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

某壬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辽01民终112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甲公司，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某地。 法定代表人：宫贤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壬公司，住所沈阳市沈河区某地企业广场B座16层。 负责人：隋辉，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某壬公司律师。 乙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21)辽0103民初22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某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林红(主审)、朱某共同组成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甲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原审法院却以适用撤销权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典型的枉法裁判，为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而牵强所找的理由。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支持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1、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补充协议书》真实性问题。该两份所谓《补充协议书》在2017年5月16日签订的当时，是为到最高院申请再审而签订的，其内容与2016年6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基本一致，均是完全风险性代理。当时被上诉人的崔莹律师称律所的管公章人员不在，等盖好章后给上诉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宫贤奇在两份《补充协议书》最后一页盖章签字后离开，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被上诉人将该份协议没有送给上诉人也没有邮寄给上诉人。当最高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再审申请后，上诉人向某诉人索要此款，被上诉人推诿不给。竟然利用其保存两份《补充协议书》原件的机会，胆大妄为篡改了第一页的内容，将风险代理内容改为其正当收入，并私刻上诉人的公章加盖。查清该两份《补充协议书》的真伪性是审理本案的关键点，那么进行鉴定就显得尤为重要。2、关于本案的检材，原审法院以双方对鉴定检材无法达成一致为由不予支持，更是荒唐行为。首先，两份《补充协议书》均是由被上诉人提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必须由被上诉人负责；其次，被上诉人也认为其提供的两份协议书均是真实的。上诉人也认可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宫贤奇所签字盖章的协议书第二页的公章签字均是真实的，那么以此为检材，绝对具有真实性、公正性。不论上诉人有几套公章，在签订协议时，只会有一套公章进行使用，不可能一份协议使用两套公章。三、关于被上诉人的律师崔莹收取5万元应该返还。1、作为执业律师，在进行案件代理时，先签订代理合同，约定代理事项及收费额度。被上诉人受上诉人委托在执行程序中，并未约定向上诉人收取任何款项，而是其利用距离法院近，办事方便的原因，而且也并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只是配合法院执行程序而已，因此当时并没约定收取任何费用。2、2018年1月6日向某诉人崔某付的5万元，是应崔莹的要求，其可以让法院停止执行，但需要支付5万元沟通费。等上诉人此款支付后，却等来了法院对上诉人资产的查封和限高，被上诉人以这种诈骗手段骗取上诉人的钱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某壬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案涉《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已经如约履行委托事项，收取代理费于法有据。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均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针对被答辩人提到的“对《补充协议书》上被答辩人公章申某2定的意见”，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的认定是正确的。首先，《补充协议书》丙公司的公章，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其次，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公司同时存在两套公章”，即在《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书》戊公司所有。事实已经查明，申某2定毫无意义且不具备鉴定条件。此外被答辩人私刻公章的行己公司、企业印章罪，被答辩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审基于此种情况做出的不予支持鉴定申请的决定是正确的。二、案涉5万元是被答辩人自愿支付的律师费，答辩人已积极勤勉地完成了相应代理工作，被答辩人主张返还于法无据。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案涉5万元时已在汇款凭证上备注“律师费”，其另行委托答辩人的目的是为其办理暂缓执行，亦为给当时正在进行的再审申请和申请种子品种权无效提供时间上的保障，因被答辩人当时身处新疆，故未与答辩人签订书面委托协议。答辩人根据委托事项勤勉尽职，最大程度上暂缓了执行进程达一年之久，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谓的内容。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如被答辩人不能证明其主张事项，理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同时也希望被答辩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主张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于理不合，请求贵院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甲公司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代理费25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计息；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7日起计息，按LPR的标准计算)；二、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庚公司(以下简称“辛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20日，经营范围为玉米种子生产；农作物种子批发、零售；蔬菜种苗种植。 某壬公司，符合《律师法》及《壬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辽宁省司法厅为其颁发执业许可证，准予设立并职业。2020年6月5日，某壬公司某壬公司。 2015年7月17日，案外人衣泰龙以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癸公司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子公司生产销售的“致泰一号”玉米种子侵犯衣泰龙所有的“强硕68”玉米种子的植物新品种权，辛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致泰一号”玉米品种，并承担因其侵权行为给衣泰龙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及诉讼费用。该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于2015年7月21日将该案移送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沈中民四初字第00240号民事判决，丑公司立即停止侵犯衣泰龙享有的“强硕68”玉米品种权的行为，即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致泰1号”玉米种子的侵权行为，并赔偿衣泰龙经济损失185万元。辛公司因对该民事判决书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年6月8日，原告作为委托人(甲方)与被告作为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载明：“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贾晓东律师作为该案第二审及发回重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二、乙方律师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并按时出庭。三、甲方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有权终止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四、该案在乙方代理过程中，如甲方解除本代理协议，则按一审判决标的额的3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五、双方协商收费方式及时限如下：律师费按最终判决额比一审判决额减少比例的30%收费(一审判决额包括：判决第二项赔偿185万元、诉讼费40900元，总计为人民币1890900元)；如果法院判决甲方不予赔偿，则收费为人民币60万元。上述费用甲方于终审判决收到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八、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本案二审审理完毕止……” 原告在庭审中提供《委托代理补充协议》一份，寅公司，某壬公司，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协议约定：“甲方与衣泰龙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代理并于2016年6月8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现双方根据该协议签订补充协议如下：一、原协议约定的代理费总数及计算方法不变。如该案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则甲方自接到裁定之日起五日内先行支付代理费贰拾万元……”卯公司在协议底部甲方处盖章，法定代表人宫贤奇签字。贾晓东律师在乙方处签字，未加盖被告律所公章。 2017年3月3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贾晓东账户转款20万元，备注用途为“律师费”。 2017年4月2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民终460号民事判决，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辛公司以“致泰1号”的名义生产、销售了“强硕68”玉米种子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表述不准确，故纠正为：“甲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侵犯衣泰龙享有的‘强硕68’玉米品种权的行为”，并维持一审判决主文第二、三项内容。 被告在庭审中提供了两份《补充协议书》，两份协议书所载主文内容相同，载明：“1、在乙方的努力下，甲方实现了二审判决的部分改判，并保住了甲方的品种权及继续生产、销售的权利；但原委托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中未对判决部分改判支付律师费金额及方式进行约定，故甲方自愿向乙方支付上述二审代理工作成果的律师费20万元(已支付)，上述费用不因任何情形发生退还或减免，原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乙方承诺等内容如果与上述内容不符，以上述内容为准。2、原委托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的代理阶段仅为该案二审阶段，未包含再审阶段，故将原委托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对应的内容调整为‘乙方代理包括该案二审诉讼阶段和再审诉讼阶段’……5、原委托协议中增加‘如果因乙方单方重大过错导致甲方损失的，且乙方过错为导致甲方损失的唯一原因，则乙方以已实际收取的律师费为限承担赔偿责任(但本补充协议书第1条费用不发生退还)’……7、本《补充协议书》与原委托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承诺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书为准；本《补充协议书》中未涉及的内容仍以原委托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书》自2017年5月16日生效。”协议尾部日期为2017年5月16日，均分别盖有原、被告单某章，其中一份“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名章”处载有原告法定代表人宫贤奇签字，协议书第一页未盖有原告公章；另一份协议书该位置无签字，但第一页盖有原告单某章。被告称2016年10月31日贾晓东律师与原告签订了委托代理补充协议，系前期磋商的初步意见，后经原、被告协商达成一致后签署上述《补充协议书》。原告对这两份《补充协议书》中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那一页予以认可，对另三页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并申请对打印内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及其上加盖的原告公章进行真伪性鉴定。且提出请求以有其法定代表人签字页盖有的原告公章作为检材。被告申某(2017)最高法民中2362号案件卷宗中2017年5月形成的加盖“甲公司”公章的文件作为鉴定样本，认为鉴定样本的取得应以与《补充协议书》签署时间相近的盖章文件为准。原告明确表示不认可被告提出的以(2017)最高法民中2362号案件卷宗中原告公章为样本。原告自认该单位有两套公章。 被告在庭审中陈述衣泰龙于2017年10月10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原告于2017年11月1日委托被告代理该执行案件并要求其申请暂缓执行，因时间原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原告当日向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被告指派崔莹律师作为原告的受托人，在其与衣泰龙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执行一案中，作为原告的执行阶段代理人，权限如下：参与强制执行，参加调解、执行和解，代为签署、接收法律文书等事宜。原告在授权委托书底部委托单位处盖章。 2017年11月3日，原告以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为由，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暂缓执行申请书》，申请暂缓执行。被告律师崔莹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分别于2018年1月2日、2018年5月2日前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执行笔录。 2018年1月6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崔莹账户转款50000元，用途为“律师费”。 2018年10月9日，衣泰龙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结案申请书》，载明其申请执行的(2017)辽01执829号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执行一案，经双方协商，辰公司给付侵权赔偿款190万元，该款项已执行到位，故申请结案。衣泰龙于2018年10月15日签署收据，载明领取执行款1900000元。 卯公司巳公司的贾晓东、崔莹律师骗取25万元律师费，要求二位律师返还。2021年4月16日，沈阳市律师协会作出沈律纪字[2020]6号不予处分决定书，认为投诉人宫贤奇的主张证据不足，对被告的二位律师决定不予处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被告依约为原告提供了诉讼代理服务。案件的二审判决将原一审判决判项中“即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致泰1号’玉米种子的侵权行为”予以删除，保留了原告的部分权利。案涉5万元律师费，虽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但根据被告提供的执行卷宗材料可以看出被告律师在执行程序中确有为原告提供代理服务，向执行法院提交了暂缓执行申请，代理原告作执行询问笔录，且该案申请人于2017年10月申请执行，而实际执行日期为2018年10月，历时一年之久。 我国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两笔律师代理费的付费时间分别为2017年3月31日及2018年1月6日。原告主张该20万元系基于被告律师承诺该案件发回重审而支付，此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二审判决。原告主张案涉5万元系因为停止执行而支付，案涉执行案件已于2018年10月执行完毕。至此原告应知其为被告汇款的目的不能实现，依法其应于一年内提起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之诉，而原告提起本诉之日早已超过法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故原告该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向本院申请对补充协议书中原告加盖的公章及两页打印内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问题，午公司为方便工作有两套公章同时使用，原、被告对鉴定检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且原告本案诉求已超过除斥期间，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为避免鉴定费的支出导致原告损失的扩大，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未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92元，庚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7年5月16日的《补充协议书》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20万元应否予以支持。首先，因被上诉人举证的两份《补充协议书》上均加盖上诉人公章，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现上诉人对有其法定代表人宫贤其签字页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三页上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在上诉人申某2定时，审查检材是否具有确定性系启动鉴定的前提条件。首先，因上诉人自认该单位有两套公章，故检材样本不具有唯一性。其次，关于检材比对样本的确定，上诉人仅申某有其法定代表人签字页加盖的公章作为唯一检材，此与其有两套公章的实际不符，即使第一页加盖的公章与该页公章不一致，也不能因此否定第一页上加盖的公章并非上诉人使用的另一公章。而被上诉人申某(2017)最高法民中2362号案件卷宗中加盖上诉人公章的文件作为鉴定样本。因《补充协议书》签署时间与(2017)最高法民中2362号案件卷宗中上诉人出具的手续中加盖公章的时间相近，且该卷宗相应材料系上诉人为申请再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公司加盖，作为鉴定比对样本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出的鉴定检材不予认可，而其单位又存在两套公章，导致检材具有不确定性，故不存在启动鉴定的条件，上诉人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提交的《补充协议书》应认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双方当事人前期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委托代理补充协议》约定的代理费均为风险代理，且约定给付期限为上诉人收到终审判决后十日内，不存在提前支付代理费的情况。而上诉人却提前支付了被上诉人20万元代理费，在其未举证证明提前支付原因的情况下，其行为也说明双方变更了《委托代理协议》及《委托代理补充协议》的约定，上诉人的付款行为，恰与争议的《补充协议书》约定相吻合，可以印证该《补充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上诉人无权主张被上诉人返还依据该协议已经给付的20万元。 关于上诉人主张返还的另5万元，该款项系上诉人在执行阶段给付，且其认可的《委托代理协议》及《委托代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代理阶段并不包括执行阶段，上诉人支付时备注的款项用途亦为律师费。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执行卷宗材料，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在执行程序中确为上诉人提供了代理服务，包括向执行法院提交了暂缓执行申请，代理上诉人作执行询问笔录，且该案申请人于2017年10月申请执行，而实际执行日期为2018年10月，历时一年之久。且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在执行阶段被上诉人系无偿代理及双方约定的代理结果仅为停止执行。现被上诉人已经完成执行阶段代理服务，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该5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92元，甲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某 审判员　林 红 审判员　朱某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国 然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修正) 壬公司管理办法(2018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修正) 第28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177条1款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