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1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甲公司1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京73民终41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某1。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某。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某公司1。 一审原告：王某2。 一审原告：王某3(某某某)。 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胡某、乙公司1、一审原告王某2、一审原告王某3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互联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2020)京0491民初3747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支持王某1、王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丙公司1提供的用户信息、丙公司1提供的所谓“用户上传”的页面进而认定涉案录音制品是用户上传，既没有排除对该用户信息的合理怀疑，也没有排除对所谓“用户上传”的页面可能是经过技术处理的怀疑，是一审法院在对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上对不同的当事人采取双重标准。二.一审法院认为王某1没有通知某公司1删除涉案录音制品，是滥用“避风港原则”。三.一审法院将“出版”与“发表”混为一谈，对胡某、某公司1和王某3提供的民国时期、“文革”及之前时期的出版物上的歌曲的署名的判断，脱离了那个年代的社会实际。 胡某辩称，一审判决结果认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某1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某公司1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王某2述称，同意王某1的意见。 王某3述称，认可王某4整理改编翻译享有著作权，具体事实是否构成侵权，尊重法院裁判。 原告王某1、王某2共同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丁公司1删除其网站“某某某”(某某某)刘某演唱的《某某某》；2.丁公司1向王某1、王某2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0000元，胡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王某1、王某2、王某3对王某4遗产的继承 王某4出生于1913年12月28日，于1996年3月14日去世。王某4生前育有三子，即长子王某3、次子王某5、幼子王某1。1996年3月4日，王某4立遗嘱，该遗嘱内容为：“所有遗产均由我的法定继承人(长子：王某3；次子：王某5；幼子：王某1)继承。除他们兄弟三人，任何人均无权继承(没有收养过任何人)。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兄弟三人继承，并依法进行保护。一切有关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均由我的三个儿子依法进行处理、保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垦区公证处指派公证员对王某4捺手印确立遗嘱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1996)新乌垦证字某某某号《公证书》。 王某5出生于1948年4月23日，于2014年2月21日去世。2014年1月9日，王某5立遗嘱。该遗嘱内容为：“本人王某5是已故作曲家王某4的次子，我父亲王某4于1996年3月14日逝世，依据我父亲生前所立遗嘱，我有继承我父亲所立遗嘱内的权利。现本人依法立遗嘱，一切由我本人所继承的我父亲王某4的法律规定的著作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所有可以继承的内容及权利，在我百年以后由我的女儿王某2一人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西域公证处对王某5在所立遗嘱上签名、捺手印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14)新乌西证字第某某某号《公证书》。 王某1、王某2作为共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经一审法院通知王某3明确表示不放弃实体权利，一审法院追加王某3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并通知其参加本案诉讼。 二、《某某某》歌曲相关著作权属 (一)关于《某某某》王某4词曲 国家版权局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附录的《某某某》，署名为“维吾尔族民歌王某4编译”，降A调，4/4拍，曲谱由7小节组成，歌词为“某某某”。 (二)收录《某某某》歌曲的出版物、CD、磁带等 1.收录涉案歌曲的相关事实出版物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1月，某某某社出版发行《某某某》月刊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西北民歌专号(以下简称《某某某》)，收录了《某某某》歌谱，署名为“某某某”，乐谱为G调，4/4拍，乐曲内容共7小节，中文歌词1段，内容为“某某某”。该书编者在《某某某》一文写道，“某某某”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11月，由某某某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某某某》(初集)(以下简称《某某某》)，编者为“某某某”。收录了《某某某》乐谱，标注为“某某某”“某某某”，乐谱为G调，4/4拍，乐曲内容共7小节，中文歌词1段，与前述《某某某》刊载的《某某某》歌谱相比，歌词内容相同，乐谱基本内容一致。此外，《某某某》还收录了其他包含王某4署名的歌曲，但署名方式有所不同，有的署名为“某某某”，如《某某某》《某某某》等，有的署名为“某某某”，如《某某某》。 194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4月，戊公司印行图书《某某某》，收录了《某某某》的歌谱，乐谱标记为“C=34/4”，署名为“新疆”。歌谱采用简谱记谱，7小节，单旋律乐曲，中文歌词1段，与《某某某》中的《某某某》相比，歌词存在“某某某”与“某某某”、“某某某”与“某某某”的对应差异，其余歌词内容一致，乐谱基本一致。该书编者陈某在编者序里写明“某某某”。 195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辑、某某某编曲、某某某出版的音乐专刊《某某某》收录《某某某》乐谱，署名为“某某某”，该曲谱为五线谱形式，配有多声部和弦伴奏，其与前述《某某某》《某某某》中的《某某某》及王某4提出的涉案《某某某》相比，歌词基本一致，乐曲有一定的差异。从其乐谱署名及内容看，其系基于在先已有歌曲基础上的二度编曲。 1956年2月，马某编校、上海某出版社出版的《某某某》中收录《某某某》，署名为“某某某”，与《某某某》《某某某》中的涉案歌曲乐谱对比，除一处音符、调号、节拍不同外，其余曲谱一致；与王某4提出的涉案《某某某》对比，二者除三处音符、调号、节拍不同外其余一致。 《某某某》，署名“某某某”，其中歌谱下方标注“某某某”，与王某4提出的涉案《某某某》对比，歌词不同，乐谱存在多处差异。中央电视台采访彭某时，彭某自述《某某某》曲由其于1946年初记录。 1983年10月，某某某出版社出版、己公司发行的图书《某某某》(书号：8096.969)收录《某某某》，署名为“某某某”。1989年10月，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某某某》收录《某某某》，署名为“某某某”。1993年9月，庚公司出版、发行的《某某某》收录《某某某》，该书整体署名为“王某4著”，其中《某某某》标注为“某某某”。1997年10月，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王某4歌曲选》收录了《某某某》，署名“某某某”。2006年4月，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某某某》，收录《某某某》，署名均为“某某某”。 2000年新疆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某某某》收录《某某某》，署名为“某某某”。创作背景：1939年，王某4和抗战剧团的演员们到甘肃各地演出，在酒泉东关从卖葡萄干的维吾尔族小贩和一位维吾尔族高级知识分子那里，记下这首采用六声音阶的某某某。歌词中‘某某某’十个音节，‘某某某’就是维吾尔语‘某某某’的意思，译出为‘某某某，某某某’只有六个音节，不符合格调的要求，王某4把‘某某某’变成助词衬语。这首歌原来是舞曲，每个乐句都作反复，上下对句的尾音总是‘3’和‘6’，王某4把曲调连续重复的尾音及不上口的颤音去掉，突破了曲谱中的惯性重复，使音调甜美，感觉为之一新。 2005年9月，新疆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某某某》收录《某某某》，署名为“某某某”，乐谱为降A调，4/4拍，共有7小节，配中文歌词1段，在歌谱的下方标注文字为“某某某”。 2006年新疆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某某某》内载文章《某某某》，记载内容为：“某某某。这是王某4改编的新疆民歌《某某某》的歌词。1939年王某4和抗战剧团的演员们到甘肃各地演出，在酒泉东关从卖葡萄干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那里，记下这首采用六声音阶的曲谱。王某4分析这首歌的语言翻译结构时说，当时歌词‘某某某哟哟，某某某哟哟’十个音节，‘某某某’就是维吾尔语‘小鸟’的意思，译出为‘某某某，某某某’只有六个音节，不符合格调的要求，于是便把‘某某某’变成整首歌助词衬语。在分析旋律结构时认为，这首歌原来是舞曲，每个乐句都做反复，上下乐句的尾音总是‘3’和‘6’，于是便把曲调连续重复的尾音及不上口的颤音去掉，突破了曲谱中的惯性重复，使音调变得甜美，感觉为之一新。王某4把这首歌作为当时剧团里的一个演出节目，一经演唱，博得了听众的喝彩，在当时由国某某某编的《某某某》、某某某编的《某某某》、某某某编的《某某某》、某某某编的《某某某》、某某某编的《某某某》等十几种音乐书刊上登选了《某某某》和王某4在这一时期收集、改编的西北少数民族…”。 2.收录涉案歌曲的音像制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磁带、CD)，均以“王某4作品”“王某4歌曲”“西部歌王王某4”“王某4西部歌王”等为封面专辑名称，且均收录了涉案歌曲《某某某》的演唱音频内容。辛公司出版的磁带《某某某》、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磁带《某某某》、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磁带《某某某》、某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制作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磁带《某某某》、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磁带《某某某》；某某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磁带《某某某》；某某某交流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磁带《某某某》、某某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CD《某某某》、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CD《某某某》、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CD《某某某》、某某某影音公司出版的CD《某某某》、某某某出版社出版的CD《某某某》、某某某出版公司出版的CD《某某某》、某某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磁带《某某某》等。 某某某公司唱片《某某某》署名“某某某”，与王某4提出的涉案《某某某》相比，二者在小节、乐句衔接、具体音符上存在差异，且仅两句词“某某某。 3.收录涉案歌曲的节目 《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对某某某署名“改编王某4”。部分以“王某4作品”“王某4”命名的演唱会、音乐会节目单、演出报道中均包含《某某某》。 (三)涉案歌曲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相关的事实 王某1于1996年3月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签订《音乐著作权合同》，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中国音乐著作协会以信托的方式管理。 2006年8月10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资料部出具证明，该证明内容“王某1先生于1996年4月1日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为会员。由其父亲王某4先生创作的如下作品在协会进行了登记：…11.某某某…”。在上述作品清单上共计罗列了207首歌曲。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于2020年4月20日出具证明，记载“…音乐作品《某某某》的著作权人是王某4(已去世)，现由其继承人王某1、王某3、王某2共同享有著作权，且王某1、王某3、王某2均为我会会员，已经将其享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授权我会进行信托管理，因此我会有权对上述音乐作品进行授权…”，且已经实际向王某4继承人分配了作品使用费。 (四)关于涉案歌曲署名的文章 1.杜某文章《某某某》(载自1983年《某某某》第2期)，该文章记载“某某某”“某某某”。 2.张某文章《某某某》(刊载在《某某某》1995年第5期·总第355期第24页)，该文章记载“某某某”“某某某”。 3.王某4文章《某某某》(载自1995年第6期《某某某》)，该文中记载“某某某”“某某某”。 4.杜某文章《某某某》(刊载于《某某某》2021第1期)，文中写道，王某4接受访谈时称“某某某”。 三、侵权事实 某公司1的网站“某某某”上有刘某演唱《某某某》的两场舞台演出录像，视频中的歌曲署名为“胡某改编”。 某公司1提交了其网站《用户服务协议》和《知识产权声明》，明确标注其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并公开了投诉的渠道和方式。某公司1另行提交了涉案视频上传者的手机号、邮箱、注册IP及注册时间等信息。 庭审中，王某1、王某2、王某3确认涉案视频已经删除。 上述事实有公证书、出版物、黑胶唱片、检索资料、学术文章、授权书、合作协议、判决书及当事人陈某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外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均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诉争行为发生及起诉的时间均在2021年6月前，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正，以下简称著作权法)。 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辨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王某4(已故)是否享有涉案歌曲著作权的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音乐作品，是指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涉案歌曲《某某某》系由相应的词、曲构成的音乐作品，系在既有流传于民族地区歌曲的基础上记录整理而来。根据现有证据，在原始歌曲无法考证的情形下，音乐工作者在民间传唱的歌曲基础上对音乐作品的记录、传播所作的贡献应当得到肯定。记录者以书面形式对于演唱者演唱的民歌进行音乐记录、整理时，需要根据记录者的艺术审美和专业修养，通过其个人判断、选择、取舍，确定最终记录的音调、节奏、速度等，对有歌词的民歌，还需要确定所配歌词的明确含义。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情况下，一般署名“记谱”即指的是对民歌进行整理、加工，是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就曲调而言，《某某某》和《某某某》(初集)收录的《某某某》，均署名为“某某某”，单从上述署名情况无法推断该记谱工作是否由王某4完成，亦无法证明王某4对涉案歌曲的原曲调进行了独创性的劳动。作为发表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在二作品中王某4均未对曲调特别标注署名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在上述作品发表时，王某4未对曲调主张权利，故无法以上述作品署名确定王某4对曲调享有权利。 《某某某》收录的《某某某》，署名为“某某某”。如无相反证据，该署名可以认定王某4对涉案歌曲的搜集整理付出了独创性劳动。某某某公司唱片《某某某》(署名“某某某”)和《某某某》(署名“某某某”)，与《某某某》收录的《某某某》相比均存在较大差异，故其不能作为推翻王某4享有对《某某某》曲调享有权利的相反证据。但是《某某某》中收录《某某某》{署名“某某某”}与《某某某》和《某某某》(初集)收录的《某某某》相比，除一处音符、调号、节拍不同外，其余曲谱一致；与王某4提出的涉案《某某某》对比，二者除三处音符、调号、节拍不同外其余一致。这可以说明较为固定的涉案歌曲曲调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已经流传。一审法院认为，1941年《某某某》和《某某某》(初集)收录的《某某某》发表时王某4尚未对涉案歌曲主张权利，而时隔40余年后王某4在出版《某某某》收录的《某某某》时调整原有署名方式，并据此主张对涉案歌曲曲调的著作权，不应获得支持。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法院无法依据《某某某》收录《某某某》的署名情况确定王某4对涉案歌曲的曲调享有权利。 就歌词而言，涉案歌曲作为新疆民歌，以维吾尔族语形式流传，王某1、王某2、王某3主张权利的歌词版本为汉语词。显然，涉案歌曲并非对原有歌曲的简单复制，至少在歌词层面涉及翻译配歌的独创性工作。就王某4是否享有涉案歌曲汉语词的权利，考量以下几个方面：1.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根据《某某某》出版时间，可以认定涉案歌曲的歌词形成于1941年1月，该证据可以作为王某4对涉案歌曲汉语词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2.王某1、王某2、王某3主张王某4系对原有少数民族民歌的歌词进行汉语大意的直译，其在歌词大意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最终完成配歌。就此，王某4本人以署名文章、访谈口述等形式对其从事的民歌“翻译”工作进行的解释说明，王某1、王某2、王某3亦在庭审中表明涉案歌曲“某某某”是维吾尔语的音译，如翻译成汉语“某某某，”就会使词与曲的节拍脱节。以上陈某符合翻译的客观规律，在未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王某4在汉语大意基础上，依据其对民歌的理解，为曲调选配上具体歌词能够体现其个性化的新选择、取舍与安排，具有独创性。王某4对歌词独创性表达部分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3.壬公司唱片《某某某》而言，其仅有两句词与涉案歌曲一致，无法得出涉案歌曲忠实记录了其歌词的结论，故该唱片不能作为推翻王某4享有《某某某》歌词权利的相反证据。4.杜某采访王某4时的手书记录以及发表在《某某某》杂志中的访谈录，记载有涉案歌曲“某某某”，能够佐证涉案歌曲并非王某4翻译。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手书和访谈录的相关内容，系杜某为编辑1982年出版的《某某某》采访王某4个人记录而成，记录内容是否准确、是否经王某4认可均未可知，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不应仅依据手书中的片段词句径行确认或否定王某4对涉案歌曲的独创性贡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王某4系涉案歌曲歌词翻译者，享有涉案歌曲歌词著作权。 二、胡某、某公司1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对王某1、王某2、王某3侵权的问题 据以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某某某网站上传播的涉案视频系由网络用户上传，某公司1仅提供了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癸公司1对涉案视频进行了编辑、推荐、整理等行为，且涉案视频已经删除，子公司1明知或应知涉案视频的存在，丑公司1没有侵害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此外，也无证据证明上传涉案视频的网络用户即为胡某，故此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胡某侵害了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王某1、王某2、王某3主张，“改编”对应于著作权法上的行为就是表演，因此胡某侵害了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表演权。某公司1在互联网上传播胡某改编的《某某某》，侵害了王某1、王某2、王某3的署名权。一审法院认为，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本案所涉视频中的表演者为刘某，并非胡某。将“改编”行为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亦无法律依据。因此，对王某1、王某2、王某3主张胡某侵害其表演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王某1、王某2、王某3主张，某公司1侵害了其署名权。一审法院认为，侵害署名权的主体应限于作品的直接使用者。寅公司1参与了涉案视频的制作等环节，涉案视频由网络用户上传，某公司1仅提供了传播平台，并非涉案作品的直接使用者。故此，对王某1、王某2、卯公司1侵害其署名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某1、王某2、王某3向胡某、某公司1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正)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某1、王某2、王某3(某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胡某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1民终529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杜某的期刊文章，证明王某4不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权。王某1不认可上述判决的证明目的。王某3对上述判决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王某4是否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权；二、一审判决关于侵权行为的定性是否正确。 一、王某4是否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权 民歌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系由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内不特定成员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集体口头创作、历代相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进行加工的歌曲，是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民歌进行记录整理是民歌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对民歌进行记录整理时，通常需要凭借自身艺术审美和专业修养能力，融入自身对民歌的理解，并通过个人判断、选择、取舍，才能确定最终的音调、节奏、旋律等，特别是以乐谱形式对民歌尤其是流传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歌进行记录、整理，一般需要付出艰难的创造性劳动，融入记录、整理者的独创性表达，方能形成最终成果。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应认定民歌记录整理成果在整体上具备一定的独创性进而构成演绎作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践中，尤其是著作权法实施前，民歌经记录整理形成的相应乐谱在出版时的署名并不规范，存在署名或未署名的情形，不宜仅凭出版物中的署名情况即作出简单认定，而需要根据记录整理者是否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来进行判断。 就本案而言，涉案歌曲《某某某》是王某4对原始民歌进行记录整理的成果，认定王某4是否对其享有著作权，就需要判断其相对于原始民歌是否具有独创性。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胡某、某公司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王某4对其版本《某某某》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的认定。因此，王某4对涉案歌曲《某某某》的词、曲均享有著作权，王某1、王某2、王某3基于遗产继承的事实，享有相关著作财产权。一审判决有关王某4对涉案歌曲《某某某》的曲调不享有著作权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一审判决关于侵权行为的定性是否正确 据查，本案一审庭审中，王某2、辰公司1侵害了涉案作品的词曲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署名权，胡某侵害了涉案作品的词曲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表演权。本院认为，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某公司1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癸公司1对涉案视频进行了编辑、推荐、整理等行为，且涉案视频已经删除，子公司1明知或应知涉案视频的存在，丑公司1没有侵害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此外，也无证据证明上传涉案视频的网络用户即为胡某，故此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胡某侵害了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关于表演权，本案所涉视频中的表演者为刘某，并非胡某，将“改编”行为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无法律依据，因此关于王某1、王某2、王某3胡某侵害其表演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署名权，侵害署名权的主体应限于作品的直接使用者。寅公司1参与了涉案视频的制作等环节，涉案视频由网络用户上传，某公司1仅提供了传播平台，并非涉案作品的直接使用者。王某1、王某2、卯公司1侵害其署名权，亦无充足依据。王某1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洁 审 判 员　姜丽娜 审 判 员　夏 旭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 恒 书 记 员　邹 畅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9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4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5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177条1款1项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