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某与古礼仁申请执行知识产权仲裁裁决纠纷案
裁判文书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日期 2013-01-23案由 专利
引注:(2012)汕中民三初字第131号
全文
吴某与古礼仁申某执行知识产权仲裁裁决纠纷案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汕中民三初字第131号
申某人吴某。
委托代理人温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某人古礼仁。
委托代理人吴某2,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某人吴某与被申某人古礼仁专利转让费合同纠纷一案,2011年8月25日经梅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1]梅仲裁字第001号裁决书,由于申某人吴某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申某人古礼仁于2011年10月24日向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某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申某人吴某向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某,由于案件涉及专利合同方面的实体审理,经请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审理。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4日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2年10月9日依法受理并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查,吴某的委托代理人温某和古礼仁的委托代理人吴某2到庭。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某人吴某提出申某称:一、仲裁庭对涉案合同的性质即所涉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1、仲裁认定本案是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定性错误,与事实不符。涉案合同的名称为:“《中国龙》版权、专利权实施转让合同书”,但从该合同内容第一条专利实施转让的种类、范某和期限中,约定种类为“排他实施转让”,古礼仁亦不得私自生产销售制作“中国龙”的系列工艺品或壁画。鉴于古礼仁不是登记的专利权人,故该约定不能限制真正专利权人邱汉斌实施该专利,因此该转让条款应属无效。合同条款内容与“排他实施转让”的词义相结合,可知:该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专利排他实施许可的特征,属于排他实施许可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转让费36万元是分期附条件即古礼仁协助我开发“中国龙”系列工艺品销售款回笼后逐月支付,而不是无条件的分期支付;第三条约定,古礼仁应负责维护专利权合法有效,即缴交专利费;第五条约定,专利权终止时本合同同时终止等。在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综合比较合同名称、合同约定标的种类以及价款(所谓转让费)的支付条件等,该合同的性质完全属于专利排他实施许可合同。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案由的规定,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与外观设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的案由,即属于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3、仲裁庭对本案合同所涉法律关系的认定即对合同性质的认定错误,必然牵涉到对本案其他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属于本案基本事实即重大事实的认定错误。4、仲裁庭歪曲本案事实,错误认定相关旁证材料的证据效力和性质。(1)版权问题,仲裁庭认定古礼仁具有《中国龙》的版权,是完全错误的,“中国龙”的原始设计人是邱汉斌和李秉隆,古礼仁提供的1999年5月26日《共享“中国龙”版权的协议书》就算其签名属实也是无效的,因为该协议书缺乏原始设计人李秉隆的签名确认;且该协议书上的签订时间是在申某初始登记之前,如真实存在所谓的“共有”,那直接申某登记设计人为邱汉斌和古礼仁即可,显然该协议是虚假倒签的。再者,涉案合同最后一条约定古礼仁应提供版权证书复印件,但至今为止,古礼仁一直未提供其享有版权的任何资料,直至提起仲裁后才提供《共享“中国龙”版权的协议书》,显见该协议是古礼仁弄虚作假或串通邱汉斌伪造用于欺骗申某人和仲裁庭。(2)关于古礼仁是否属于“中国龙”外观设计专利权共有人问题,仲裁期间,古礼仁提供的证据有《主要证据清单》第3、4、6项的合同书、协议书和证明。其中,《主要证据清单》第3项的合同书,是专利权人邱汉斌与申某人签订的真实有效的专利权实施许可合同,该合同的内容与第4项协议书的内容完全吻合,第4项协议书属于邱汉斌与古礼仁之间就邱汉斌授权许可申某人排他实施“中国龙”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收益分配进行约定,据此第3、4项证据相互吻合印证。《主要证据清单》第3项的合同书是邱汉斌与古礼仁的共同意思表示,由此也佐证《主要证据清单》第5项的合同书(即是本案讼争的合同)则是违背专利权人邱汉斌的意思签订的,依法应属无效。关于《主要证据清单》第6项的证明假设真实的话,也只能是对应《主要证据清单》第4项的协议书的内容而言,结合本案专利权在2001年6月22日已转让登记在申某人名下的事实,充分反映出专利权人邱汉斌根本不认可古礼仁是其专利共有人。二、仲裁庭对涉案合同的效力认定存在错误。1、本案古礼仁与申某人在2000年10月1日签订的“《中国龙》版权、专利权实施转让合同书”的性质是排他实施许可合同,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资料显示,“中国龙”外观设计专利登记的权属人,在2001年6月22日变更登记前的权属人是邱汉斌,变更后的权属人是申某人,古礼仁一直都不是专利登记权属人。因此古礼仁不具有单独对外签订排他许可合同的主体资格,该合同应属无效。2、仲裁庭认定2000年10月1日签订的“《中国龙》版权、专利权实施转让合同书”有效,是基于对该合同性质的错误认定,以及错误认为古礼仁是涉案专利的隐形共有人。仲裁庭以古礼仁是该专利共有人为由而认定该排他实施许可合同有效,也是明显违反《专利法》第15条的强制性规定的,是错误的。3、涉案专利在2001年6月22日就已变更登记属于申某人所有,申某人取得专利所有权后无需再向他人支付该专利的排他实施许可使用费。综上,由于仲裁裁决书存在重大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依据《仲裁法》第6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13条的规定,应当裁定不予执行。
开庭时,申某人吴某补充申某称:一、仲裁裁决属于违法超越仲裁受理权限和违反仲裁程序的错误裁决。1、我国《仲裁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已经划定了仲裁受理的范某,仅限于合同纠纷(限于不含人身权利的合同,如收养合同、监护协议、扶养协议等含有人身权的合同明确规定不属于仲裁范某)和财产权益纠纷,而对于人身权利是不能仲裁的。知识产权不仅包括财产权利还包含了人身权利,自然不适用仲裁。2、仲裁裁决对案涉的合同认为转让标的包括有版权与专利权,但版权是与人身权密不可分的,有关版权转让纠纷就不属于仲裁法的适用范某。3、仲裁裁决擅自篡改仲裁申某人关某同性质的陈某,是明显严重的程序违法。4、仲裁裁决对案涉的合同认为转让标的包括有版权,但是该合同最后一条约定即第八条“甲方的版权证书、专利证书复印件为本合同的附件”,然而古礼仁自始至终一直都无提交其版权证书、专利证书的复印件。因此相关的版权转让也属于无效。二、古礼仁请求申某人支付版权、专利转让费的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支持。1、涉案的2000年10月1日的《“中国龙”版权、专利权实施转让合同书》第二、2条约定转让费采取附条件的逐月支付,所附条件是古礼仁协助申某人开发的“中国龙”系列工艺品销售,待销售后逐月支付,即付款的前提条件是甲方应履行相应义务。因此该合同的付款义务人如未按约逐月履行付款义务时,权利人逐月期满后即应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主张权利的时效即应在该月期满之日起算的两年内行使,除有诉讼时效期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除外。然而古礼仁十几年来一直无向申某人提出要求支付剩余转让费的主张,且也未提供有诉讼时效中断情形的证据,古礼仁在逾期十年后的现在提出请求申某人支付版权、专利转让费的诉讼请求,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2、涉案的2000年10月1日的合同约定古礼仁应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维持该外观设计专利的有效性(即依法缴纳年费),又约定若在合同有效期内专利权被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的,本合同同时终止。合同的性质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同时上述约定表明在该合同未作变更之前,不管任何原因,古礼仁均负有维持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有效性的义务,即应依法缴纳年费。然而涉案专利权在2007年6月25日因未缴交年费而被终止(详见专利登记簿副本),据此可以确认涉案合同《“中国龙”版权、专利权实施转让合同书》最迟在2007年6月25日即已终止,专利登记簿登记的信息具有公信公示的法律效力,相关利害关系人古礼仁应当知道,但其仍无提出权利主张,直至四年后的2011年才提出主张,这更加明显看出其提出权利主张早已超过诉讼时效。3、仲裁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认为本案仲裁时效应从最后一期转让费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错误。该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所适用的范某是借款合同和买卖合同,而本案纠纷的合同性质属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不能使用该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当参照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六条“技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合同法实施之日超过一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尚未超过一年的,其提起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的规定。综上,仲裁裁决不但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且适用法律错误,特别是对本案纠纷争议合同的性质认定错误,请法院依法予以撤销或裁定不予执行。
申某人吴某提供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1、专利登记簿副本,证明原始设计人、专利权人:邱汉斌、李秉隆,后变更为邱汉斌,再于2001年6月22日变更为吴某。古礼仁既不是原设计人即版权人,也不是专利权人。
2、1999年5月26日共享“中国龙”版权的协议书,该协议的时间在初始申某登记之前,如真实则直接申某登记为邱汉斌、古礼仁即可,该协议明显属于虚假倒签,且无原共同设计人李秉隆的签名确认,属于无效协议,证明古礼仁以此虚假的协议,误导吴某相信其享有共有权,欺骗吴某与其签订证据4的合同。
3、2000年8月26日《中国龙》版权、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书,该合同内容与证据4的内容完全吻合,属于邱汉斌与古礼仁的共同意思表示,证明是专利权人邱汉斌与吴某签订的真实有效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4、2000年8月27日协议书,该协议内容与证据3的内容完全吻合,属于邱汉斌与古礼仁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对专利实施许可费的分配作出约定,证明古礼仁与邱汉斌对证据3合同所约定的专利使用费的分配比例已进行约定,且证据5是古礼仁背着邱汉斌、欺骗吴某所签订的。
5、2000年10月1日《中国龙》版权、专利实施转让合同书,该合同条款与证据3类似,性质上属于专利权排他实施许可合同,但无专利权人邱汉斌的签名,事后也未得到其追认或确认,本案合同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且内容与证据3、4相冲突,属于无效合同。
6、2001年6月29日的证明,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但邱汉斌未出庭,其真实性依法不予确认,再者,其内容明显与证据5无任何关联;或许与证据3、4有关联,该证明不能证明古礼仁享有专利权,更不能证明证据5的合同有效。
7、2011年7月22日仲裁员黄雁林《个人意见》,涉案合同无效,裁决吴某支付专利许可费用是无理的。
被申某人古礼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申某人提交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所要证明的事实和目的。
被申某人古礼仁答辩称:一、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只能对裁决书进行“审查核实”,如无明显错误应予执行,以维护仲裁机关裁决的权威。二、双方当事人于2000年10月1日订立的《中国龙》版权、专利实施转让合同不违背法律,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1、我与邱汉斌于1999年5月26日订立的《共享〈中国龙〉版权的协议书》明确载明,我与邱汉斌二人是中国龙版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共有人。2、邱汉斌于2001年6月29日出具的《证明》再次证明中国龙版权专利为我和邱汉斌共有。3、2000年10月1日订立的合同已对版权专利情况明确载明,根据《物权法》规定,公民有权对财产权进行约定,虽然有关部门的登记中只有邱汉斌的名字,但不影响公民对该项财产共有的约定。三、涉案转让合同不存在合同终止的事实。1、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终止的原因并非专利权本身存在瑕疵,而是申某人吴某没有缴交专利年费所致。2、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利登记已由邱汉斌变更为申某人不是合同终止的理由。首先专利权著录项目中专利权人的变更登记,只能证实申某人取得了专利权。其次,双方合同无专利权变更登记后即终止的约定。再次,我与邱汉斌是专利权共有人,从合同约定可见,邱汉斌无论先是许可后转让专利权都是对其共有部分的处置,与我和申某人订立和履行合同并不矛盾。四、关于涉案法律关系性质。双方当事人2000年10月1日订立的转让合同书,从权利义务内容看,既有技术转让的性质,又涉及排他实施许可。从我提出仲裁申某和申某人抗辩情况来看,我主张专利权转让,而申某人对此不持异议,只是认为合同无效已终止,但申某人却在提出本案申某时突然提出合同性质为专利实施许可而非转让。申某人这种裁决后主张的事实,法院可以不予理会。更重要的是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并不在此,而是合同是否有效,是否终止和是否应当履行。综上,(2011)梅仲裁字第001号《裁决书》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执行。申某人的申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被申某人古礼仁提交如下证据:
1、1999年5月26日签订的共享“中国龙”版权的协议书。
2、1999年5月24日的报纸。
3、2001年6月29日邱汉斌的证明。
4、被申某人古礼仁对中国龙的简介。
5、古礼仁与吴某的转让合同书。
6、邱汉斌与吴某实施许可合同书。
7、古礼仁参与设计中国龙的资料,包括《1000个图案备查》和《我国少数民族简表》。
申某人吴某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意见,协议书的时间是1999年5月26日,第一次专利申某登记是1999年6月23日,申某人的专利权人是邱汉斌和李秉隆。证据2与本案被申某人古礼仁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意见。证据4是古礼仁自己的陈某,对其真实性有意见,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对证据5、6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证据7不能作证据使用,没有证据效力,有关专利的情况以登记为准。
本院查明:1999年5月26日,案外人邱汉斌与被申某人古礼仁签订了《共享“中国龙”版权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竣工具有特色的‘中国龙’见《南方日报》五月二十四日报道的‘中国龙’将赠澳门。总设计邱汉斌投资参与人古礼仁已竣工的‘中国龙’版权属邱汉斌和古礼仁俩人所有,并无异议,协议为凭。本协议一式二份,各执一份。”
2000年8月26日,邱汉斌与申某人签订了《中国龙》版权、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书。合同约定:邱汉斌将“中国龙”项目的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许可申某人实施;专利实施许可的种类为排他实施许可;实施许可的期限自2000年8月31日起至2010年8月31日止;版权、专利使用费总金额为34.8万元;使用费采取逐月支付的方式,即每月支付3000元;合同生效后,申某人即向邱汉斌支付保证金2万元,并免使用费三个月给申某人筹备生产,从第四个月1-5日支付当月使用费3000元,上述保证金中留9000元在第十年10月份开始抵对专利使用费,余1.1万元保证金在第四个月开始抵对上交专利费等内容。同年8月27日(即签订上述合同后的第二天),邱汉斌就上述合同约定的保证金和使用费的分配事宜与被申某人古礼仁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保证金2万元的分配方式为邱汉斌分得1.5万元、古礼仁分得5000元;从2001年1月份起吴某逐月上交使用费3000元的分配为邱汉斌分得2500元、古礼仁分得500元,直到合同终止。
2000年10月1日,申某人吴某与被申某人古礼仁签订了《中国龙》版权、专利实施转让合同书(下称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在合同事由部分载明:“‘中国龙’的版权、专利在其版权、专利证书上只有邱汉斌的名字,并无甲方(即被申某人古礼仁,下同)的名字,但甲方是参与‘中国龙’创作的投资人,邱汉斌与甲方亦有协议,甲方可以共享‘中国龙’的版权和专利。依据我国《合同法》和《专利法》的规定,合同中的甲方就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中国龙’项目转让给乙方(即申某人吴某,下同)实施开发、制造销售的权利。”该转让合同第一条“专利实施转让的种类、范某和期限”约定:“1、种类:排他实施转让,即甲方不得在已经转让给乙方实施专利的范某内,就同一版权、专利与第三方订立版权、专利实施许可或转让合同。本合同生效后,甲方本人亦不得私自生产、销售制作任何‘中国龙’的系列工艺品或壁画。2、范某:甲方转让给乙方的版权、专利可以在任何范某内以开发生产经营目的把该外观设计专利‘中国龙’制作成任何形式、规格的各种工艺产品予以销售。3、期限:自2000年10月1日起至2010年10月1日止,共计10年。”第二条“版权、专利转让费用支付办法”约定:转让费总金额为36万元,转让费采取逐月支付的方式支付,即每月支付转让费3000元,本合同生效后,乙方即向甲方支付5000元,其余采取逐月支付。第三条“甲乙双方的义务”约定:甲方应当保证自己是该‘中国龙’版权、外观设计专利的合法拥有者,并有权转让乙方实施该项专利;甲方应当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维持该外观设计专利的有效性(即依法缴纳年费);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应将其与邱汉斌之间签订的‘中国龙’版权、专利共享协议书原件交由乙方保管;鉴于乙方与邱汉斌订立了《中国龙》版权、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如邱汉斌违约,甲方应负责代乙方与邱汉斌交涉等。第五条“违约责任”约定:若在合同有效期内专利权被终止或者被宣布无效的,本合同同时终止,甲方应赔偿由此给乙方已投资造成的损失,但已经给付的转让费不再返还;合同期满后,甲方保留版权专利,若乙方需继续经营,必须甲方同意并另签合同生效,否则视违约处理。第六条“争议的解决办法”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当事人双方应当协商,也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调解,双方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可申某梅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合同签订后,吴某向古礼仁支付了5000元,余款未付。
2001年6月29日,邱汉斌出具了一份《证明》,称:“本人的‘中国龙’版权专利已经转让给吴某先生,但古礼仁所有专利部分应由他自己与吴某协定生效。”
另查,2000年10月1日申某人吴某与被申某人古礼仁签订的转让合同所涉的外观设计专利系专利号为ZL99331357.4、名称为“标贴(中国龙)”的外观设计专利权,该专利的申某日为1999年6月23日,授权日为2000年6月14日,设计人记载为“邱汉斌和李秉隆”,原专利权人为邱汉斌和李秉隆,后专利权人变更为邱汉斌,之后专利权人再次变更为吴某,该著录变更生效日为2001年6月22日。至2007年6月25日,该专利权因未按期限缴纳或缴足年费和滞纳金被终止。
再查,2011年3月21日,梅州仲裁委员会根据古礼仁的申某,受理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专利权转让合同争议仲裁案,经开庭审理,于2011年8月25日作出[2011]梅仲裁字第001号裁决书,裁决:一、吴某向古礼仁支付专利转让费355000元及其利息(转让费利息从2000年1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2000年12月1日起至12月31日期间的转让费数额为1000元,计息时间从2000年12月1日算起;从2001年1月1日起按每月3000元转让费数额计算利息,计息时间从当月1日算起;计息的转让费以实欠转让费总额为限)。二、吴某向古礼仁补偿办理仲裁案件的费用30000元。三、本案仲裁费用10200元由吴某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三方面,一是仲裁裁决是否超出仲裁程序的适用范某以及仲裁程序是否合法,二是双方当事人在2000年10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效力,三是古礼仁提出仲裁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仲裁裁决是否超出仲裁程序的适用范某以及仲裁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我国《仲裁法》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了仲裁程序的适用范某,从上述规定看,并没有将涉及知识产权合同的纠纷排除在可仲裁范某之外,因此涉及知识产权合同的纠纷是可以仲裁的。具体到本案,从2000年10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的名称、合同标的、合同履行情况及其他权利义务约定,特别是“合同期满后,甲方(即古礼仁)保留版权专利,若乙方(即吴某)需继续经营,必须甲方同意并另签合同生效,否则视违约处理。”的约定看,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应是专利转让合同及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仲裁裁决在确定本案案由时遗漏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的案由,应予指正。吴某申某提出著作权具有人身权而不属于仲裁范某的主张,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著作权纠纷可以调解,也可以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或者著作权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机构申某仲裁。”,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属于可申某仲裁裁决范某,梅州仲裁委员会依据双方的仲裁协议和当事人申某,对双方争议进行仲裁符合《仲裁法》的规定,吴某上述主张不能成立。至于吴某申某提出仲裁裁决擅自篡改当事人关某同性质的陈某及立案案由与结案案由不一致,仲裁程序违法的问题,由于吴某提出仲裁裁决擅自篡改当事人陈某的主张没有提供依据,而仲裁庭在受理案件后,根据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行案件性质和案由的确定,即使结案案由与立案案由不一致,但符合法律的规定,并未违反程序。吴某该申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双方当事人在2000年10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吴某申某认为合同无效的理由主要是古礼仁无权转让合同所涉的专利权和著作权。但从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内容特别是合同前言部分可见,吴某在与古礼仁签订该合同时,合同已明确告知涉案的“中国龙”在著作权和专利权方面权利人的基本情况,吴某已知道了古礼仁就是创作的投资人,邱汉斌与其亦有协议,可以共享“中国龙”的著作权和专利权的事实,而且这一事实与本案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吴某是在知悉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与古礼仁签订合同,不存在吴某所述的古礼仁弄虚作假或与邱汉斌串通伪造《共享“中国龙”版权的协议书》的情形,古礼仁依其与邱汉斌的协议共同享有著作权和专利权的财产权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由于本案转让合同并不违反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依法应确认为有效,仲裁裁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正确。吴某提出古礼仁无权转让合同所涉的专利权和著作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古礼仁提出仲裁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转让合同约定转让费采取逐月支付的方式,也即定期给付。对给付定期给付之债,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其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吴某依约应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应付时间为2010年9月,至2011年古礼仁申某仲裁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吴某申某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所适用的范某是借款合同和买卖合同,不适用本案的主张。该司法解释所适用的权利范某是除解释第一条的除外规定之外的其他债权请求权,而第五条之规定并未明确只适用借款合同和买卖合同。吴某该请求明显与法律不符,本院予以驳回。至于吴某提出转让合同已于2007年6月25日因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未缴交专利年费而被终止,转让合同最迟在2007年6月25日即已终止,古礼仁提出权利主张的诉讼时效应从该日起算,至2011年申某仲裁已经过4年而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根据本案事实,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转让合同时,涉案专利的权利人仍未变更为吴某,但随着专利权在2001年6月22日专利权人变更为吴某后,缴交专利年费的法定义务也已随之转移给吴某,而且即使古礼仁应负缴交专利年费的义务,但吴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已通知古礼仁缴交而遭拒绝,况且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转让费还包括了著作权的许可使用费,因此以涉案专利未缴交专利年费而合同已经终止的理由不能成立,仲裁裁决确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正确。
综上所述,虽然梅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在确定本案案由时遗漏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的案由,但申某人吴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裁决书存在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且该裁决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故对申某人吴某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某人吴某对梅州仲裁委员会[2011]梅仲裁字第001号裁决书不予执行的申某。
案件申某费400元由申某人吴某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郭建龙
审 判 员 孔志勇
审 判 员 林思浩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洪 虹
本案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修正) 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5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09修正) 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09修正) 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09修正) 第6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2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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