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王海成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王某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苏09民终38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法定代表人：陈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WANGHAIYAN)。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某地1幢(3)。 负责人：柏文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王某2、王某3、丁某乙公司丙公司(以下简称申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21)苏0902民初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上诉人王某、王某4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某3、己公司丙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戊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某、王某2、王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对涉案民歌进行演绎形成新的著作权应当符合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王洛宾对涉案民歌进行了改编。著作权法规定了对演绎作品的保护，对于原作品的演绎，只有符合独创性的要求才能形成演绎作品，即演绎者必须在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的创作，而且创作结果应当符合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对于民间音乐作品的演绎，演绎作品应是使用了原音乐作品的基本内容或重要内容，对原作品的旋律作了创造性修改，却又没有使原有旋律消失。本案中，涉案歌曲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我国西北地区流传传唱，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被上诉人主张王洛宾对涉案民歌进行整理、翻译、改编，创作了汉语版作品，判断取决于王洛宾是否对民歌《花儿与少年》进行了创造性修改，即其与民歌原始形态是否存在客观可识别的具有独创性的显著性差异。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出版的书籍与被上诉人登记著作权歌曲构成实质性相似即构成侵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如法院认定王洛宾基于整理对涉案民歌享有著作权，那么早于王洛宾整理涉案歌曲的作者更应当享有著作权。上诉人提交的1956年音乐出版社发行了署名为“唐其竟编曲”的《四季歌》(《花儿与少年》)，早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出版物。该乐谱声乐部分的曲调与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歌曲曲调基本一致，歌词与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歌曲相同。一审法院既认定在1956年左右有多人曾对该民歌进行过改编，又毫无理由推测其系根据前人曲某改编，并且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明的情况下仅凭未经考证的他人陈述认定王洛宾系涉案民歌的唯一最初整理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与基本逻辑。首先，2006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歌声里的王洛宾》，及2000年新建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500年的歌：王洛宾经典歌曲与创作》均为未经考证的他人陈述。其次，涉案歌曲是属于某一地区的民族歌曲，是涉案歌曲后续作者进行整理改编的事实基础。无论是王洛宾、唐其竟还是其他采风者，在当时均有合理途径获得涉案民歌的词曲。上诉人出版的作品与王版、唐版三者之间均构成实质性相似，这是基于所有版本均来源于同一首民歌。王版、唐版的本质均属于改编作品。改编作品的侵权认定不同于原创作品，只有当上诉人侵犯王洛宾独创性的改编部分时才能认定构成侵权，故一审法院认定的实质性相似并不能构成认定侵权的直接因果关系。综上，王洛宾对民歌《花儿与少年》的记录配歌行为，并不属于创造性劳动，王洛宾对其不享有著作权。上诉人出版作品与在先出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出版的作品与王版歌曲存在侵权直接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王某、王某5辩称：1956年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四季歌》(唐其竟)中的《四季歌》的署名虽为唐其竟，但仅为“唐其竟编曲”，不能据此将唐其竟认定为《四季调》的作者。《四季调》来源于青海民歌，但不再是原生态民歌，而是王洛宾在民歌基础上整理而成的音乐作品，否则，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不可能将这首歌曲作为音乐作品许可世界各地使用。且没有任何文字显示除了王洛宾之外另有他人对涉案民歌做了记录整理工作。 被上诉人王某3答辩称：1.王洛宾对民歌的整理属于独创性的劳动，应享有《四季歌》(又名《花儿与少年》)著作权。音乐工作者在民歌基础上对音乐作品的记录、传播所作的工作应是创作性劳动。记录者以书面形式对于演唱者演唱的民歌进行音乐记录、整理时，需要根据记录者的艺术审美和专业修养，通过其个人判断、选择、取舍，确定最终记录的音调、节奏、速度等，对有歌词的民歌，还需要确定所配歌词的明确含义，并且对含糊不明或仅有哼唱的歌曲进行再创作，所以对民歌进行整理、加工是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王洛宾应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权。2.1956年音乐出版社发行了署名为“唐其竟编曲”的《四季歌》(又名《花儿与少年》)，是将歌曲进行编曲，使作品更适合乐器演奏或其他演出效果，但编曲不是取得著作权的方式，故唐其竟不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权。无论一首音乐作品被重新编曲为何种乐器演奏的曲某或何种声乐类型的唱谱，其对应的还是同一首作品、同一个著作权。上诉人称其是基于唐其竟版的《四季歌》进行的改编，但无论哪版的著作权均是基于王洛宾收集整理的《四季歌》。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庚公司述称：1.一审法院判决申公司不承担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辛公司是否侵害王某、王某2、王某3的著作权，请求法院依法审查。 王某、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壬公司丙公司、辛公司停止销售《中老年二胡教程(初级篇)》【ISBN978-7-5404-3884-5】；2.癸公司在再版或者出版其他图书时将《花儿与少年》署名更正为“青海民歌王洛宾整理”，并向王某、王某2、王某3赔礼道歉；3.癸公司向王某、王某2、王某3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王洛宾的继承人对其财产的继承情况。 1.1996年3月4日，王洛宾立遗嘱一份，内容为：一、所有遗产均由我的法定继承人(长子王某3、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某)继承。除他们兄弟三人，任何人均无权继承(没有收养任何人)。二、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兄弟三人继承，并依法进行保护。三、一切有关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均由我的三个儿子依法进行处理、保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垦区公证处对王洛宾在所立遗嘱上签名、捺手印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1996)新乌垦证字189号公证书。 2.2014年1月9日，王海星立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王海星是已故作曲家王洛宾的次子，我父亲王洛宾于1996年3月14日逝世，依据我父亲生前所立遗嘱，我有继承我父亲所立遗嘱内的权利。现本人依法立遗嘱，一切由我本人所继承的我父亲王洛宾的法律规定的著作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所有可以继承的内容及权利，在我百年以后由我的女儿王某2一人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西域公证处对王海星所立遗嘱上签名、捺手印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14)新乌西证字第0117号公证书。 3.王洛宾于1996年3月因病去世，王海星于2014年2月去世。 二、王某、王某2、王某3主张权利的涉案歌曲的相关情况。 对于涉案歌曲的权利归属，当事人存在争议并各自提供了证据，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一)王某、王某2、王某3提交证据材料能够证实《花儿与少年》歌曲的相关情况 1.已出版涉《花儿与少年》歌曲的CD、磁带及图书。 CD：子公司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洛宾和他的歌》、1997年广西金凤凰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MTV》、2000年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出版的《世纪之声》、2003年海南省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音乐永远的王洛宾》、丑公司出版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经典》、2004年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洛宾》、寅公司出版的《王洛宾西部歌王》、2009年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洛宾逝世十四周年纪念》、2010年珠影白天鹅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纪念王洛宾诞辰一百周年经典作品合唱篇》。 磁带：卯公司出版的《王洛宾西部歌王》、子公司《西部歌王王洛宾和他的歌》、辰公司出版的《王洛宾西部歌王》、1997年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洛宾作品纪念专辑》、1997年福建省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作品精选》、1997年厦门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洛宾与他的歌》、1999年中华盛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掀起你的盖头来》、1999年深圳天虹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作品精选辑越长版》、巳公司出版的《王洛宾经典万古歌神》、2000年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经典作品全纪录》、2002年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西部歌王》、2003年星音乐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花儿与少年》。 书籍：199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王洛宾歌曲选》(主编：王某、副主编：崔旋；该书载明“《四季调》词曲青海民歌洛宾改编”)。2000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图书《500年的歌王洛宾经典歌曲与创作》(刘书环编，该书载明“《四季歌》词曲青海民歌王洛宾改编”；创作背景载明“40年代，……王洛宾萌发了改编该歌的愿望，他深入海东民间，遍访当地“花儿王”，凭借在青海采集到的丰富音乐素材和扎实的艺术功底，对词曲进行了全面加工润色。……”)。2006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歌声里的王洛宾》(刘书环编，该书第38页到41页详细叙述了《四季调》的形成情况并附《四季调》词曲，结合所述内容显示《四季调》词曲形成于1945年左右，是由王洛宾根据他人哼唱曲调为节目《八大光棍》编配，后王洛宾将《八大光棍》改为“四季调。1956年朱仲禄、作曲家吕冰和编舞章明新等对‘四季调’进行改编。据说作曲家王云阶、石殿峰、王海天等人也曾对这首歌改编过。”) 2.《四季歌》作品登记证书情况：2019年7月24日，王某、王某2向国家版权局就《四季歌》(花儿与少年)词曲申请作品登记，作品登记证证号为国作登字-2019-B-00568366，登记证载明作品名称《四季歌(花儿与少年)》，作品类别音乐作品，作者王洛宾，创作完成日期1945年1月1日，首次发表日期1945年1月1日。该作品登记证书同时附录了该歌曲的词曲，其曲某为简谱版本，附录的词曲载明“青海民歌，王洛宾改编”。 3.2017年、2019年，音著协向王某2、王某、王某3分配版税的歌曲清单中均包含《花儿与少年》。2006年8月10日，音著协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载明王洛宾创作的如下作品在协会进行了登记，歌曲清单中包含“花儿与少年”。 4.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专题音乐会播放的王洛宾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花儿与少年》，认为王洛宾享有著作权的事实。 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苏知民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鲁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王洛宾为《花儿与少年》的著作权人。 (二)辛公司提交证据材料能够证实《花儿与少年》歌曲的相关情况。 1.1956年音乐出版社发行《四季歌》女高音独唱版词曲，署名为“青海民歌唐其竟编曲”，其曲某为五线谱版本，拟证明《花儿与少年》系其他人整理记录。 2.cctv节目官网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视频显示字幕中注明“《花儿与少年》作词朱仲禄、作曲佚名”。 3.2016年6月15日，孙佳(著作权人、甲方)辛公司(乙方、出版者)签订一份出版合同，合同载明稿件名称为：《中老年二胡教程(初级篇)》(修订版) 4.一审庭审过程中，辛公司另提交了从中国曲某网下载的不同标注内容的《花儿与少年》曲某，具体有“青海民歌吕冰曲”“青海民歌朱仲禄词吕冰编曲”“青海民歌”。 三、王某、王某2、王某3主张的被控侵权行为。 1.2020年10月10日，王某、王某2、午公司丙公司未公司于2007年2月出版的《中老年二胡教程(修订版)》一本【ISBN978-7-5404-3884-5】，该书第80、81页收录了《花儿与少年》(标注“青海民歌”)。 2.申公司丙公司提交的进退出库单及实时库存清单显示：涉案被控侵权图书均已退还出版社，酉公司丙公司实时库存数量为0。 四、其他案件事实。 1.为本案诉讼，王某、某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取证和代理诉讼，该协议约定的律师费包括基本律师费和提成律师费，基本律师费为每件诉讼案件5000元，提成律师费为赔偿金扣除基本律师费后余额的15%，如最终确定不可能获得赔偿金或赔偿金不足以扣除全部合理费用的，甲方不承担向乙方支付任何合理费用的义务。 2.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某、王某2对通知王某3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原告参加诉讼持有异议，王某、王某2、王某3另陈述系基于王洛宾的整理者身份主张其享有著作权。 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因此作为整理作品的整理者依法同样享有著作权，其享有的著作权利依法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关某洛宾是否享有涉案歌曲《花儿与少年》著作权的问题。王某、王某2、王某3基于王洛宾系《花儿与少年》整理者的身份主张享有歌曲的著作权，故审查王洛宾对涉案歌曲是否享有著作权应着重审查其是否为涉案民歌的整理者。一审中，辛公司提交一份1956年音乐出版社发行《四季歌》女高音独唱版词曲拟证明《花儿与少年》系他人整理记录。一审法院认为，辛公司提交的音乐出版社发行的词曲形成时间虽早于王某、王某2、王某3提交的证据，但该词曲明确标注系“唐其竟编曲”，结合2006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歌声里的王洛宾》的内容及王某、王某2、王某3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到1956年左右有多人曾对该民歌进行过改编，现实中也有大量曲某为适应不同乐器演奏被他人进行改编，因此不能排除唐其竟同样是在前人曲某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且从“唐其竟编曲”的表述也不能认定其为涉案民歌的整理者，因此不能简单根据上述词曲的形成时间先后而否定王洛宾的整理者身份。考虑到涉案作品存在年代久远，权利作品的原始证据已难以查找，一审法院认为应综合考虑作品的形成时间、历史背景、作品使用情况、公众普遍认知及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情况等综合情况作出判断。王某、王某2、王某3提交的证据显示多年来先后有众多音像制品、节目、书籍均将《花儿与少年》归于王洛宾的作品名下传唱出版，音著协也确认王洛宾对歌曲的权属并多年向王某、王某2、王某3发放分配的版税，唐其竟多年来也从未向王洛宾或其后人就该作品的权利归属提出异议，因此2000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图书《500年的歌王洛宾经典歌曲与创作》及2006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歌声里的王洛宾》两书所提及《花儿与少年》系王洛宾在40年代收集整理的可能性较高，该时间显然早于1956年音乐出版社发行的《四季歌》女高音独唱版词曲。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辛公司主张的相关权利人从未向王洛宾提出过异议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否定多年来已被诸多出版物、音像制品、电视节目及音著协确认的王洛宾的歌曲著作权利人身份，戌公司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王某、王某2、王某3主张王洛宾为整理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王洛宾作为涉案歌曲整理者，依法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 关某某、王某2、王某3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现王洛宾及其子王海星均已去世，故根据两人遗嘱，涉案歌曲的著作权中可继承的权利依法由王某、王某2、王某3享有，三人作为涉案歌曲的共同著作权继承人，在继承的著作权受到他人侵害时，王某、王某2作为部分共有权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未起诉的其他共同共有人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法院依法通知王某3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虽然王某与音著协签订了《音乐著作权合同》，但并未明确约定放弃诉权，目前亦没有证据证明音著协曾向一审被告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不应限制王某、王某2、王某3的诉讼权利。辛公司认为王某3、王海星做出过放弃著作权声明，因此王某3、王某2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但王某3、王某2对该声明不予认可，且现也同意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戌公司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王某、王某2、王某3作为涉案歌曲著作权的继承人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适格。 亥公司、申公司丙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了王某、王某2、王某3所享有的著作权问题。一审中，王某、王某2、甲23公司出版的《中老年二胡教程(初级篇)》中记载的《花儿与少年》曲某未正确署名，其未经过权利人许可改编、出版，侵犯了王洛宾依法享有的署名权及王某、王某2、王某3享有的改编权及复制发行权。经比对，涉案二胡曲某的主旋律与王某、王某2、王某3主张的权利歌曲的主旋律相同，与权利歌曲已构成实质性相似，辛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权利歌曲的整理者另有其人，乙24公司出版刊物上的曲某系在王某、王某2、王某3主张的权利歌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辛公司作为专业的出版机构，理应对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署名以及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进行审查，但其在出版涉案书籍的过程中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即对未署权利人姓名、未获权利人授权改编的曲某予以出版、复制、发行，侵犯了王洛宾对权利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及王某、王某2、王某3对权利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及发行权，故依法应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因王某、王某2、王某3未提交证据证明涉丙25公司实施，丁26公司侵犯其改编权，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申公司丙公司出售涉案侵权书籍，依法同样构成著作权侵权。 亥公司、申公司丙公司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的问题。辛公司实施了侵犯王洛宾及王某、王某2、王某3著作权的行为，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申公司丙公司系合法取得涉案书籍，且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已停止涉案书籍的销售行为，故王某、王某2、王某3主张其承担停止销售涉案侵权书籍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再予以支持。戊27公司在再版或出版其他图书时将《花儿与少年》署名更正为“青海民歌王洛宾整理”，并向其赔礼道歉的问题，应其主张的上述出版行为未发生，故该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三人主张赔礼道歉的问题，因该行为一般系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民事责任，履行对象应为受害人本人，他人不宜代为接受履行，现王洛宾已去世，三人并非涉案歌曲著作人身权利人，故其要求赔礼道歉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三人主张的损失赔偿问题，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歌曲知名度、侵权行为范围、侵权后果、被告的主观过错、合理费用、社会影响及权利作品的特殊性等因素，依法酌情支持赔偿三人损失4500元。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辛公司停止销售《中老年二胡教程(初级篇)》书籍【ISBN978-7-5404-3884-5】；二、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某、王某2、王某3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4500元;三、驳回王某、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戊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5207号民事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1778号判决。拟共同证明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权属证据之前，已有多份出版物出版《四季调》，歌词歌曲曲调与被上诉人的基本一致。 被上诉人王某、王某6表质证意见：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两首歌曲歌词和旋律相同，曲某不同。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因为只有他生前对该歌行使和主张权利，而不是出版物和音乐会上的署名。 王某3、申公司丙公司对该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己28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经比对，上诉人提交的1956年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署名为青海民歌唐其竟编曲的《四季歌》，与王洛宾《四季调》歌谱的主旋律曲调基本一致。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本案被上诉人王某3系澳大利亚国籍，故本案系涉外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规定，本案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案涉作品著作权归属事实以及侵权责任认定均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被起诉侵权书籍出版于2019年10月，但直至2020年10月王某等人进行公证取证时，被诉侵权书籍仍在销售，故本案属于“涉及著作权法修改前发生，持续到著作权法修改后的民事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1年修正)。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洛宾是否享有案涉歌曲著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因此，改编者、整理者可基于其改编、整理中的独创性劳动取得具有独创性表达部分的著作权。湖南文艺出版社称，《四季歌》系对民歌的忠实记录，因而不具有独创性。对此，本院认为，民歌由于其口口相传的特点，曲词均有不确定性；而案涉歌曲《四季歌》具有固定曲词，系由采风者结合自身艺术审美和专业素养，通过判断、选择、取舍、加工后所形成的作品，体现了采风者的创造性表达，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上的演绎作品，应当由其整理或改编者享有其著作权。 关某洛宾是否为案涉作品著作权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尽管王某、王某2就《四季歌》进行了作品著作权登记，并向本院提交了收录有《四季歌》的CD等出版物，且上述证据均将《四季歌》署名为王洛宾作品，但上述证据仅具有初步证据效力，是否存在相反证明，仍应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对案涉歌曲的著作权权属进行综合判断。 经查，上诉人提交的1956年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四季歌》，署名为青海民歌唐其竟编曲。根据该版乐谱内容可以认定，该版带有钢琴伴奏的乐谱系唐其竟根据朱仲禄的演唱记谱，唐其竟对朱仲禄演唱的曲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并编配钢琴伴奏后创作完成了该版《四季歌》(女高音独唱)，该版《四季歌》与王洛宾《四季调》歌谱的主旋律曲调基本一致。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根据2006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歌声里的王洛宾》叙述，王洛宾曾在1945年左右，根据他人哼唱曲调为节目《八大光棍》编配，后王洛宾将《八大光棍》改为《四季调》，但该证据仅为他人后期出版叙述，因年代久远对本案争议事实并不具有直接证明力，被上诉人未能对他人编著的图书内容做进一步的举证，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王洛宾对涉案歌曲的整理工作早于1956年。故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均晚于1956年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四季歌》，被上诉人关某洛宾系案涉案歌曲的词曲记录整理者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与生效文书矛盾的问题。本院认为，诉讼当事人对于自己所提出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未能尽其证明责任的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上述案件均确认王洛宾为《四季歌》著作权人的根据在于，相关被告均未能够提出相反证据推翻王某等人提交的王洛宾的权属证明。庚29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收录《四季歌》的最早出版物中，案涉歌曲作者署名为他人而非王洛宾，因此，在当前证据环境下，本院认定王洛宾不享有案涉作品著作权，与生效判决并不冲突。 综上所述，上诉人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21)苏0902民初9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王某、王某2、王某3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王某、王某2、王某3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王某、王某2、王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春霞 审 判 员 陈 杰 审 判 员 王慧玲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顾清清 书 记 员 徐 亚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修订) 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2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177条1款2项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