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乙公司赠与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甲公司、乙公司赠与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琼73民终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甲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乙公司。 法定代表人：朴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丙公司丁公司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23)琼0271民初16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4年11月13日立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丙公司的委托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己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一审、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中止审理，辛公司壬公司的经纪合同直接相关，该经纪合同纠纷一案目前正在二审审理阶段，尚未审结。(二)涉案5首歌曲由 甲公司制作，甲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一审法院认定由权某享有录音制作者权，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针对涉案歌曲，甲公司已与第三方签订了录音委托制作协议，癸公司委托第三方机构制作录音成品，录制完成后，子公司所有。(三)甲公司系涉案歌曲词曲著作权人。本案中，赠与合同标的为涉案5首歌曲在QQ音乐平台的结算收益，其中既包括录音制作者权对应的结算收益，也包括词曲著作权对应的结算收益。但是，一审判决仅对录音制作者权部分作了评价，漏审了词曲著作权部分。甲公司系涉案歌曲词曲著作权人，体现在证据附表的“目前OP”一栏中，丑公司。OP是英文“Original Publisher”的缩写，系音乐行业惯例用语，意为音乐作品的原始词曲著作权人，是词曲著作权人的固定署名方式。(四)一审法院认定《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为著作权确认，而非赠与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与著作权确认书存在多处显著区别，其法律性质并非著作权确认书。(五)涉案赠与合同标的是结算收益，而非著作权本身。从合同目的与缔约背景来看，寅公司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权，乙公司希望获得涉案歌曲在腾讯、网易平台的结算利益，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均是为了向腾讯、网易平台提交，以转移涉案歌曲在平台内的管理收益权限。从履行结果来看，卯公司获得了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平台的结算收益，辰公司仍在正常使用涉案歌曲进行线下商业演出，二者并行不悖，巳公司没有异议，符合以结算利益为标的之赠与合同的履行逻辑。(六)一审法院未审理有关赠与合同撤销权成立要件等相关事实。本案系合同纠纷，甲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撤销赠与，一审法院本应围绕诉请进行审理，但由于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涉案歌曲的录音制作权归属、漏审了涉案歌曲的词曲著作权归属，午公司诉请，未审查与合同撤销有关的事实。(七)一审法院将仅适用于视听作品规定错误地适用于涉案歌曲的著作权归属，系法律适用错误。涉案歌曲应属于音乐作品，无法适用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规则。 乙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壬31公司全部上诉请求。(一)关于中止审理，经纪合约案件与本案无关。一审中，甲公司亦未提出中止审理的请求，经纪合约案件一审判决明确认定权某不存在违约行为。未公司申公司的合作中止后双方产生了争议，甲公司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对涉案歌曲进行重复多次的商业演出，目前就该情况提起系列案件的诉讼，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拖延其他案件的审理。(二)一审法院认亥66公司在一审未举证证明其享有著作权正确，根据数字发行合约可证实权某是涉案5首歌曲的著作权人及录音制品权人。(三)一审中，甲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为词曲著作权人，甲公司只主张享有平台收益权，但亦未举证证明。酉公司所主张的OP标志，表明为发行方，而不是著作权人。即使是存在相应的争议，戌公司提供的证据，甲公司于2018年曾将涉案歌曲进行版权登记，登记证书明确显示权某、崔某和朴某是权利人。(四)《转库声明》为著作权确认合同，不是赠与合同。《转库声明》并未体现赠予的意思表示。亥公司从权利人处获得授权进行歌曲发行，期限为三年，其中涉案歌曲歌曲授权到期后，需要由新的发行人来进行相应的歌曲管理，甲公司是为了配合权某相应工作签署《转库声明》，乙公司进行相应曲库认领，因此不属于赠与合同。(五)甲公司授权到期后，乙公司进行认领的不仅是结算收益，实际上还属于发行权的延续。(六)一审法院认定赠与合同的前提是甲公司享有相应权利，甲公司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构件要件。(七)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 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甲23公司于2021年12月13日出具的《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2.乙24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甲公司与案外人权某于2017年5月8日签订了《独家经理人合约书》，合约期间为2017年5月8日至2022年5月7日，如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则自动续期2年至2024年5月7日；双方对权某在合约期间作出的歌曲等未约定归属权。涉案5首歌曲录音制作者为权某，甲公司在各音乐平台发行了上述歌曲。丙25公司股东。甲公司丁26公司出具《转库声明》及《无授权证明》，载明将涉案歌曲等5首歌戊27公司。权某于2023年2月15日向甲公司发出《律师函》，明确不再继续履行《独家经理人合约书》。 一审法院认为，甲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享有涉案歌曲等5首歌曲著作权，其主张将上述歌己28公司，但其未举证其享有合法结算收益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且该作品上存在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第十七条第二款“前款规定以外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的规定，涉案涉案歌曲等5首歌曲录音制作者为权某，在未有相反证据证明涉案5首歌曲著作权归属下，庚29公司辛30公司出具《转库声明》及《无授权证明》行为属于著作权权属确认予以采纳。综上，甲公司主张无事实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壬31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甲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甲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音乐委托制作合同》；2.微博平台记录的涉案歌曲署名信息(附IP360公证证书)；3.某组合涉案歌曲实体专辑。拟癸32公司委托第三方录制，其完整录音权利、子33公司。甲公司系专辑的出品方，享有专辑内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且在涉案歌曲赠与关系成立以前，音乐丑34公司。4.(2006)一中民终字第13990号调解书及其关联新闻；5.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文章《寅35公司的权利和义务》；6.微信文章《〈乐队的夏天〉是怎么处理版权的？》。拟共同证明国内司法部门、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乐行业惯例，均认可“OP”意为Original Publisher，即词曲著作权人。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附件中，卯36公司，辰37公司为词曲著作权人。7.巳38公司的聊天记录(附IP360公证证书)；8.权某发送《转库声明》的聊天记录(附IP360公证证书)。午39公司未40公司出具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目的在于应音乐平台要求认领涉案歌曲的结算收益，并非著作权转让。涉案《转库声明》附件表格由权某制作提供，甲公司出于赠与涉案歌曲的结算权益之目的而配合提供。9.《数字发行合约》。申41公司依据《数字发行合约》取得涉案歌曲的结算收益权，酉42公司。10.权某、戌43公司签订的《音乐著作权代理合约书》及《授权声明》。拟证明在经纪合约履行期内，乙公司亥44公司独家艺人权某进行商业合作，甲45公司基于《独家经理人合约书》而享有的独家经纪权益。甲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撤销赠与。 乙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系后补倒签合同，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部分平台上歌曲的出品人是由发布人自行填写且可修改，乙46公司是出品人，也无法证明其是制作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法证明其发行时间，也无法证明其获得了歌曲权利人的授权，涉案歌曲专辑封面明确显示是非卖品，乙46公司和刘嘉军是出品人。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OP的全称是Original Publisher,中文翻译应该是原始发行人，认定著作权归属应该基于相关方与词曲作者的相关授权文件、作品登记证书等进行确认，仅依据《转库声明》中一个OP标志，无法证明其是词曲著作权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寅35公司首次使用他人作品时，不管是制作录音制品还是制作录像制品都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寅35公司复制发行的唱片并不当然拥有唱片中涉及的词曲作者的著作权。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未公证取证，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丙47公司确认涉丁48公司，实际是确认当时由谁在发行。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涉案5首歌曲录音制品权归权某所有，词曲著作权归权某所有，甲公司没有关系。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如构成违约，甲公司应该在经纪合约案件进行主张。 本院二审期间，乙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涉案歌曲音乐作品版权登记证书；2.涉案歌曲工程、音轨文件。戊49公司申请，该证书证明涉案歌曲音乐作品的曲著作权人是权某、朴某；词著作权人是崔某、朴某；录音制作人是权某。且有相应的音轨、工程文件。3.涉案歌曲之一的《数字发行合约》。己50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签署了涉案5首歌曲之一涉案歌曲的《数字发行合约》，授权期限为3年，权某和朴某拥有100%曲权利，权某拥有100%录音制作者权。4.涉案歌曲之二的《数字发行合约》。庚51公司于2019年11月16日签署了涉案5首歌曲之一涉案歌曲之二的《数字发行合约》，授权期限为3年，权某和朴某共同享有100%的曲权利，权某享有100%的录音制作者权，制作人为权某。5.涉案歌曲之三的《数字发行合约》。拟证明2020年6月30日之前签署的歌曲涉案歌曲之三的《数字发行合约》，权某的录音制作者权为50%，辛52公司就每首歌曲的录音制品权归属均有明确约定。6.(2024)琼0271民初4631号案件起诉状。壬53公司支配的其旗下艺人崔某在三亚另一个案件中，明确主张崔某拥有涉案歌曲歌曲的词著作权，癸54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其拥有涉案歌曲所有著作权的主张前后矛盾。7.甲公司在著作权侵权案件提交的中止审理申请书。申41公司子55公司著作权侵权的案件中，将本案陈述为涉案歌曲著作权权属有争议，中止了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审理，存在虚假陈述、恶意拖延诉讼时间的故意。8.录音师王某与权某的通话录音。丑56公司签署的《音乐委托制作合同》为倒签合同，实际签署时间不是2018年3月29日，寅57公司出现版权纠纷后，甲公司找王某补签的合同。王某承认其只是收录人声的录音师，不属于制作人。9.卯58公司要求录音师王某签署的《录音情况说明》文件。申41公司在2024年要求录音师王某签署该声明文件，辰59公司出了制作费，但王某认为该文件存在问题，未签署该文件。10.王某出具的《声明》文件。拟证明内容与证据8相同。11.甲公司在(2023)京0105民预175巳60公司的聊天记录。拟证明《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午61公司自行起草、盖章。 甲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音轨文件的形成时间无法验证。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1-2所体现的证明权属的内容归属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数字发行合约其实所体现的权属问题，无论归属于谁，甲公司都可以将结算收益权进行赠与。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涉案歌曲之三不是涉案5首歌曲之一，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6-7的真实性均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诉讼主要针对的是署名权问题，属于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在怎么流转没有关系。未62公司在另案中行使的诉讼权利，跟伪造证据没有关系。对证据8-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录音的制作人制作者是王某，因为署名是王某。王某跟权某是多年的合作伙伴，证明效力较低。对证据1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认可。 本院对二审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申63公司提交的证据1，双方均认可该合同系事后补签，且没有签订日期，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1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庚29公司提交的证据1、3-4、8-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据2，乙公司仅仅提供电脑截屏，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5、6-7、1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具体认证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8年10月23日国家版权局对音乐作品涉案歌曲进行作品登记，登记号：国作登字-2018-B-XXXXX ，载明：涉案歌曲原唱(权某、金某、崔某)，作词崔某、朴某，作曲朴某、权某。 2019年11月18日，案外人 酉64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涉案歌曲之二的《数字发行合约》，合约约定：授权期限为自合约签订之日起三年。授权内容为除署名权外的全部著作权和邻接权，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表演权、放映权、展览权、摄制权、改编权、汇编权、翻译权、表演者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邻接权全部权能等。甲方授予乙方以任何方式利用与行使，并同意乙方有权将前述权利的一部分或全部转授给本合约之外的第三人再以独家排他或普通许可等任何方式使用或行使。包括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之全部使用方式，及将来法律修订后新增之使用方式。授权方式为在本合同授权期限内，甲方授权乙方将授权作品向受许可人发放版权使用许可并收取版权使用费。附件涉案歌曲之二授权书载明：歌手名称演唱【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代某、崔某，曲作者权某、朴某。 2021年6月23日案外人 酉64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歌曲涉案歌曲的《数字发行合约》，合约约定的授权期限、授权内容、授权方式同上。附件涉案歌曲授权书载明：歌手名称演唱【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崔某，曲作者权某、朴某。 甲公司提供的微博平台记录的涉案歌曲署名信息(附IP360公证证书)载明：戌65公司亥66公司。甲公司提供的权某、崔某、李某涉案歌曲实体专辑载明：甲67公司乙68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甲公司出具《转库声明》：艺人权某、崔某、丙69公司签约艺人，我司自愿放弃权某、崔某、李某演唱已发表歌曲作品(详见下列作品列表)词曲著作权、录音录像邻接权等全部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丁70公司单独所有。下列作品列表所有作品目前由我司发行曲库，戊71公司。2021年12月13日，甲公司出具《无授权证明》：艺人权某、崔某、丙69公司签约艺人，我司自愿放弃权某、崔某、李某演唱已发表歌曲作品(详见下列作品列表)词曲著作权、录音录像邻接权等全部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丁70公司单独所有。己72公司进行音乐作品版权认领事宜。附件作品列表载明：1.涉案歌曲之一，表演者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崔某、朴某，曲作者权某、朴某，庚73公司，录音制作者权某；2.涉案歌曲之三，表演者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崔某，曲作者权某、朴某，庚73公司，录音制作者权某；3.歌曲名称涉案歌曲之二，表演者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代某，曲作者权某、朴某、朴男虎，庚73公司，录音制作者权某；4.涉案歌曲之四，表演者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代某，曲作者权某、朴某，庚73公司，录音制作者权某；5.涉案歌曲之五，表演者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永某、吴某，曲作者权某、朴某，庚73公司，录音制作者权某。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二)甲公司出具的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是结算收益权赠与还是著作权确认；(三)如果属于赠与行为，该行为是否应当撤销。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 甲公司上诉称，乙公司辛74公司壬公司的经纪合同直接相关，该经纪合同纠纷一案尚未审结生效，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对此本院认为，壬75公司与案外人权某因履行《独家经理人合约书》而发生，癸76公司股东，但不是本案当事人。无论《独家经理人合约书》还是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均未载明权某是否违反经纪合同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与本案直接关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本案中，甲公司乙公司之间的纠纷不是必须以经纪合同纠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不符合中止审理条件，本院不予中止审理。 (二)酉公司出具的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是结算收益权赠与还是著作权确认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音乐作品是指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一般认为，音乐作品由三部分组成：以节奏、旋律以及和声表现的乐曲；以符号、数字或其他记号形式记载的乐谱；以文字形式表现而成音乐作品的歌词。因此音乐作品著作权包括词作品著作权、曲作品著作权的单独一项或两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且该作品上存在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作者等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认定的登记机构办理作品登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在词曲著作权方面，甲公司出具的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所附作品列表载明：1.涉案歌曲之一，词作者崔某、朴某，曲作者权某、朴某；2.涉案歌曲之三，词作者崔某，曲作者权某、朴某；3.涉案歌曲之二，词作者代某，曲作者权某、朴某、朴男虎；4.涉案歌曲之四，表演者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代某，曲作者权某、朴某；5.涉案歌曲之五，表演者权某、崔某、李某，词作者永某、吴某，曲作者权某、朴某。其中，涉案歌曲载明的词曲著作权人与国家版权局对涉案歌曲登记的词曲作者相同。二审中，甲公司提交的证据权某、崔某、李某涉案歌曲实体专辑载明的词曲作者与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所附作品词曲作者相同。乙公司提供的证据涉案歌曲的《数字发行合约》、歌曲涉案歌曲的《数字发行合约》附件载明的词曲作者与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所附作品词曲作者相同。因此，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所附作品列表载明的词曲作者为相应音乐作品的词曲著作权人。 甲公司上诉称，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所附作品列表载子77公司，该OP意为Original Publisher，即词曲著作权人。对此本院认为，我国法律未对音乐作品标明的OP含义作出规定。丑78公司提供的证据歌曲涉案歌曲之二的《数字发行合约》、歌曲涉案歌曲的《数字发行合约》内容看，案外人权某将涉案歌曲除署名权寅79公司行使，授权期限为三年，甲公司作出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时，涉案歌曲尚在授权期间，甲公司仍享有除著作人身权之外的著作财产权及相邻权。尽管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涉案歌曲涉案歌曲的《数字发行合约》，但歌曲涉案歌曲之五与涉案歌曲之二同时收录在涉案歌曲之三专辑中，歌曲涉案歌曲涉案歌曲之四同时收录在涉案歌曲专辑中，卯80公司乙68公司。且涉案歌曲之四同时在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列明，辰81公司享有该3首歌曲除著作人身权之外的著作财产权及相邻权。因此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载明的“我司自愿放弃权某、崔某、李某演唱已发表歌曲作品(详见下列作品列表)词曲著作权、录音录像邻接权等全部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丁70公司单独所有。”巳82公司将其享有的涉案5首歌曲除署名权外的全部著作权、午83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著作财产权)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未84公司从《数字发行合约》得到的授权内容为涉案歌曲著作财产权及相邻权，由此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所附作品列表载明涉案5首歌曲OP的含义为著作财产权及邻接权人，而非词曲著作权人。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认定涉案5首歌曲著作权为录音制作者权某。对此本院认为，因涉案5首歌曲为音乐作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是对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作出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甲公司上诉称，其赠与的是结算收益权。对此本院认为，该结算收益权的实质或权利基础是涉案5首歌曲著作财产权及邻接权。乙公司辩称，《转库声明》并未体现赠与的意思表示，为著作权确认合同，不是赠与合同。甲公司授权到期后，乙公司进行认领的不仅是结算收益，实际上还属于发行权的延续。对此本院认为，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载明的“我司自愿放弃”，《转库声明》载明的“下列作品列表所示所有作品目前由我司发行曲库”等用语体现了赠与的意思表示。著作权确认是指对著作权既定权利状态的确认，申85公司原本享有涉案5首歌曲的著作财产权及邻接权，因此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实质是著作权财产权及邻接权的赠与，而非著作权确认。 (三)关于如果属于赠与行为，该行为是否应当撤销的问题 甲公司诉称，乙公司作为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的独家经纪权益、违反了附义务赠与合同的所附义务，申请撤销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对此本院认为，甲公司已就其与案外人权某因履行《独家经理人合约书》发生的纠纷提起诉讼，正如上文所述，癸76公司股东，但不是本案当事人，无论《独家经理人合约书》还是涉案《转库声明》《无授权证明》，均未载明权某是否违反经纪合同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与本案直接关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涉案5首歌曲的著作财产权及邻接权赠与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撤销情形，酉86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其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甲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某 军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韩宇 君 书记员 黄 婷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修订) 第4条1款3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663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0条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2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7条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 第9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 第153条1款5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 第177条1款1项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