故应当对其秘密性予以确认。
2.价值性
所谓商业秘密的价值性,是指该信息能够给经营者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因而具有商业价值。商业秘密的价值性主要来源于其不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所知悉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市场经营主体与其竞争者之间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因而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法益。根据《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第7条,商业秘密的价值属性不仅包括现实的价值,还包括潜在的价值。一般而言,实践中判断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可以从秘密信息的形成及用途两方面入手:首先,具有商业价值的秘密信息往往是通过经营者的独特商业渠道或者在商业合作、商务谈判、市场调研中投入大量商业成本所形成的,且该等信息一旦被用于商业活动中,即能直接为经营者快速推进商业合作,达成交易,获取更大利润,或间接帮助经营者制定合理商业策略,获得潜在交易机会,降低经营成本等。本案中,涉案项目信息是原告与客户间交易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包含特定项目询价报价的详细情况,其形成于原告大量的前期商业投入,并对原告与特定客户及类似市场主体达成交易具有直接帮助,具有现实经济价值。
3.保密性
根据《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第5条,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谓的相应保密措施,是指权利人为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以前所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在前的《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解释》第11条,曾将相应保密措施解释为“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虽然新司法解释删除了“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表述,但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保密措施是否与秘密信息等各方面具体情况相适应,是判断该保密措施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重要参考标准。该适应性的判定,具体体现为《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第5条第2款中列明的法院判定保密性所应当参考的各方面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相应保密措施,并不要求达到严丝合缝、万无一失的程度,而是要“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漏”。《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第6条列举了应当认定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的具体情形,其中第一种情形为“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的”。实践中,在很多劳动合同中均会将保密条款作为格式条款,对于该等保密条款的审查较为困难,往往还需平衡经营者的商业秘密权益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由于涉及保密协议或保密条款认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往往表现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故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保密条款的基本要求为能够合理地确定合同相对方所应承担保密义务的范围。一般而言,保密条款应当能表明权利人保密的主观愿望,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内容,使义务人能够知悉权利人的保密愿望及保密客体,并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除此之外,《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规定》第10条第2款还规定了保密义务的推定原则。本案中,未40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了商业秘密的范围、被禁止的披露和使用方式、保密期限、竞业限制,申41公司签订了培训协议,其中进一步强调了商业秘密的范围及保密具体要求。根据两份协议,酉42公司的保密意愿,能够确定商业秘密及保密义务的范围,足以达到防止保密信息泄露效果,应当认定涉案信息具有保密性。
二、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认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列举了4种典型的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其中第(一)项规定了不当获取商业秘密行为,第(二)项规定了披露、使用第(一)项获取的商业秘密的行为,第(三)项规定了违反保密义务或要求对商业秘密的披露、使用行为,第(四)项则规定了针对第(三)项行为的共同侵权(间接侵权)行为。
本案中,被告涉嫌的为第(三)项违反保密义务或要求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对于该类行为的认定,需注意首先被侵犯的商业秘密应是行为人通过合法途径知悉掌握的商业信息。如若该商业秘密来源非法,则应属于第(一)项或第(二)项的规制范畴。其次,行为人应当负有保密义务。该义务可能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中规定了对法庭上出示的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的义务,也可能来源于劳动合同中保密条款或保密协议等的约定。对于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判定,在上文的商业秘密保密性认定部分已经进行说明,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损害后果的发生并非商业秘密侵权成立的必要条件。正如本案判决书中所论述的,商业秘密保护的核心是对不正当手段的规制,以维护诚实守信、公平的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是否具有具体的实际损害后果仅是确定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并不影响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
三、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转移规则
2019年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中新增了对于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中举证程序的规定。根据该条第一款,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
实践中,对该条中规定的性质具有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该款属于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然而,根据该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仍需提交采取保密措施的初步证据,并承担合理表明商业秘密受到侵犯的责任,只是其举证责任得到了减轻。理论上,该条法律确立的是法律对事实的推定规则,其仅降低了权利人的证明负担,并不属于典型的证明责任倒置。该条规定实质属于提供证据责任(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并非举证责任(客观证明责任)的倒置。所谓的采取保密措施的初步证据,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具体标准,从司法实践中的常规理解出发,可以将初步证据理解为可以在证明程度上达到盖然性占优的优势证据,而非必须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证据。此外,该款还规定权利人需“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对于该规定,宜理解为对原告设定的一种主张具体化责任。亦即,权利人需就其主张的诉的内容进行具体化陈述,以表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表现。
在该条第二款中,规定了针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具体而言,在权利人完成提交商业秘密保密性初步证据并具体表明侵权行为的存在及表现形式的前提下,权利人可通过3种方式完成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举证义务。具体而言,第(一)项规定的是证明被告“接触+实质性相似”的举证路径;第(二)项规定的是证明被告披露、使用其商业秘密或有被被告披露、使用商业秘密风险的举证路径;第(三)项规定的是兜底条款,用于规制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证明侵权路径。当权利人在满足第一款要求的初步证据加具体化陈述要求后,只需举证达到第二款中任一项规定的标准,即推定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此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被告需就其未构成商业秘密侵权的抗辩承担举证责任。
宫晓艳;庄雨晴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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