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重庆图书馆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重庆图书馆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京0108民初9285号 原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某地甲158号。 法定代表人：赵某，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甲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某地金隅嘉华大厦C座710室。 法定代表人：付某，董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重庆图书馆，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地。 法定代表人：任某，馆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乙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16号楼102号。 法定代表人：刘某。 原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丑56公司）丙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被告重庆图书馆、丁公司（以下简称丁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丑56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戊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彭某，被告重庆图书馆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2庭参加了诉讼。己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丑56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停止侵权，删除重庆图书馆网（www.cqlib.cn）中的涉案图书；2.二被告连带赔偿丑56公司经济损失81840元及合理开支（公证费）156元。事实与理由：丑56公司经合法授权取得文字作品《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某地赫蒙族调查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中华礼仪文化与文明北京》（上述四本图书以下简称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性质为专有使用权，丑56公司在授权地域和授权期限内享有涉案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2015年，丑56公司在重庆图书馆网站内的超星电子书数据库中发现上述作品。经查明，系二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将涉案图书扫描制作电子版本后，上传至重庆图书馆网站，以供读者在线阅读，牟取高额回报。二被告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丑56公司对涉案图书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连带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另，为追究二被告的法律责任，丑56公司支付了一定数额的公证费，应由二被告承担。 丙公司辩称：1.不认可丑56公司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丙公司传播涉案图书是基于与丑56公司签订的《庚公司建设协议》，涉案图书包含在合同范围内，且该合同一直在实际履行中，丙公司无侵权的主观故意，辛公司依法取得了丑56公司的授权，未侵犯丑56公司的权利。3.丙公司取得了丑56公司授权的同时，也取得了涉案图书《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某地赫蒙族调查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作者的授权，亦未侵犯丑56公司的权利。不同意丑56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重庆图书馆辩称：1.不认可丑56公司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丑56公司提交的《图书出版合同》只能证明合同签约的甲方与出版物的作者姓名相同，合同中没有甲方的任何身份信息，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出版的真实情况亦无法核实确认；2.重庆图书馆只是提供链接服务，通过链接点入后，壬公司提供了在线阅读服务，重庆图书馆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删除了涉案图书；3.癸公司构成侵权，子公司承担，与重庆图书馆无关。不同意丑56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丁公司未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涉案图书的著作权归属情况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系2012年7月由丑56公司出版，署名“王虹、刘智著”，2012年7月第1版，全书共计210千字；《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某地赫蒙族调查研究》系2013年4月由丑56公司出版，署名“郑宇、曾静著”，2013年4月第1版，全书共计251千字；《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系2013年12月由丑56公司出版，署名“李龙海、何力群著”，2013年12月第1版，全书共计295千字；《中华礼仪文化与文明北京》系2013年6月由丑56公司出版，署名“张继春、李宗泽著”，2013年6月第1版，全书共计267千字。 2012年2月6日，王虹与丑56公司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载明，作者署名王虹著，作品名称《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2012年3月2日，郑宇与丑56公司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载明，作者署名郑宇等著，作品名称《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某地赫蒙族调查研究》；2012年4月2日，李龙海与丑56公司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载明，作者署名李龙海、何力群著，作品名称《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该合同空白处还载明“此合同复印件与本人手中合同原件一致，核对无误”，并有李海龙签字和身份证复印件；2012年5月11日，张继春与丑56公司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载明，作者署名张继春，作品名称《中华礼仪文化与文明北京》。上述《图书出版合同》均载明，作者王虹、郑宇、李龙海、张继春分别授予丑56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世界以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出版发行涉案图书汉文文本、外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拾年。上述《图书出版合同》有王虹、郑宇、李龙海、张继春签字。 丙公司、重庆图书馆不认可丑56公司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上述合同均未提交作者身份证明，无法确认在合同上签署的姓名与涉案图书作者为同一人；涉案图书虽标注“著”，但由于涉案图书中有大量内容来源于第三方作品，因此作品性质应为汇编作品；涉案图书的“著”和“编著”的标注有很大随意性，不能依据图书本身所载性质来判定作品性质；对于涉及多个作者、但仅有其中一部分作者签约的出版合同，在丑56公司未能提交作者之间就涉案图书主张权益未能协商一致的证据的情况下，丑公司主张权利；涉案图书《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出版合同所载作者与图书所载作者不一致，前者为“王虹”，后者为“王虹、刘智”；涉案图书《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某地赫蒙族调查研究》出版合同首页“甲方（著作权人）”处为空，末页加盖“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的印章和“郑宇”的签字，而涉案图书上的作者署名为“郑宇、曾静”；涉案图书《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出版合同的签章处只有李龙海的签字，没有何力群的签字，且该份合同为加盖红章的复印件，而非原件；涉案图书《中华礼仪文化与文明北京》出版合同首页载明“甲方（著作权人）：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末页签章处为“张继春”签字，而该本图书上的作者署名为“张继春、李宗泽”。 二、关于二被告传播涉案图书的情况 2015年9月25日，丑56公司申请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浏览相关网页情况进行公证取证。在浏览器中输入“www.cqlib.cn”，进入重庆图书馆网站，点击“数字资源”，在进入页面中点击“远程访问系统”，在网址为222.177.237.213的页面中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后，进入相应页面，点击“超星电子书（包库）”，在进入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涉案图书名称得到搜索结果后，点击“网页阅读”，显示该书目录、版权页及图书内容，通过下拉框控制浏览涉案图书内容。丑56公司据此主张二被告共同向网络用户提供完整涉案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侵害了丑56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丙公司、重庆图书馆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且上述行为仍在持续，寅公司认为公证过程不能证明是全文阅读，部分页面在下拉过程中是空白，仅公证了《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带有内容的6页，字数约5千字；《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某地赫蒙族调查研究》带有内容的9页，字数约9千字；《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带有内容的13页，字数约14千字；《中华礼仪文化与文明北京》带有内容的10页，字数约9千字。为此提交了（2014）一中民终字第3728号民事裁定书、（2013）海民初字第23814号民事判决书及针对该份判决的上诉状，主张上述判决中法院仅依据公证播放的剧集数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卯公司的抗辩情况 （一）卯公司与涉案图书作者之间的授权情况 丙公司主张其取得了涉案图书《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某地赫蒙族调查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作者授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此提交了《超星数字图书馆个人作品授权书》（以下简称《授权书》）。 2004年9月14日，丙公司与郑宇签订《授权书》，《授权书》约定：郑宇将个人作品（第四条特别声明不授权的作品除外）的信息网辰公司；丙公司向郑宇赠送十年期读书卡，郑宇成为数字图书馆的会员；当郑宇作品在网上被非法盗版传播时，丙公司有权自行制止盗版侵权行为；本协议签订时间以后郑宇发表的作品，郑巳公司使用；授权书有效期为十年，期满后三个月内双方无异议（异议需以书面形式），本授权自动延续。《授权书》有郑宇签名。丙公司表示《授权书》到期后，作者未书面提出异议。 2011年4月13日，丙公司与郑宇另签订《授权书》，《授权书》约定：郑宇同意将其拥有著作权的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以及之前的全部作品（第四条特别声明不授权的作品除外）的信息网辰公司；丙公司向郑宇赠送十年期超星作者读书卡，十年期满后，丙公司可应郑宇要求继续赠送与本协议有效期相对应期限的超星作者读书卡；当郑宇作品在网上被非法盗版传播时，丙公司有权自行制止盗版侵权行为；丙公司可将相关授权转让给第三方使用，但需另向郑宇支付合理报酬；本协议签订时间以后郑宇发表的作品，郑巳公司使用；授权书有效期为十年，期满后三个月内双方无异议（异议需以书面形式），本授权自动延续。《授权书》有郑宇签名。 2003年4月17日，丙公司与李龙海签订《授权书》，《授权书》约定：李龙海将个人作品（第三条特别声明不授权的作品除外）的信息网辰公司；丙公司向李龙海赠送十年期超星读书卡，十年期满后，丙公司可应李龙海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午公司向李龙海赠送超星读书卡的期限为准，期满后双方无异议，本授权自动延续。《授权书》有李龙海签名。 丑56公司对上述《授权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授权书》中签名是否为作者本人所签不确定，作者并未公司，且《授权书》已过期，丙公司不享有涉案图书的任何权利。 （二）卯公司与丑56公司之间的合作情况 丙公司主张其与丑56公司签订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庚公司建设协议》，依据该协议可以证明原被告约定将丑56公司已出版图书加工成数字图书，供读者浏览和下载，合同所涉及作品应当包含涉案图书；在双方十多年的合作中，王磊是丑56公司唯一授权代表，负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庚公司建设协议》的洽商、签署、收取合作款项、更改收款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款改为癸32公司申公司收款）、合作款项票据的传递等，酉公司工作人员白可静与王磊进行沟通，中途未曾更换过工作人员。丙公司与丑56公司除上述协议外，再无其他业务往来。戌公司并未侵犯丑56公司的合法权益。亥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庚公司建设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2002年3月20日，甲23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为促进优秀文化成果的交流与传播，对出版社旧版图书进行二次开发利用，推进数字出版事业的进程，规范数字图书的合法使用，保护相关著作者的合法权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如下：一、合作事项。1.双方合作将丑56公司已出版图书作品加工成数字图书，建立出版社庚公司，供读者开架浏览和下载使用，宣传推广销售数字图书及在版新书；2.原书及数字图书著作权及邻接权归原权利人所有，双方合作事先征得相关权利人授权许可；3.为充分保障著作者权益，乙24公司内数字图书采取“注册会员制”方式进行收费；双方共同发行销售会员读书卡，会员丙25公司内数字图书；4.双方根据各自优势确定分工合作项目，并按相应比例对总收益进行分配、分工项目细则如下：（1）著作权30%：包括相关著作者作品使用报酬以及出版社的图书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等邻接权；（2）数字化加工制作10%：按照数字图书使用销售及防盗版的要求，将纸本图书加工制作成数字图书；（3）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10%：丁26公司，包括网页设计制作维护、网站广告宣传；（4）软件技术10%：适宜于远程传输、浏览和销售数字图书的专用浏览器；（5）读书卡销售35%：开展代理销售、网上销售，并进行售后客户服务；（6）读书卡制作成本5%：会员读书卡的设计制作；5.双方确定总收益计算公式为：专卖店内数字图书被下载总页次数/超星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下载总页次数某当期全部会员费收入；6.双方确定对会员读书卡销售情况、专卖店内数字图书浏览和下载情况进行实时查询；7.双方确定收益计算及分配起始日期为每年12月1日；8.双方约定全部行为接受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监督和指导。二、丑56公司的权利义务。1.经过双方约定，丑56公司承担下列工作：著作权费30%、数字化加工制作10%、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10%，丑56公司应得收益为总收益的50%；2.丑56公司可以同时与任意第三方就同一件作品在网上开展类似合作；3.丑56公司有权确定数字图书馆专卖店的书目；4.丑56公司戊27公司合作。三、丙公司的权利义务。1.经过双方约定，丙公司承担下列工作：软件技术10%、读书卡销售35%、读书卡制作成本5%，丙公司应得收益为总收益的50%；2.丙公司己28公司，进行数字图书的制作与销售；3.丙公司戊27公司合作。四、违约责任。1.任意一方违反协议义务使对方权利受到侵害的，应负赔偿责任；2.其他违约责任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五、生效及纠纷解决。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对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双方应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进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应首先提交有关版权仲裁机构裁决。合同后附《庚29公司合约备忘录》。 2.辛30公司支付费用的票据，票据金额共计155000元，壬31公司员工邮件打印件。 票据记载事项具体如下：（1）现金支出凭证一张，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20日，细目和摘要为作品使用费、丑56公司，金额为8000元；癸32公司申公司（以下简称癸32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18日，商品名称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8000元；盖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公章的《出版社图书版权使用报酬表》复印件，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20日，出版社名称为丑56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应付金额8000元，实付金额8000元，并有“王磊”签字，该表格无原件。（2）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08年10月6日，收款单位为丑56公司（癸32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7000元；银行存根一张，载明出票日期为2008年10月8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癸32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08年10月9日，商品名称为资料费，金额为7000元；（3）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5日，收款单位为丑56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10000元；银行存根两张，载明出票日期为2010年1月13日和2010年1月19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北京银行转账支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13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癸32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15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10000元；（4）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1月29日，收款单位为丑56公司（子33公司、癸32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10000元；银行转账支票一张及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2月6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癸32公司开具的发票两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2月13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均为5000元，共计10000元；（5）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5日，丑34公司，用途为使用费，金额为12000元；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6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癸32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9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12000元；（6）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5日，丑34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5000元；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11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癸32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1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25000元；（7）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3年12月12日，丑34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5000元；北京银行客户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4年1月13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癸32公司开具的发票两张，载明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14日和2014年1月1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10000元、15000元，共计25000元；（8）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2月4日，丑34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8000元；北京银行客户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2月5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丁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28000元；（9）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寅35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30000元；北京银行电子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丁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6年1月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30000元。 3.《证明》、王磊名片、丑56公司在关联案件中出具的《关于王磊任职情况的说明》、王磊相关网络报道的网页打印件、王磊字迹对比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网网页打印件以及ICP查询网页打印件。 丙公司提交了一份《证明》，其主张该《证明》由王磊出具，其中载明：丙公司与丑56公司在2卯36公司建设协议，由于协议签订时间较早，当时丑56公司没有数字出版中心，故出版社指定其下属的读者批发服务部——辰37公司代收合作协议的合作款项；在后续款项支付过程中，辰37公司巳38公司，午39公司未40公司；庚公司建设协议自签订之后一直履行至今，特此证明。落款处有“王磊”签字及单位、职务、身份证号，并附有“王磊”的名片，名片载明：王磊为丑56公司宣传策划室主任、发行部副主任。庭审中，王磊并未出庭发表意见。丑56公司出具的《关于王磊任职情况的说明》载明：王磊1992年8月任丑56公司发行部副主任，负责纸质图书的相关销售；2003年发行部设立宣传策划室，负责编制出版社新书书目和纸质图书宣传营销活动，王磊兼任室主任；2005年，发行部宣传策划室提升为营销策划部，王磊任主任；2013年10月王磊正式退休；营销策划部负责出版社图书信息调研反馈、市场营销策划及推广、媒体运营发布等工作，无纸质图书、电子书销售以及版权运营职责。丙公司为证明王磊身份，还提交了王磊相关网络报道以及丑56公司网的网页打印件，打印件显示在2005年到2016年的网络报道中，均有提到“丑56公司营销策划部王磊”，据此证明王磊是丑56公司员工。 4.丑56公司网站打印件、电话录音、癸32公司、丁公司的工商信息网页打印件以及工商查询档案。 申41公司联系方式为【电话已隐去】。2017年6月2日，丙公司酉42公司电话，该书店工作人员提到赵子和是丑56公司的老员工，专门销售丑56公司图书。癸32公司戌43公司工商信息打印件、工商档案均曾显示法人为赵子和。工商档案载明：2014年11月1日，癸32公司亥44公司甲45公司，乙46公司30万元股权转让给刘某；2014年12月10日，赵子和与刘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2月6日的《名称变更通知》载明：癸32公司丙47公司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丁48公司。 5.（2017）京73民终876-884号案谈话笔录。 2017年5月23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组织的询问谈话中，合议庭问被上诉人即丑56公司“戊49公司认可吗”，丑56公司回答“认可，王磊是我方员工，王磊是退休返聘的一般的工作人员”；合议庭再问道“王磊可以出庭吗”，丑56公司回答“需要后期联系王磊”。丙公司据此主张王磊目前仍在丑56公司上班，丑56公司完全有能力查实案件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却回避躲闪，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证明王磊证言的真实性。 6.（2008）一中民终字第2305号民事判决书。 己50公司签订的《个人作品收藏授权书》中关于授权作品范围解释的问题，该案中的授权书内容与本案《授权书》内容不一致，判决书认定授权作品应当包括授权书签订之后至少十年内创作完成的作品。丙公司据此认为，本案《授权书》授权作品范围应包括合同签订之日后发表的作品，即包括涉案图书。 7.超星读书卡及其封面、超星阅览器安装光盘以及(2009)一中民终字第7878号民事判决书。 超星读书卡封面载明“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打开光盘内文件显示修改日期为2000年，并含有阅览器SSREADER的安装说明书。(2009)一中民终字第7878号民事判决书中也载明“确认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与丙公司庚51公司签订过‘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的合作协议书之事实”。丙公司据此主张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制作读书卡的义务，并且在读书卡、光盘、《协议》中均标识了“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 8.丙公司与重庆图书馆签订的《重庆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共建协议书》。 2011年12月，丙公司与重庆图书馆签订《重庆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共建协议书》，其中约定“双方合作在重庆图书馆以本地镜像方式建设一个拥有海量图书数据、局限于重庆图书馆内部局域网IP范围内和重庆图书馆重庆内的正式读者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认证使用的数字图书馆”。丙公司据此主张其通过图书馆的渠道资源快速、高效的向广大读者提供数字图书的浏览和下载使用，且本案中与重庆图书馆的合作即基于本协议。 9.SSREADER的用途与使用技巧。辛52公司在2000年就已经拥有较为成熟完善的数字图书加工技术和数字平台建设技术，有充足的履行《协议》的能力。 10.丙公司与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社、气象出版社签署的《庚公司建设协议》以及相关付款凭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具的《壬53公司进行图书数字化合作的情况说明》。上述协议与本案《协议》内容基本一致。 《壬53公司进行图书数字化合作的情况说明》载明：最初履行合同时，双方是按照合同预想的合作经营模式，将图书进行数字加工后，直接对读者进行会员读书卡销售，然而此种模式不仅成本高，而且收益低，市场开拓非常缓慢，……，为更好的利用各方资源，减少成本，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在搭建数字图书平台时根据实际情况，癸54公司，而由超星建立统一的数字图书馆，将各出版社图书统一分类，……，快速拓宽销售渠道，……，虽然后期合作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并不影响双方利用我社图书资源及超星的平台资源进行图书数字化销售的合作目的，鉴于早期各数据库平台均无数字图书销售的实践经验这一事实，此种合作模式也是行业惯例等。丙公司据此主张其为积极促成合作共赢的目的，由直接向读者出售读书卡调整为通过图书馆机构向读者提供数字图书，子55公司与出版社合作的交易惯例和出版社图书数字化的行业惯例。 丑56公司对上述第1份、第3份证据中的《王磊任职情况的说明》和字迹对比图、第5份、第7份及第8份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不认可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其认为《协议》丑56公司达成的合作意向，依据该协议，丑56公司承担著作权费、数字化加工制作、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等工作，即便建立了“出版社庚公司”平台，“出版社庚公司”平台的所有者也应为丑56公司，而“超星图书馆”寅57公司所建立，“超星图书馆”卯58公司自行进行数字化加工制作，“超星图书馆”辰59公司；《协议》约定，丑56公司有确定“出版社庚公司”平台书目的权利，而“超星图书馆”巳60公司所确定，并非丑56公司所确定，因《协议》的意向性，午61公司提供任何书目，因此，《协议》不存在履行的可能；根据《协议》约定的总收益的计算方式，也可以明确出版社庚公司与超星数字图书馆系两个独立且权属不同的平台；《协议》是双方于2002年3月20日签订的，涉案图书系2002年3月20日以后出版发行，不应包含在《协议》作品范围内。对于与《协议》履行相关的证据，未62公司支付的任何所谓的作品使用费，丙公司申63公司与丑56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发票内容一栏明确载明商品名称为图书，酉64公司所谓的作品使用费均系其自行填写，款项的性质应当依据合法发票载明的内容进行认定。关于王磊，丑56公司从未戌65公司进行业务接洽，也未收到过相关的任何版权费用，与王磊相关的证据均不认可。 为说明王磊的身份，丑56公司提交了其在（2017）京73民终876-884号案中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中载明：王磊自1979年2月起在丑56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发行部副主任、营销策划部主任等职务，工作职责为纸版图书营销宣传、营销活动策划等；该人于2013年10月退休，退休后至2016年12月被丑56公司返聘，返聘期间，主要协助营销策划部负责人组织纸版图书营销宣传、亥66公司经营等工作。故王磊不负责数字出版业务。 另，2017年12月13日，本案原合议庭成员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16号楼201摊位（原102摊位）甲67公司营业地，乙68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进行了询问谈话。刘某述称，2015年2月6日，癸32公司丁48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子和变更为其本人，股东也进行了变更，丙69公司进行经营，对于盘店未签订合同，仅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丁70公司只卖丑56公司的书，戊71公司只卖教辅类的书；丙公司提交的2006年至2015年付款票据，其中2015年4月29日和201己72公司出具的，庚73公司从本店购买图书，所以才出具相应发票，相关费用也未付给其他人，辛74公司账户；对于其他付款票据，均不了解具体情况；壬75公司与丑56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丑56公司对上述调查内容不持异议。丙公司对其形式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部分内容陈述有错误，癸76公司向其购买纸质图书，子77公司未向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购买过任何纸质图书，且2016年1月7日出具的发票金额为30000元，按照图书市场的批发业务，丑78公司在销售图书中均会有详细的出库单，且金额十分明确，不可能是一个整数，刘某应有能力提供出库单，其表述是虚假的；刘某说没寅79公司向其购买纸质书的表述，是在刻意的对事实进行错误陈述；刘某提到赵子和在2015年之前只卖丑56公司出版的图书，而王磊又是发行部的副主任，电话录音也确认了赵子和是丑56公司的员工，基于此，丙公司卯80公司与丑56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王磊出具的证言真实可信；调查内容无法否辰81公司与丑56公司存在合作关系。 四、关于重庆图书馆的抗辩情况 重庆图书馆主张其与丙公司巳82公司对其提供的数据库内容提供版权承诺，重庆图书馆不应承担责任，为此重庆图书馆提交了丙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承诺书》载明：丙公司以链接的方式向重庆图书馆提供服务的“超星电子书”内容经过相关权利人的授权，重庆图书馆只负责本项目所需的硬件设备与网络环境及反馈使用者提出的相关信息，并不具体参与“超星电子书”的运营；丙公司负责组织“超星电子书”的相关数据及书目信息的上传、修改、维护，并保证“超星电子书”的正常运行；如因“超星电子书”的推广使用引起任何著作权、人身权等侵权纠纷，丙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使诉讼得到圆满解决，承担全部相关责任，并承担与诉讼案件有关系的一切可能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 重庆图书馆还提交了题为《高校图书馆利用商业数据库有关著作权等法律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新闻报道网页打印件，认为根据该报道，高校图书馆利用商业数据库仅限于通知并协助数据图书库提供商删除涉案图书的义务，并不承担赔偿责任。 五、其他情况 丑56公司为证明其为诉讼支出的费用，提交了金额为8000元的公证费发票一张，并表示本案根据涉案图书数量主张156元。 以上事实，有丑56公司提交的图书、《图书出版合同》、公证书、情况说明、公证费发票，丙公司提交的《协议》、电子回单、支票领用登记单、现金支出凭证、转账支票、报酬表、存根、读书卡、封面、光盘、SSxxxER用途与使用技巧、情况说明、协议、电话录音、电子邮件、发票、《授权书》、证明、名片、字迹对比图、网页打印件、工商查询档案、《名称变更通知》、判决书、裁定书、上诉状、笔录，重庆图书馆提交的承诺书、网页打印件以及本院询问笔录、质证笔录、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底稿、合法出版物、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认定作品著作权的证据。本案中，丑56公司主张其依据《图书出版合同》取得了涉案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首先，根据涉案图书封面署名情况，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确认《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一书作者为王虹、刘智，《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某地赫蒙族调查研究》一书作者为郑宇、曾静，《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一书作者为李龙海、何力群，《中华礼仪文化与文明北京》一书作者为张继春、李宗泽，涉案图书均为合作作品，每本涉案图书的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其次，涉案图书中并无关于合作作者分工情况的记载，无法区分涉案图书的某个部分是由哪个合作作者所写，因此涉案图书均为不可分的合作作品。再次，根据丑56公司提交的《图书出版合同》，每本涉案图书的《图书出版合同》均仅有作者之一的签字确认，且丑56公司也未提交涉案图书作者之间就涉案图书著作权的行使进行过协商且未能达成一致的相关证据。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认丑56公司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对于丑56公司提出的与涉案图书相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丁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做出缺席判决。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4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王某 审判员　　***婕 审判员　　李某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某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修订) 第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4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64条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