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王某2等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王某、王某2等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鄂08民初98号 原告：王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2。 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3。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甲公司(集团)乙公司丙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某地。 负责人：程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 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 法定代表人：费维耀，社长、总编辑。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某。 原告王某、王某2、丁某(集团)乙公司丙公司(以下简称乙24公司)、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胡某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院不具有管辖权。本院作出(2020)鄂08民初9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不服上述裁定，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2日作出(2021)鄂民辖终22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王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原告王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某，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胡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己公司、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停止销售《民族唱法女生卷(三)》[ISBN978－7－5523－1734－3/j.1606]；2、判令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将《青春舞曲》的署名更正为“作词作曲：王某5”，并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0000元；4、判令胡某向原告赔礼道歉；5、判令胡某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0000元，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王某、王某4更诉讼请求：1、己公司、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停止销售《民族唱法女生卷(三)》[ISBN978－7－5523－1734－3/j.1606]；2、判令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将《青春舞曲》的署名更正为“维吾尔族民歌王某5整理”，并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因侵犯原告依法享有的表演权，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0000元，胡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因侵犯原告依法享有的复制发行权，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0000元，胡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青春舞曲》是已故著名音乐家王某5使用少量维吾尔族民歌素材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原告依法继承了该音乐作品的著作财产权。2020年7月5日，庚公司购买了一本《民族唱法女生卷(三)》。该书的出版单位是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该书第91页的《青春舞曲》，与王某5整理改编维吾尔族民歌而成的《青春舞曲》的主旋律相同，对此进行了篡改但基本相同，却被标注为“维吾尔族民歌胡某改编”，侵犯了王某5依法享有的署名权。胡某未经许可，对王某5创作的《青春舞曲》的词曲进行篡改并据为己有，不仅侵犯了王某5依法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而且构成剽窃。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出版该歌曲未经许可，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的复制发行权。 原告王某3经本院通知参加诉讼，其同意王某、王某2的诉讼请求，无其他独立的诉讼请求。 戊公司辩称，辛公司购买，收到法院的通知后，已经停止销售案涉图书。 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辩称，1、原告目前的材料没有有效的身份主体材料证明王某是王某5的继承人，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2、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出版物中的曲谱与原告的曲谱完全不同，且原告没有提供相关的文件。起诉状中也明确《青春舞曲》改编自民歌，如果原告认为改编的作品能够超出原作品形成新作品，应该提交证据。4、涉案民歌传唱已久，有多种出版物记载《青春舞曲》，并未署名王某5，即使王某5有记录涉案歌曲，也并非唯一版本，涉案歌曲也并非王某5的。5、《青春舞曲》学界认为是民歌，学界观点足以证明被告的意见。6、表演权涉及表演行为，针对涉案作品是音乐作品，应该是演唱等行为，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目前仅是出版、发行涉案作品，不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是否是原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都没有过表演该作品的行为，故对原告表演权侵权的主张不予认可。7、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是通过学界的相关主张，来进行署名的，根据我们跟胡某的沟通，胡某用的彭松记谱的《青春舞曲》版本，并未适用王某5主张的其记谱的版本，在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复杂的情况下，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的署名及使用均合理，不应当承担其他责任。 被告胡某辩称，随着调查考证的深入，历史真相已经清晰，王某5先生并不享有《青春舞曲》词、曲某作权。曲调上——王某5《青春舞曲》旋律与署名“彭松记谱”的新疆喀什原生态民歌《维阿乃尔》高度一致，故王某5不享有旋律著作权；歌词上——不仅有在先“庆余词”的民国黑胶唱片署名作为相反证据(此唱片的旋律亦与原告相似)，更有王某5本人1982年自述“词是原词”，进一步印证了歌词既非其创作，又非其加工，更非其翻译，而是其忠实记录的由“南京学生演唱”的汉语原词。故原告词、曲某作权均不成立。 原告王某、王某6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死亡医学证明、遗嘱、作品登记证书、音乐著作权合同、证明、版税分配清单、民事判决书、出版物、委托协议等，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围绕其抗辩意见提交了涉案歌曲出版物、出版合同等证据，被告胡某提交了涉案歌曲出版物、类案判例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上述证据是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王某5的继承人对其财产的继承情况 王某5育有三子，即王某3、王某7星、王某。1996年3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垦区公证处出具(1996)新乌垦证字第189号公证书，对王某5的遗嘱进行了公证。该公证书所附遗嘱载明：一、所有遗产均由其的法定继承人(长子王某3；次子王某7星；幼子王某)继承。除他们兄弟三人，任何人均无权继承(没有收养过任何人)；二、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兄弟三人继承，并依法进行保护。王某5于1996年3月14日逝世。 2014年1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西域公证处出具(2014)新乌西证字第0117号公证书，对王某7星的《遗嘱》进行了公证，该公证书所附遗嘱载明，一切由王某7星所继承的其父亲王某5的法律规定的著作权、名誉权等所有可以继承的内容及权利，在王某7星亡故之后由其女儿王某2一人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王某7星于2014年2月21日逝世。 二、原告主张其对王某5版本《青春舞曲》享有著作权相关基本事实。 王某、王某2提交的国作登字-2019-B-00568373《作品登记证书》载明，音乐作品《青春舞曲》系1939年1月1日由王某5创作并发表的歌曲，著作权人为王某、王某2，登记日期为2019年7月24日。该《作品登记证书》同时附录了歌曲《青春舞曲》的词曲，附录的词曲署名为：维吾尔族民歌，王某5编译。 1996年3月26日，王某与音著协签订《音乐著作权合同》，王某同意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予音著协以信托的方式管理。2006年8月10日,音著协出具《证明》载明，王某5先生创作的如下作品在协会进行了登记：……11.青春舞曲……音著协亦将《青春舞曲》的版权使用费分配给了王某5的三位继承人。 壬公司(台湾)1993年出版的CD《王某5歌曲精选集演唱篇》、癸公司1995年出版的《王某5西部歌王》、子公司提供版权青海文艺音像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王某5作品经典集》、厦门音像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某5和他的歌》、中国华盛音像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王某5掀起你的盖头来》、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王某5作品经典集》、深圳天虹音像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王某5作品精选辑超长版》、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王某5经典作品全纪录》、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王某5西部歌王》、索尼音乐(亚洲)丑公司提供版权的《王某5花儿与少年》寅公司1996年《西部歌王王某5和他的歌》、广西金凤凰音像出版社1997年《王某5MTV》、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000年《世纪之声》、海南省电子音像出版社2003年《新世纪音乐永远的王某5》、民族音像出版社2003年《王某5和他的西部民歌》、卯公司2003年《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某5经典》、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2004年《西部歌王王某5》、辰公司2004年《西部传奇王某5歌曲精选》、巳公司2005年《王某5西部歌王逝世九周年纪念》、巳公司2005年《王某5西部歌王》、珠影白天鹅音像出版社2010年《纪念王某5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经典作品合唱篇》、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1992年《王某5著名民歌集》、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1996年《王某5西部歌王歌曲精选》、午公司1996年《西部歌王王某5精选特辑》、未公司1996年《西部歌王王某5和他的歌》、申公司1997年《王某5西部歌王》、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1997年《西部歌王王某5作品纪念专辑》、福建省音像出版社1997年《王某5作品精选》、酉公司2000年《王某5经典万古歌神》，均将歌曲《青春舞曲》的作者标注为王某5。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书籍《洛宾歌曲集》在其收录的《青春舞曲》署名：维吾尔族民歌，洛宾/记谱译配。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书籍《达坂城的姑娘》、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书籍《王某5歌曲选》、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书籍《新疆50年优秀歌曲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书籍《新疆民歌精选达坂城的姑娘》在其收录的《青春舞曲》均署名：维吾尔族民歌，洛宾编词曲。戌公司1993年出版的书籍《纯情的梦》在其收录的《青春舞曲》署名：维吾尔族民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书籍《500年的歌王某5经典歌曲与创作》在其收录的《青春舞曲》署名：维吾尔族民歌，王某5编译。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书籍《歌声里的王某5》文章《青春舞曲》记载了歌曲《青春舞曲》的创作过程，该文章记载：1939年王某5和抗战剧团的演员们到甘肃各地演出，在酒泉东关从卖葡萄干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那里，记下这首采用六声音阶的曲谱。王某5分析这首歌的语言翻译结构时说，当时歌词中“别的那哟哟，别的那哟哟”十个音节，“别的那”就是维吾尔语“小鸟”的意思，译出为“小鸟哟，小鸟哟”只有六个音节，不符合格调的要求，于是便把“别的那哟哟”变成整首歌的助词衬语。在分析旋律结构时认为，这首歌原来是舞曲，每个乐句都做反复，上下乐句的尾音总是“3”和“6”，于是便把曲调连续重复的尾音及不上口的颤音曲调，突破了曲谱中的惯性重复，使音调变得甜美，感觉为之一新。王某5把这首歌作为当时剧团里的一个演出节目，一经演唱，博得了听众的喝彩，在当时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人间社编的《民歌选集》、民歌研究社编的《民歌选》、中华乐社编的《民歌选集》、兄弟书社编的《民歌》、亥公司编的《中国民歌集》等十几种音乐书刊上登选了《青春舞曲》和王某5在这一时期收集、改编的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使《青春舞曲》迅速在国内传唱开来，成为一些艺术团体和歌唱家的长期保留节目。当有记者问起改编这首歌的体会时，王某5说，改编一首成功的民歌，“更难的问题是将民族语言译为汉语，一是风俗习惯不同，照原意译出，不易理解；二是民族语言是音节的语言，比如一个乐句里，一句话有十多个单音，用五六个单音去唱十多个单音的旋律，肯定会失去民族歌曲的格调，故必须对语言进行艺术加工。……歌词译出，还要反复地唱，既符合民族格调，又不歪曲汉语形象，通过五十多年的经验，我认为编写一首兄弟民族的民歌，花费的创作精力，不次于创作一首新歌。”后来，新疆音乐界的专家们在分析《青春舞曲》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认为，在严酷紧张的战争岁月里，随时都有发生战争的事态和趋势，王某5不畏艰险，付出了艰巨的艺术劳动，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优秀作品，《青春舞曲》及改编的一批民歌不愧是这个时期的珍贵民间音乐遗产。 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主张著作权的作品是1983年的《洛宾歌曲集》里面的《青春舞曲》(1939年发表)。 三、未署名王某5的出版物信息及《青春舞曲》作者争议有关事实。 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民间歌曲选》在其收录的《青春舞曲》署名：新疆(南疆)民歌，彭松记谱。天下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新疆民间歌曲集》在其收录的《青春舞曲》署名：库车流行歌曲，老志诚编作曲。甲23公司民国38年发行的《民歌集》在其收录的《青春舞曲》署名：新疆。 四、被控侵权行为有关事实 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2019年出版的《民族唱法女生卷(三)》收录的《青春舞曲》署名：维吾尔族民歌，胡某改编。该书经上海音乐学院授权，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出版，2019年5月首次印刷，2020年6月第2次印刷。 经比对，涉案钢琴曲与前述王某5版的《青春舞曲》在主旋律上基本一致。 五、有关合理费用的支出 王某、王某2主张因本案支出了相关费用，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该《委托协议》第三条合理费用(即诉讼成本)约定，合理费用包括诉讼费、公证费、差旅费和基本律师费，某律师事务所垫付诉讼费、公证费，承担差旅费，基本律师费为每案5000元；提成律师费为每案实际获得赔偿金的10%。上述合理费用，某律师事务所代收的赔偿金中优先扣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某5(已故)是否对涉案歌曲《青春舞曲》享有著作权；二、被告胡某改编的涉案钢琴曲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三、如果构成侵权，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一、关于王某5(已故)是否对涉案歌曲《青春舞曲》享有著作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该规定是对演绎作品的保护。演绎作品是指在保持原有作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对原表达加以发展，并使得新表达与原表达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新作品。对于原作品的演绎，只有符合独创性的要求才能形成演绎作品，即演绎者必须在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的创作，而且创作结果应当符合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如果只是对原作品进行了很少的改变，改变的结果与原作品之间不存在可以被客观识别的显著差异，则改变的成果只能视为原作品的一种复制件，而非演绎作品。对于民间音乐作品曲调的演绎，演绎作品应是使用了原音乐作品的基本内容或重要内容，对原作品的旋律作了创造性修改，却又没有使原有旋律消失。 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民歌《青春舞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在我国新疆、青海等地的维吾尔族等民族中流传传唱，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原告王某、王某2、王某3主张王某5通过作词作曲创作了涉案歌曲，但原告并未举出足够证据证明这一主张成立，且从前文中所述出版物中记载的《青春舞曲》创作经历以及多个出版物的署名情况来看，其应属于演绎作品。涉案歌曲成立演绎作品的前提是王某5对涉案民歌曲调进行了创造性修改，即涉案歌曲曲调与民歌《青春舞曲》曲调是否存在客观可识别的具有独创性的显著性差异。首先，民歌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般是口头创作，且多以口耳传播的方式世代相传，具有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特点，不同演唱者演唱的内容、曲调可能均不同，故其在被记录、整理前一般无固定统一的曲谱，而涉案歌曲具有统一完整的词曲，因此必然有人对口头形式传唱的民歌进行了整理记录等。其次，民歌在传唱过程中不是以简谱的形式表达，歌手可能以不清晰的词语、不同的音调进行演唱，当用简谱形式表迖民歌时，需要确定简谱的音调、节奏、速度等，并可配有相应的歌词，故以简谱方式对民歌进行整理、记录、加工，必然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以民歌为基础形成的歌曲，属于演绎作品。最后，原告提交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多个公开出版物中收录的《青春舞曲》均署名：维吾尔族民歌，王某5编词曲，而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公开出版物的出版时间虽然早于原告提交的出版物的出版时间，由于年代久远，该出版物是否有作者署名、署名是否得当等，均已无从考证，但该出版物中的涉案歌曲以简谱的记录形式刊载，其必然存在整理、记录、加工者，从历史留存的现有的出版物来看，虽然出版物的署名方式各有不同，但出版物中“维吾尔族民歌王某5编词曲”等署名说明王某5为此作品付出了智力劳动，并且迄今为止，除王某5外，对涉案歌曲，没有人公开表明作者身份及权利，故仅凭被告提交的出版物不能排除王某5是涉案歌曲的整理、记录、加工者。综上，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某5通过对原生态民歌《青春舞曲》进行整理和记录形成了现有公开并署名为王某5的版本，本院依法确认王某5对涉案歌曲享有著作权。 二、关于被告胡某改编的涉案钢琴曲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的问题。胡某认为，最早对《青春舞曲》旋律署名为“记谱”的是彭松。本院认为，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民间歌曲选》中收录的《青春舞曲》并非原始状态的民歌《青春舞曲》，有统一、完整的曲词，该出版物中的涉案歌曲必然是经过他人记录、整理、加工的，只是未标注记录、整理、加工人，该出版物中的涉案歌曲均与前述王某5版本的歌曲《青春舞曲》的词曲基本一致。王某5的人生经历表明其在1939年起便开始接触、记录及整理民歌《青春舞曲》，最终形成的王某5版本《青春舞曲》已广泛流传并成为经典歌曲。民歌样态的《青春舞曲》内容为何无法查清，在该出版物中的《青春舞曲》的词曲与王某5版本的词曲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胡某认为王某5并非著作权人的抗辩不能成立。 经比对，涉案钢琴曲与前述王某5版的《青春舞曲》在主旋律上基本一致，可以认定涉案钢琴曲使用了王某5版本的涉案歌曲。被告胡某未取得王某5或三原告的许可，利用王某5版本的涉案歌曲进行创作形成的涉案钢琴曲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演绎作品，该行为侵害了涉案歌曲的改编权、复制权，对三原告的著作财产权构成侵害。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应当对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进行审查，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其未经三原告许可，以图书的形式复制、发行涉案钢琴曲，但并未注明其来源作品名称，没有为王某5署名，其行为侵害了王某5就涉案歌曲享有的署名权、三原告获得报酬的权利，亦应当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 三、关于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五)剽窃他人作品的；(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视听作品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七)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八)未经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表演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九)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十)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乙24公司出版发行及销售了含有涉案钢琴曲《青春舞曲》的《民族唱法女生卷(三)》[ISBN978－7－5523－1734－3/j.1606]，二被告应停止销售含有涉案钢琴曲的上述出版物。 关于赔礼道歉的请求，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适用于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履行对象应限于受害人本人，由于王某5已经死亡，三原告并非涉案歌曲的著作人身权人，其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无法律依据，故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关于赔偿损失的请求，被告胡某未经许可，改编了涉案作品，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出版包含涉案作品的出版物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两被告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故本院综合考虑涉案歌曲知名度、侵权行为性质、范围、后果、被告主观过错程度、原告的合理维权支出等因素，依法酌情确定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四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丙25公司(集团)乙公司丙公司、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销售含有涉案钢琴曲《青春舞曲》的《民族唱法女生卷(三)》[ISBN978－7－5523－1734－3/j.1606]； 二、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王某2、王某3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00元； 三、驳回原告王某、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元，丙25公司(集团)乙公司丙公司、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胡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王某3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王某、王某2、丙25公司(集团)乙公司丙公司、被告上海音乐出版社乙公司、被告胡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某 审判员　周某 审判员　董某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吴某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4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25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2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52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