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某与吴皓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上诉案

曾某与吴某2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上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最高法知民终4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 上诉人曾某2与被上诉人吴某2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的(2019)渝01民初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某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曾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准备了璧山区科委申报专利资助金的相应材料并将该材料交付给吴某，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催告吴某及时提交申报材料”的认定错误。1.曾某提交的领用条能够证明吴某领走了申报专利资助金所需的专利申请收费收据、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等材料；而两本最早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系吴某32014年5月毕业论文答辩时从曾某处领走，吴某的两位同学可以作证。2.曾某提交的挂号信收据及短信记录能够证明其准备了向璧山区科委申报专利资助金的相应材料并将该材料交付给吴某，并对后者进行了催告。3.原审法院对曾某提交的挂号信收据不予采信存在错误。(二)原审判决确定的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关于“涉案专利申请和授权资助金损失的具体金额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资助金损失的具体金额具有不确定性”的认定，不符合重庆市政府以及重庆市璧山区政府发布的相关资助办法规定。(三)吴某在《赠与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1.吴某领走全部专利资助金申报材料后，对曾某以各种方式发出的催告不予理会，且其本人在收到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发放的4150元专利资助金后在原审调解时仍坚持声称未领到该笔资助金，有违诚信原则；2.虽然原审法院未能拿到吴某在璧山区科委领取专利资助金的证明材料，但是根据本案证据以及吴某原审所作的陈述，其自认已按照璧山区科委的要求报送了相关材料。(四)曾某已全面履约，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 吴某未作答辩。 曾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受理，曾某起诉请求：1.判令吴某支付曾某市、县专利资助金共计35443元；2.判令吴某归还曾某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专利申请费收据各26份；3.判令吴某归还曾某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证书共计24本；4.判令吴某承担全部诉讼费。原审庭审中，吴某当庭归还曾某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专利申请费收据26份及专利证书25本。基于此，曾某将原审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吴某支付曾某市、县专利资助金共计35443元；2.判令吴某承担全部诉讼费。 吴某原审辩称：曾某意图利用其骗取政府相关专利资助金。如果吴某得到资助金，则应依约向曾某交付；如果吴某没有得到资助金，则不应向曾某支付。现吴某仅获得4000余元补贴，其愿意将该款项交付给曾某。吴某的涉案行为纯属帮忙，并没有因与曾某签订《赠与合同》而收到任何报酬，不能因未得到政府的专利资助金而承担违约责任，曾某要求支付的其他款项没有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曾某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9日，曾某(赠与人)与吴某(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一)赠与若干件专利申请的第一申请人以及相应获得授权的专利证书的第一专利权人资格，赠与专利证书1本，证书成本费约3000余元，包括申请费、申请代理费、登记费、印花税、第一次年费。(二)本赠与合同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所附义务是：1.受赠人具有璧山户籍，允许赠与人以受赠人作为第一申请人全权申报专利；2.受赠人代表赠与人前往市知识产权局、区政府领取有关的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3.力所能及的相关工作。(三)其他约定事项：1.赠与人负责：技术方案的研究、制作及其费用、专利申报整个工作过程；准备市局、区县有关专利资助的材料；通讯费用、申报费用、申请代理费、授权证书的工本费、印刷费、印花税以及第一年的年费；受赠人办理专利资助时来往路费。2.赠与人把第一申请人或者授权以后的第一专利权人资格赠与给受赠人，但赠与人仍然全面保留授权以后实施知识产权活动的有关权益，包括专利实施、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3.赠与人保存除赠与受赠人的证书之外的其余专利证书。4.受赠人的利益还包括：①享有根据现行市、区(县)关于鼓励资助大学生申报专利的条款所规定的利益；②若没有款①的规定，受赠人从南岸区与其户籍所在区县政策的差值中得到7％的资助金或奖金。5.赠与人享有市、区(县)有关专利申请的文件规定的资助金奖励金，上述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除外。(四)受赠人违约的，撤销赠与，并由其承担相应各项的违约损失。 后，吴某自曾某处领取了涉案《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收费收据》及专利证书。上述证书包括2本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23本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均载明曾某为发明人或设计人，吴某为专利权人，其中2件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日为2013年11月19日，授权公告日为2014年4月30日，22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均为2014年1月18日，除1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日为2015年5月6日外，其余的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日均为2014年11月5日。曾某为涉案专利支付专利申请费1975元，支付年费及恢复权利申请费等共计9670元。吴某32014年自重庆市知识产权局获得专利资助金共4150元。 曾某为证明涉案专利申请及授权可获得的政府资助金以及南岸区与璧山区的专利资助金差额，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璧山府办发〔2012〕152号《璧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璧山县专利资助办法(试行)的通知》、《关于开展2013年度市级专利资助的通知》、渝知发〔2015〕10号《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2014年度市级专利资助的通知》、渝知发〔2016〕24号《关于开展2015年度市级专利资助的通知》、南岸府办发〔2008〕39号《重庆市南岸区某地关于印发南岸区专利资助办法的通知》、南岸府办发〔2014〕23号《重庆市南岸区某地关于印发<南岸区专利资助奖励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的打印件。上述打印件显示：重庆市市级专利资助申请受理期间为2014年3月10日至2014年4月30日，该期间未提出有效资助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资助，逾期申报的，不予受理。时间界限和标准为：凡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间进行专利申请和获得专利权的，按《重庆市专利资助办法(试行)》和下列标准予以资助。1.国内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费，按实际发生额资助。2.获得国内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后，予以一次性资助；非职务发明资助额度：发明专利500元> 曾某提交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显示：寄达地为重庆，收件人为吴某，邮戳日期为2017年4月10日。曾某拟用该份证据证明其向吴某催告加快办理专利资助金申报事宜。吴某原审称其并未收到上述邮件。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曾某与吴某32013年11月19日签署的《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未及时申报涉案部分专利申请和授权资助金的责任归属；(二)曾某请求吴某向其支付35443元资助金的主张是否成立。 (一)未及时申报涉案部分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的责任归属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约定曾某负责“赠与若干件专利申请的第一申请人以及相应获得授权的专利证书的第一专利权人资格”“赠与专利证书l本”“专利申报整个工作过程”以及“准备重庆市知识产权局、璧山区科委有关专利资助材料”；吴某负责“代表曾某前往市知识产权局、区政府领取有关的专利申请和授权资助金”。据此，曾某负有赠与吴某专利申请第一申请人及授权专利证书的第一专利权人资格、赠与吴某专利证书1本、准备专利资助申报材料并交付吴某、催告吴某及时提交申报材料及领取资助金的义务。专利资助金的申报及领取应当由专利权人负责，吴某在依据合同约定获得专利第一申请人及相应专利证书第一专利权人资格后，负有及时了解申请资助金具体操作流程，并在申报时限内提交申报材料的义务。从现有证据来看，吴某自重庆市知识产权局领取了市级专利补贴，可以推断双方当事人履行了涉案部分市级专利资助金的申报及领取的相应义务。但曾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准备了向璧山区科委申报专利资助金的相应材料并将该材料交付吴某，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催告吴某及时提交申报材料。吴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积极履行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及时了解申报情况并向璧山区科委提交申报材料。因此，双方当事人均未依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双方当事人对于错过申报时间未能获得涉案部分专利资助金均存在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于曾某关于其向吴某寄送了相应材料并进行了催告的主张，所依据的证据为《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但从该收据的内容来看，仅能证明曾某曾向吴某寄过挂号信，至于信件的内容及吴某是否收到该邮件无从得知，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该主张亦不予支持。 (二)曾某请求吴某支付35443元资助金的主张是否成立 原审法院认为，曾某主张吴某向其支付35443元，其计算依据为根据重庆市、璧山区和南岸区的专利资助政策文件，其可获得的市级专利申请和授权资助金与璧山区和南岸区的相应专利申请和授权资助金的差额之和，再减去吴某依照合同约定可获得的资助金及为申报支出的相关费用。该计算结果实为在合同全面履行的情况下，根据重庆市、璧山区和南岸区的专利资助政策文件推算的结果，该损失属于预期可得利益损失，涉案资助金能否申报成功，受到专利申报材料准备的齐全程度、申报的时间、专利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或相关政策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涉案专利申请和授权资助金损失的具体金额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根据合同的约定，曾某还应当承担吴某在申报过程中产生的通讯费、往来路费等相关费用，且须按南岸区与璧山区资助金差值的7%向吴某支付奖金，此类费用也应一并予以抵扣。鉴于双方当事人均存在违约行为，对未足额获得涉案专利资助金均存在过错，且资助金损失的具体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原审法院考虑到吴某已获得的资助金数额(4150元)、为申报资助金支出的必要费用、曾某为涉案专利资助金申报付出的成本(包括专利申请费1975元、年费9670元)等因素，酌情判定吴某赔偿曾某经济损失9000元(包含已获得的资助金4150元)。 原审法院判决：一、吴某3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曾某经济损失9000元；二、驳回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6.08元，由曾某负担300元，吴某负担386.08元。 本案二审期间，曾某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九张短信截图打印件，拟证明其在合同履行期间曾催告吴某及时提交申报材料。 吴某的质证意见为：1.因上述短信时间过于久远，其已更换手机，故无法核实上述证据的真实性；2.短信截图中显示的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回复未收到吴某报送材料与事实不符，其已收到重庆市知识产权局的资助金，但因重庆市知识产权局系用个人账户打款，故其实际不知晓上述款项系重庆市知识产权局转账的资助金；3.短信截图显示其要求曾某提交申请、授权缴费发票复印件，但实际上其并未收到上述材料。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1.曾某主张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为其与吴某之间的短信交流信息，故该证据属于电子数据。鉴于吴某向本院表示因时间久远且其本人已更换手机，无法确认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且曾某未就该证据的载体、来源和形成过程进行必要的公证认证或可信时间戳存证，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2.即使该证据的内容属实，但从证据内容显示时间来看，亦在原审辩论终结之前即已存在，故该份证据并不属于原审辩论终结后新发现的证据。曾某本可在原审辩论终结之前将该份证据以书面形式向原审法院提交却未提交，直至二审阶段才向本院出示该份证据，故本院不将之认定为二审新证据。3.即使可以接受该份证据，根据曾某原审提交的璧山府办发〔2012〕152号《璧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璧山县专利资助办法(试行)的通知》、渝知发〔2015〕10号《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2014年度市级专利资助的通知》、南岸府办发〔2014〕23号《重庆市南岸区某地关于印发<> 本案二审期间，吴某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存放于原审卷宗内一份由原审承办法官和书记员签名的《工作笔录》记载了如下内容：“关于曾某与吴某专利合同纠纷一案，为查明事实，承办人张琰与书记员钟某2020年1月15日前往璧山区科学技术局调取吴某向该单位提交的与申请专利补贴相关的资料。当日，该单位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不在，本院工作人员留下介绍信等材料后离开。后，该单位工作人员致电张琰称未查询到任何相关信息。”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系赠与人曾某与受赠人吴某围绕吴某本人是否履行了涉案《赠与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所引发，双方对于《赠与合同》所涉专利申请权的转让事宜不持争议，故根据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及纠纷起因，依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20〕346号)第二次修正】的规定，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有所不当，本院依法纠正。结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原审法院关于涉案部分专利申请资助金、授权资助金未能及时申报的责任归属的认定是否正确；(二)原审法院酌定的吴某应向曾某赔偿的损失数额是否适当；(三)原审法院关于案件受理费负担的确定是否适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纠纷所涉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之前，故应当适用民法典施行前仍为有效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以下围绕二审争议焦点展开评述： (一)原审法院关于涉案部分专利申请资助金、授权资助金未能及时申报的责任归属的认定是否正确 首先，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根据涉案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吴某作为受赠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1.受赠人具有璧山户籍，允许赠与人以受赠人作为第一申请人全权申报专利；2.受赠人代表赠与人前往市知识产权局、区政府领取有关的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3.力所能及的相关工作。从上述约定采用的措辞来看，吴某应当履行的主合同义务是代表曾某前往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区政府领取涉案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故根据该条约定不能明确得出吴某作为受赠人应当履行的主合同义务还包括“在资助金申报期内及时向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区政府申报专利申请资助金和专利授权资助金”，至于该条第3项所约定的“力所能及的相关工作”在表述上指代不明，同样无法基于该语义不明的措辞而直接、无疑义地得出“在资助金申报期内及时向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区政府申报专利申请资助金和专利授权资助金”是吴某应当履行的主合同义务。 其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涉案合同约定吴某作为受赠人应当履行的主合同义务是代表曾某前往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区政府领取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虽然合同未明确约定在资助金申报期内及时提出申报是吴某应当履行的主合同义务，但其理应知晓只有遵循重庆市、区政府关于专利资助金的申报流程及时提交申报材料，才有可能获得重庆市、区政府发放的专利资助金。吴某作为附义务的受赠人，及时关注重庆市、区两级政府向社会发布的有关专利资助金申请流程、受理期限、所需材料等事项的通知，系其应当履行的合理注意义务。前述注意义务是基于涉案合同所衍生并应当由吴某履行的附随义务，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亦不违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基于原审法院查明的吴某在签订涉案赠与合同后数次从曾某处领取申报专利资助金所需之专利证书、《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收费收据》，以及重庆市知识产权局确曾将涉案部分专利资助金汇入吴某个人账户等事实，可以确定吴某曾以专利权人的名义向重庆市知识产权局递交了申报专利资助金的材料并准确完成了相关申报流程，进而说明吴某履行了与申报重庆市级专利资助金相关的附随义务。同时，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涉案专利资助金的发放单位包括重庆市和璧山区的相关职能部门，故吴某理应在处理向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申报专利资助金的同时，兼顾关注和及时跟进处理璧山区有关职能部门每年定期发布的专利资助金申报事项通知。但根据原审法院向璧山区科委调查了解的情况，吴某并未向该部门递交涉案相关专利的资助金申报资料，吴某在本案中亦未举证证明其在璧山区科委指定的受理期限内递交了申报材料。可见，吴某没有全面履行基于涉案合同衍生的附随义务。因此，对于因未及时向璧山区科委申报专利资助金而导致未能获得璧山区政府发放的专利资助金这一结果，吴某存在一定的过错。 最后，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曾某作为赠与人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包括准备市局、区县有关专利资助的材料。而且，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如能成功获得相关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主要受益人为曾某。特别是考虑到涉案合同明确载明“赠与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习及工作，促进专利申请工作”，而吴某与曾某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彼此是师生关系，存在一定的互信基础，且吴某当时尚在重庆工商大学念书，社会活动经验相较于老师曾某本人而言明显有限，故基于合同订立的目的、专利资助金主要受益人、双方订立合同时的特殊信任关系、双方的社会活动经验以及赠与人应履行的相关义务事项等考量因素，曾某亦负有基于诚信原则所应履行的催告和指导吴某向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申报专利资助金的附随义务。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关切的待证事实是：有无证据表明曾某在璧山区相关职能部门受理2014年度专利资助金申报的窗口期内，履行了催告和指导吴某及时申报专利资助金的附随义务。本案中，曾某提交了重庆市政府、南岸区政府和璧山县政府历年发布的申报专利资助金的公开指导文件，由此说明其本人熟悉了解重庆市、区政府针对申报专利资助金所制定的相关文件的内容，但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曾某将这些文件的相关细节(如申报受理期限、需准备的材料等)详细告知吴某。曾某在原审阶段作为证据提交的领用条，仅能证明吴某从其本人处领取了与申报专利资助金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但不能以此证明曾某履行了上述附随义务。至于曾某在原审阶段作为证据提交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因无法查明该份证据的具体内容，亦不能以此证明曾某履行了上述附随义务。鉴此，对于因未及时向璧山区科委申报专利资助金而导致未能获得璧山区政府发放的专利资助金这一结果，曾某亦存在一定的过错。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关于涉案部分专利申请资助金、授权资助金未能及时申报的责任归属的认定，并无不当。 (二)原审法院关于吴某应向曾某赔偿之经济损失的酌定数额是否适当 首先，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分别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涉案合同属于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根据合同的约定，曾某允诺将合同相关的专利申请人资格赠予吴某，吴某则允诺代表曾某领取市、区相关部门依申请发放的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涉案合同还约定，如果吴某违约，则曾某有权撤销赠与并追究其因违约造成的各项损失的违约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吴某不存在拒绝代表曾某领取重庆市、区相关部门发放的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的违约事实，但如前所述，涉案合同虽未明确约定在资助金申报期内及时提出申报是吴某应当履行的主合同义务，但其理应知晓只有遵循重庆市政府及有关区政府关于专利资助金的申报流程及时提交申报材料才有可能顺利获得市、区政府发放的专利资助金。吴某作为涉案合同相关专利申请资格的受赠人，未善尽向璧山区政府提交申报资料的合理注意义务，导致最终未能获得璧山区政府的专利资助金，其本人对此确实存在一定的过错，并且在客观上造成赠与人曾某的经济损失。故曾某依照涉案合同的约定，对吴某主张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曾某在本案中要求吴某赔付35443元的计算依据为：根据重庆市、璧山区和南岸区的专利资助政策文件，其可获得的市级专利申请和授权资助金与璧山区和南岸区的相应专利申请和授权资助金的差额之和，再减去吴某依照合同约定可获得的资助金及为申报支出的相关费用。该计算结果系在合同得到全面履行的情况下，根据重庆市、璧山区和南岸区的专利资助政策文件计算所得的结果，属于涉案合同可预期的最大化利益。但是，涉案资助金的申领需经行政审批，而能否申领成功除了受限于专利资助金申报材料是否准备齐全、申报时间是否符合行政部门规定的受理期限等因素，专利行政机关的具体审查结果以及相关专利资助金发放政策的变化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例如，重庆市知识产权局于2014年3月10日印发的《关于开展2013年度市级专利资助的通知》即在“六、不予资助或暂缓资助的情形”中明确列举了不予资助或暂缓资助的七种情形，该局于2016年5月13日印发的《关于开展2015年度市级专利资助的通知》中之“六、不予资助的情形”再次明确列举了不予资助的四种情形。可见，作为涉案合同预期利益的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能否获得、获得的资助金数额能否满足合同当事人的理想预期，均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审批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前述不确定因素在确定吴某的违约赔偿数额时应予考量。 其次，向重庆市、区政府申报专利申请资助金和授权资助金的前提是相关专利的申请费和年费已实际产生，故曾某代吴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的专利申请费和专利年费作为申报专利资助金的成本，应当计入吴某违约赔偿的范畴。 再次，涉案合同明确约定，曾某允诺承担吴某在申报过程中产生的通讯费用、申报费用和往来路费等，而与涉案合同相关的部分专利的市级资助金已经发放至吴某账户，故与该笔资金相关的通讯费用、申报费用和往来路费应当从吴某的违约赔偿中予以合理扣除。 最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前已述及，曾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未履行催告吴某及时申报专利资助金的附随义务，对未足额获得涉案专利资助金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故该因素也应当在确定吴某的违约赔偿数额时予以考量。 于此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酌定吴某的违约赔偿数额时，不应忽视本案存在的一个特殊背景是曾某与吴某之间在订立和履行涉案合同时存在师生关系。因此，在酌定吴某对曾某的违约赔偿数额时，双方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也应当作为酌情考量的因素。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综合考量资助金损失的具体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吴某已实际获得的资助金、曾某为申报资助金支出的必要成本等因素，酌情判令吴某赔偿曾某经济损失9000元，并无不当。 (三)原审法院关于案件受理费负担的确定是否适当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曾某向原审法院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686.08元，原审法院根据曾某诉请主张的赔偿数额，结合查明的履约事实酌定的赔偿数额，确定由曾某负担其预缴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中的300元，由吴某负担386.0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关于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的确定，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曾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曾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鹏 审判员 欧某 审判员 梁某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姜琳浩 书记员管某 裁判要点 案号 (2021)最高法知民终443号 案由 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 合议庭 审判长：何某 审判员：欧某、梁某 法官助理：姜琳浩 书记员：管某 裁判日期 2021年6月10日 关键词 附义务赠与合同；附随义务；过错；违约赔偿；可得利益；合理预见范围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主文：一、吴某3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曾某经济损失9000元；二、驳回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涉案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九十条；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法律问题 赔偿损失违约责任的承担 裁判观点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0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13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2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9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60条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70条1款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25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