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娃、新疆某协会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李某娃、新疆某协会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最高法知民终178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某娃。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新疆某协会。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法定代表人：李某才。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师某贤。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于某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许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娃因与被上诉人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及一审被告于某红、许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7日作出的(2022)兵11知民初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3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3年11月30日询问当事人。李某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王某，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于某红、许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对李某娃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新疆某协会、师某贤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某娃销售的被诉侵权苗木是“京沧一号”的繁殖材料，不是“蟠枣”的繁殖材料，且“某某艳牌二代蟠枣”和“蟠枣”两名称不同，不应当根据李某娃销售了“某某艳牌二代蟠枣”苗木即推定其销售了“蟠枣”的繁殖材料。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李某娃销售的“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与授权品种“蟠枣”是同一品种，故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某娃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销售的被诉侵权苗木具备合法来源，2016年李某娃便引进“京沧1号”进行科研试种，2020年开始销售“京沧1号”繁殖材料。(二)除了“京沧一号”，市场上还有很多扁圆形的枣，都在“蟠枣”申请授权之前就已销售。(三)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同时主张品种权许可使用费10万元和经济损失20万元，但本案属于侵权纠纷，不是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双方之间也没有许可合同，故上述主张属于重复主张。一审判决同时支持两诉讼请求有误。(四)本案是财产权纠纷，不涉及身份权，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规定，判决李某娃赔礼道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新疆某协会、师某贤辩称：(一)“蟠枣”与“京沧1号”是两个不同的植物新品种权，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是“蟠枣”的植物新品种权人。李某娃通过朋友圈和抖音发布大量销售“蟠枣”苗木和“蟠枣”接穗的广告，且与案外人裴某民签订的《新疆某某艳牌二代蟠枣种植回收合同书》中使用的名称就是“蟠枣”。李某娃使用“蟠枣”及“某某艳牌二代蟠枣”的名称对外推广销售被诉侵权苗木，构成侵权。李某娃称“某某艳牌二代蟠枣”就是“京沧1号”不实，李某娃将被诉侵权苗木称为“某某艳牌二代蟠枣”，而不是“某某艳牌京沧1号”，其从始至终都是以“蟠枣”的名称推广宣传和销售被诉侵权苗木，因此本案无需鉴定“某某艳牌二代蟠枣”是否为“京沧1号”。(二)李某娃在一审中称销售的“蟠枣”一部分来自梁某全，一部分来自北京林业大学，该陈述与其二审提交的检测报告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李某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中，李某娃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拟委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分子测定实验室进行鉴定，但通知李某娃后，其又拒绝鉴定，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2年4月19日立案受理。新疆某协会、师某贤起诉请求：1.判令李某娃、于某红、许某立即停止侵权，在省级以上的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公告其宣传、推广、销售的“蟠枣”为植物新品种“蟠枣”，品种权人为新疆某协会、师某贤；2.判令李某娃、于某红、许某支付品种权使用费10万元；3.判令李某娃、于某红、许某赔偿侵权经济损失20万元；4.判令李某娃、于某红、许某支付本案的律师费6万元、公证费及照片打印费2378元；5.判令李某娃、于某红、许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是“蟠枣”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该品种权至今合法有效。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发现，2020年4月至今李某娃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各种销售“蟠枣”苗木和“蟠枣”接穗的广告。2021年4月8日，李某娃、于某红、甲公司，专业销售“蟠枣”繁殖材料。2021年8月8日，李某娃在新疆农业博览会上设展位销售“蟠枣”接穗，在新疆南疆地区某某提供“蟠枣”接穗并进行改良换头等。李某娃、于某红、许某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销售“蟠枣”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侵害了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的合法权益。 李某娃在一审中辩称：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一)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是李某娃对外推广被诉侵权苗木，该行为属于许诺销售。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实施后才将许诺销售纳入侵权行为范围，而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实施前。(二)本案中，被诉侵权苗木的名称是“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与授权品种“蟠枣”的名称明显不同。“某某艳牌二代蟠枣”有合法来源，“某某艳牌二代蟠枣”是“京沧1号”的繁殖材料，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三)乙公司的名称中有“蟠枣”字样，但并不构成侵权，即使构成不正当竞争，也不是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新疆某协会、丙公司的起诉应予以驳回。(四)本案追加了于某红、许某两股东为被告，但根据本案事实，两股东不应当承担责任。(五)李某娃在新疆仅于2021年销售给裴某民苗木一次，双方的协议书上明确记载销售的是“某某艳牌二代蟠枣”，并非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所起诉的“蟠枣”，二者名称并不相同。(六)李某娃的“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一年两季果，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的“蟠枣”一年一季果，两品种特性并不相同。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李某娃销售的“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与“蟠枣”是同一品种。(七)新疆某协会、师某贤主张许可使用费，就不能同时主张赔偿损失。 于某红、许某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8年12月20日，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交申请植物新品种权请求书，申请授予植物新品种权。2019年12月3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向新疆某协会、师某贤颁发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该证书载明，新品种名称：蟠枣；所属的属或种：枣；品种权人：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品种权号：20190436；培育人：李某才、师某贤；该品种已由本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审查，决定授予植物新品种权，颁发本证书，并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公告上予以公告；品种权自2019年12月31日起生效，本品种权期限为20年，自生效之日起计算；品种权的转让、继承、终止等事项由本局登记和公告。 李某娃自2021年开始在名为“枣王李某娃”的微信账号和名为“L13xxx48某某”的抖音账号中发布广告销售“某某艳牌二代蟠枣”苗木及接穗等繁殖材料，丁公司及其主要业务。其在宣传中称2021年已在新疆推广“蟠枣”面积达1000亩。2021年3月22日，李某娃作为甲方与案外人裴某民作为乙方签订《新疆某某艳牌二代蟠枣种植回收合同书》，约定甲方有偿提供某某艳牌二代蟠枣接穗品种，乙方在七团三连种植蟠枣面积120亩，用接穗量65000株，每株单价2元，合计金额13万元，合作种植期限为2021年3月22日至2025年10月31日。 一审另查明： (一)戊公司成立于2021年4月8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某娃，股东为李某娃、于某红、许某。2022年5月1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1.己公司清算组。2.清算组成员为李某娃、许某。3.庚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同日，该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公司解散事项进行公告，并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2022年5月24日，辛公司完成清税。2022年7月25日，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1.壬公司清算组于2022癸公司清算报告。2.依据《子公司法》及本章程的规定，丑公司注销。公司注销后，公司的一切文书资料和财务账册由李某娃(股东)负责保管。3.公司注销后如有遗留问题，法律责任与经济纠纷等责任由全体股东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承担。在《清算报告》中载明：公司财产状况：截止清算基准日，公司资产额为0元，其中净资产为0元，负债总额为0元；公司债权债务的清算明细情况：无应收债权；无应清偿债务。寅公司注销。 (二)新疆某协会(2020)1号文件载明，自2020年1月9日起开始收取“蟠枣”品种权使用费。收费标准：个人使用每亩100元；公司企业及10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使用每年每亩80元；服务推广型企业使用，年推广1000亩以内的10万元/年，年推广3000亩以内的20万元/年，年推广5000亩以内的30万元/年，年推广5000亩以上的，在不低于每亩80元的基础上协议收费。 (三)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因委托律师进行维权、申请公证保全证据、打印材料支出代理费60000元、公证费2000元、打印费378元。 (四)卯公司注册了“某某艳”商标，该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坚果；水果；新鲜水果；新鲜葡萄；新鲜花生；鲜枣；苹果；桃；梨；杏；新鲜蔬菜。有效期限为2013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3日。 (五)2018年3月27日北京林业大学、沧县国家枣树良种基地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交申请植物新品种权请求书，申请授予植物新品种权。2021年12月3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向其颁发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证书载明：新品种名称：京沧1号；所属的属或种：枣属；品种权人：北京林业大学、沧县国家枣树良种基地；品种权号：20210559；培育人：庞某明、孔某仓、曹某、李某岳、王某、王某华、续九如、朱某庆。2022年9月8日，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庞某明出具证明，载明：庞某明是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教授，作为授权植物新品种“京沧1号”枣的培育人，于2016年期间，同意李某娃引进“京沧1号”进行科研试种。 一审法院认为，戊公司、李某娃应对其销售的“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不是“蟠枣”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承担举证责任，在对举证责任释明后，一审法院要求其明确是否申请鉴定，2022年7月5日，戊公司、李某娃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2022年7月8日，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对鉴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针对相关问题，一审法院于2022年8月2日，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发函咨询，该办公室复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分子测定实验室具备进行植物新品种分子鉴定的职能。2023年2月1日，一审法院将拟委托该实验室进行鉴定的辰公司、李某娃，其于2023年2月7日回复，同意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分子测定实验室进行鉴定，并对检材提取方法提出意见。2023年5月30日庭审中，李某娃认为应由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承担证明其推广的“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与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授权品种为同一品种的责任，拒绝对该事项申请鉴定，新疆某协会、师某贤亦不申请对此事项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规定：“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苗木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被诉侵权苗木繁殖材料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本案中李某娃自2020年以来就在其微信和抖音账号中许诺销售和销售“某某艳牌二代蟠枣”，而且还在新疆召开现场发布会介绍和宣传“某某艳牌二代蟠枣”。由于“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中“某某艳”是商标；二代只是表明相比一代，在品质上有提升，并不是一种新的植物品种，而且在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提供的好看视频中，李某娃在对外宣传、推广时也介绍其培育和推广的是“蟠枣”，与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授权品种的名称相同。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推定李某娃对外宣传推广的“某某艳牌二代蟠枣”繁殖材料，属于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授权品种“蟠枣”的繁殖材料。李某娃虽然提出其推广的是“京沧1号”，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在2016年庞某明教授同意其试种“京沧1号”，并没有证明其在抖音、微信及现场推进会中宣传的“某某艳牌二代蟠枣”就是“京沧1号”。故此辩解意见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培育的新品种“蟠枣”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审定，在2019年12月31日取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根据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之规定，李某娃未经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同意以商业目的销售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已经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的植物新品种权，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虽然李某娃在抖音及微信中曾宣传已成立戊公司，但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未提供证据证明戊公司曾经实施过侵害其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故新疆某协会、巳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新疆某协会、师某贤要求李某娃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因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新疆某协会、师某贤要求李某娃、于某红、许某赔偿各项损失的请求，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权利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故意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500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李某娃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对外公开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根据其在宣传和推进会中自述2021年仅在新疆一地，对外推广“蟠枣”的面积已达到1000亩，按其与裴某民签订的合同单价计算，新疆某协会主张的赔偿数额并未超过其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故对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某娃应赔偿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经济损失共计362378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第十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年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李某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品种权号为20190436的植物新品种‘蟠枣’的行为；二、被告李某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省级以上的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公告其宣传、推广、销售的‘蟠枣’为植物新品种‘蟠枣’；三、被告李某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各项损失362378元；四、驳回原告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36元，由被告李某娃负担。” 二审期间，李某娃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1.(2023)某某证字第某某号《公证书》，公证的主要内容为：2023年9月2日，李某娃委托郝庆、庞某明及吴翠云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七团三连裴某民所承包果园内的“某某艳牌二代蟠枣”枣树进行田间现场观察的过程。2.田间现场观察专家意见书，主要内容：专家组一致认为“二代蟠枣”与授权品种“京沧一号”在植物学和果实性状上并无差别，应为同一品种。3.林木品种分子检测报告，该检测是李某娃委托北京林业大学林木育种与生态修复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进行，样品为李某娃提供，报告写明：检测依据《枣品种鉴定技术规程SSR分子标记法》，样品名称“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京沧一号”，结论：通过对24对引物的扩增，送检的两样品DNA指纹完全一致，判断为疑同品种。第一组证据拟证明：“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与授权品种“京沧一号”为同一品种。 第二组：1.(2023)某某证民字第某某号《公证书》，主要内容：师某贤通过抖音平台宣传冬枣新品种，其2017年6月起将该扁圆形的枣新品种命名为“蟠枣”。2.梁某全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梁某全于2011年发现“蟠枣”品种，于2012年开始繁育“蟠枣”，因果型形似蟠桃，于2016年将其命名为“蟠枣”。3.隋建社出具的《龙蟠枣种植说明》，主要内容：隋建社于2011年发现龙枣树结出的果子像小柿子，2012年将其命名为“龙蟠枣”。4.山西科技报的专题报道：《枣中珍品中华“蟠枣”》，主要内容：梁某全于2011年发现“蟠枣”品种，2016年将其命名为“蟠枣”，“蟠枣”成为众所周知的品种。5.“某某艳牌蟠枣”的宣传册，主要内容：李某娃自2017年3月起，便宣传推广“某某艳牌蟠枣”。6.郭某录出具的《引种证明》，主要内容：李某娃于2017年4月将“某某艳牌二代蟠枣”接穗赠送给郭某录试种。第二组证据拟证明：2017年之前，已有包括李某娃在内的多人将像蟠桃、扁圆形的枣命名为“蟠枣”，多人对“蟠枣”的名称享有优先使用权；“蟠枣”是该类枣的通用名称，其下有许多品种。 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中，对于(2023)某某证字第某某号《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庞某明系“京沧1号”的品种培育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对于田间现场观察专家意见书不予认可，专家组仅通过1天的田间观察便得出“应为同一品种”的意见，该意见不具有科学性，不具有参考价值；对于林木品种分子检测报告不予认可，“京沧1号”和“某某艳牌二代蟠枣”的送检单位、送样人均为李某娃，对比样品与检测样品是同一个人提供的，检材来源不合法。第二组证据中，对于(2023)某某证民字第某某号《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关联性和合法性不认可。2017年6月起，师某贤提出“蟠枣”的名称，反而证明了师某贤是“蟠枣”的品种权人。对梁某全、隋建社出具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以认可，“蟠枣”是植物新品种名称，并非是该类枣的通用名称；对山西科技报的专题报道、“某某艳牌蟠枣”的宣传册及郭某录出具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以认可。 于某红、许某对李某娃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中(2023)某某证字第某某号《公证书》是2023年9月2日李某娃委托他人进行现场观察过程的公证，所形成的现场观察专家意见书写明比对的对象为该地点所见“某某艳牌二代蟠枣”和“京沧1号”，因此与本案待证事实即被诉侵权苗木是否为授权品种“蟠枣”的繁殖材料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对林木品种分子检测报告，因其待测样品、对照样品的来源不明，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中(2023)某某证民字第某某号《公证书》系对师某贤宣传活动的公证，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对其中的证人证言，因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且新疆某协会、师某贤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李某娃提交山西科技报的专题报道《枣中珍品中华“蟠枣”》的相关内容，拟证明“蟠枣”的名称在“蟠枣”植物新品种被授权之前就已被广泛使用，但其拟证明的内容与李某娃销售被诉侵权苗木是否构成侵权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李某娃提交的“某某艳牌蟠枣”宣传册，为其单方制作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中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1.李某娃在其本人的微信朋友圈、抖音视频、好看视频中上传关于销售被诉侵权苗木的照片若干，使用的名称有“蟠枣”“二代蟠枣”“某某艳牌蟠枣”“某某艳牌二代蟠枣”等不同称谓。关于苗木的来源及使用“二代”一词的原因，李某娃在一审中表示，2016年其自北京林业大学引进“京沧1号”，2018年自梁某全处引进“蟠枣”，种植后发现两品种特征、特性相同，且成熟期裂果严重，故李某娃对品种进行了改良，成功培育出二代“蟠枣”。其二代“蟠枣”一年结果两次，与授权品种“蟠枣”属于不同品种。李某娃销售的被诉侵权苗木均系自行培育。 2.“某某艳”午公司注册的商标，该合作社于2020年9月2日变未公司。其成员包括李某娃在内，共有23人，其中李某娃持股比例10.53%。申公司的负责人。 3.二审询问中，李某娃称已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申请“蟠枣”植物新品种更名，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尚未作出相关决定。 4.二审询问后，李某娃提交书面意见称，其对外销售被诉侵权种苗的利润率与销售单价相关，其与案外人裴某民的合同中约定的销售单价为每株2元，利润约为每株0.5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新疆某协会、师某贤以其“蟠枣”植物新品种权被侵害为由提起的侵权之诉，并不涉及权属争议，本案案由应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植物新品种权权属、侵权纠纷并不准确，本院予以调整。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施行日(2016年1月1日)以后，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施行日(2022年3月1日)以前，本案应适用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等相关规定。一审法院适用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亦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李某娃是否实施了侵害“蟠枣”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二)一审判决关于侵权责任的确定是否正确。 (一)李某娃是否实施了侵害“蟠枣”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 李某娃上诉称，其销售的被诉侵权苗木是植物新品种“京沧一号”的繁殖材料，而不是植物新品种“蟠枣”的繁殖材料，被诉侵权苗木的名称“某某艳牌二代蟠枣”与“蟠枣”不同。本案的举证责任不应当转移给李某娃。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某娃在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苗木时，使用的名称包括“蟠枣”“某某艳牌二代蟠枣”“某某艳牌蟠枣”“二代蟠枣”等。由此可见，李某娃销售被诉侵权苗木时，并不使用固定的名称，但其存在直接使用“蟠枣”名称的情形，且其使用的所有名称中均包括“蟠枣”二字。其次，李某娃在一审庭审、二审询问中均认可“某某艳”是其使用的商标名称，酉公司。对于“二代”，李某娃表示，只是让枣产量从一年一季提升到一年两季，没有产生新的植物新品种。商标的作用是区分商品、服务的不同来源，李某娃在“蟠枣”前加注的“某某艳”商标和“二代”字样，均不具有区分品种的作用。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李某娃销售被诉侵权苗木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蟠枣”名称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之规定，品种权人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苗木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被诉侵权苗木繁殖材料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在本案证据足以证明李某娃销售的被诉侵权苗木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蟠枣”名称相同，可以推定该被诉侵权苗木繁殖材料属于授权品种“蟠枣”的繁殖材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应由李某娃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苗木与授权品种“蟠枣”不具有同一性，于法有据。一审中，根据法院释明，李某娃同意对被诉侵权种苗与授权品种“蟠枣”是否具有同一性进行鉴定，但之后明确表示拒绝，在一审法院明确告知举证责任分配及不申请鉴定的法律后果后，李某娃仍不同意申请鉴定，故李某娃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因李某娃销售的被诉侵权苗木名称与授权品种“蟠枣”名称相同，其虽主张被诉侵权苗木不是授权品种“蟠枣”的繁殖材料，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某娃未经授权销售“蟠枣”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构成侵权并无不当。李某娃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李某娃称已申请对“蟠枣”进行品种权更名，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事侵权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该更名申请不影响本案的审理。“蟠枣”的品种权目前为有效状态，对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应给予保护。 (二)一审判决关于侵权责任的确定是否正确 李某娃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数额过高，且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中，品种权人不能同时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和支付品种权许可使用费。 经查，本案中，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共计主张经济损失30万元，其中许可使用费10万元、经济损失20万元，其起诉请求的许可使用费是经济损失的一部分。二审中，品种权人新疆某协会、师某贤明确表示，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主张本案的经济损失，其主张的许可使用费实为经济损失，其以一审主张的经济损失和许可使用费之和作为主张赔偿的总金额。对此，本院认为，新疆某协会、师某贤主张的10万元“品种权许可使用费”仍基于损害赔偿请求权，实为损害赔偿金，故李某娃关于品种权人不能同时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和支付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就赔偿数额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某娃在宣传和推进会中自述其2021年仅在新疆一地，对外推广“蟠枣”的面积已达到1000亩。根据其提供的与裴某民签订的合同，120亩的种植面积用接穗量65000株，每株单价2元，合计金额为13万元。参照该数据计算，1000亩的推广面积，用接穗量超过50万株，销售金额超过100万元。根据李某娃陈述，其利润率与销售单价相关，其与案外人裴某民的合同中约定的销售单价为每株2元，利润约为每株0.5元。根据李某娃自认的数据，李某娃2021年仅在新疆一地的侵权所得即超过25万元。李某娃至少自2020年开始实施侵权行为，因此，参考前述利润数据，综合本案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等因素，一审法院确定李某娃承担30万元的经济损失并无不当。关于维权合理开支，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均已提交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对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关于请求判令李某娃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的诉讼请求共计362378元予以全额支持，并无不当。需指出的是，在一审判决判项部分，一审法院将经济损失、合理开支总金额362378元合并称为“各项损失362378元”，存在不当，本院对该判项予以变更。 李某娃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李某娃公开赔礼道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植物新品种权是一项财产性权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属于非财产性的侵权责任方式，一般情况下仅在非财产性权利受到侵害时予以适用。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李某娃的被诉侵权行为对权利人的商誉造成了不良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判决李某娃公开赔礼道歉并进行相应公告以消除影响，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李某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修订)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2022)兵11知民初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2022)兵11知民初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 三、变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2022)兵11知民初1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被告李某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新疆某协会、师某贤各项损失共计362378元”为“李某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62378元”。 四、驳回新疆某协会、师某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7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36元，均由李某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霞 审 判 员　杜丽霞 审 判 员　牟 丹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董 宁 书 记 员　徐常宏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4修订) 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修订) 第2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79条1款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79条1款1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79条1款8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6条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6条3款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