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范某著作权权属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张某、范某著作权权属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吉01民终36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范某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不服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3)吉0193民初5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2023)吉0193民初587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张某独立创作的68幅《西游记》系列画作著作权归张某单独所有。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仅仅依据登记错误的《作品登记证书》而认定范某和张某为著作权人，而对范某依照哪条法律取得著作权未作评价。从法律上讲：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是为了保护作者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这种智力成果所创设的一种权利。作品里凝结的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而创作出来的艺术结晶，这种作品通常具有较高的价值，因此世界各国都通过设立权利及建立相关法律制度来保护创作此种作品的作者对该作品拥有。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的权利来源存在本质性差别，其产生时间是创作完成之日，而不是申请注册之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商标及专利权需要在申请注册之日，才可明确权利人，且并无固定的取得方式，而著作权则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有且仅有两种：(1)作者。(2)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此处表述为“本法”且并未有“等”这类词语，可见，著作权人的种类是有限集，并非可以肆意扩大。著作权的权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有限定数目的几类主体：除作品作者外，按法条规定依次有：第十三至十七条均为在原有作品上的再加工再创作，凭此取得著作权；第十八条为职务创作，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享有著作权。第十九条为委托创作，可约定归委托人所有。本法之所以严格限定著作权归属，正是因为著作权具有极高的人身属性，前四项权利均属于人身权，不可在市场上流通。很明显在本案中，范某既不符合上述几条特殊规定，也并非本作品作者，因此取得著作权无任何法律依据。原审完全无视著作权的天然属性，也不顾著作权归属的法定性，认为其是任由非作者主体可约定取得的一项财产权，无疑是错误的。第二，张某出于对范某女士信任交其办理著作权登记，对其将自己登记为著作权人的行为并不知情，作者没有可能将自己作品的著作权人登记在他人名下。从情理上：作品之于作者，便如同孩子之于父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与作者的关联关系比亲属关系更为紧密，因此怎会有作者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上设立其他人的著作权呢？即便《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上出现了张某的签字，也绝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署的；再加上由范某签字，并盖有伪造张某名字印章的《权利归属证明》，此印章张某从未见过，更无从谈起刻印。真实情况如下：张某是一名纯粹的艺术家，在作品被创作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对其进行权属登记，但这丝毫不影响著作权的成立，作品的著作权天然就是属于作者的，因此当范某提出要“帮助”张某进行著作权登记时，张某起初是拒绝的，因为他认为作品无需任何公示，就天然是属于他的，作品登记也只是一个备案程序而已，并不影响权利的归属，这与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是不谋而合的。在范某再三提出登记后可以更好的保护张某的作品后，张某出于对自己作品的负责，才同意了范某代为办理著作权权属登记，但从未料想，范某居然会将自己登记为著作权人。第三，范某不具备任何绘画功底，如让其享有众多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不仅会使得本案不公，更会让我国著作权法存在的意义荡然无存。对于涉案画集《西游十年》，其艺术造诣极高，非专业画家不可能创作出该作品。范某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表示其根本不具有绘画功底，并没有参与其中画作的绘制，很难想象一个完全不会绘画的人居然可以完整地享有众多高质量画作的著作权，更难想象其可以对这些画作进行署名、发表、甚至是修改的这些人身权利。这种情况不仅违背法律更违背人性与常识，是对大众的欺骗。仅仅凭借范某的错误登记就取得著作权，那著作权保护的便不是作者，而是登记人。如此判决代表只要双方约定，便可以让与作品全然无关的人取得一幅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如放任这种行为，长期以往便会致使真实作者和著作权人大量分离，那著作人身权还如何存续？著作权法所保护作者权利的目的还是否能够实现？著作权人和著作权概念不同，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客体，著作权人登记属于原始权利必须有法律规定，不允许个人创设，即使作者本人也不可以违反法律规定，随意增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著作权人，著作权人登记以后实施的许可转让属于民事权利的法律行为，和著作权人本身登记不一致，著作权人登记带着行政属性，涉及公共利益不得随意处分，范某没有参与任何创作，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任何登记条件，本案作者、著作权人的唯一主体只能是张某。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张某诉至人民法院，恳请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法让著作权回归到作品的真实作者手中，维护法律权威。 范某辩称，《作品登记证书》明确显示涉案画集《西游十年》著作权人为双方，范某向国家版权局申请著作权登记的材料中第二页明确载明“申请人认真阅读了填表说明，准确理解了所需填写的内容，保证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并经过双方签字确认，在一审中张某自认在文件下方签名予以确认。双方自高中同学到结婚共计16年，二人经历了整个创作过程，范某为作品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费用由张某承担。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张某独立创作的68幅《西游记》系列画作著作权归张某单独所有。事实与理由：张某系国内知名画家，从2008年开始独立创作《西游记》系列美术作品。2008年10月8日至2012年1月2日期间，张某独立完成创作了39幅《西游记》画作。2012年3月12日，张某与范某结婚。2012年5月5日至2013年5月14日婚姻存续期间，张某独立创作完成了15幅《西游记》画作。2015年9月14日，张某对上述54幅画作进行了著作权作品登记。2015年9月30日张某再次启动绘制《西游记》系列画作。2017年7月27日，张某、范某因感情不和离婚。张某至2018年5月26日又创作完成了17幅《西游记》画作，最终完全截稿《西游记》创作。这17幅画作中的3幅著作权不属于张某所有，其中有4幅是离婚以后创作的。离婚后范某于2019年1月多次联系张某要求对《西游记》系列画作再次进行登记，张某表示拒绝，后来范某居然擅自将全部《西游记》系列画作的著作权人登记为张某和范某，该登记证书里记载的创作完成日期、首次发表日期均是范某伪造的，甚至将首次发表日期写成自己的生日，张某辛苦十年创作的作品被范某浓缩成一个月时间完成。范某的擅自登记行为不但造成54幅画作的重复登记，而且通过欺诈的方式侵犯了张某持续十年独自创作的68幅《西游记》画作著作权，这是对张某作品的不尊重，更是对张某内心的沉重打击。张某、范某虽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了部分画作知识产权收益的分配，但是从未就画作的权属做出任何约定，范某故意混淆概念，把著作权和著作权收益混为一谈，非常不正当地欺骗了张某，张某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全部作品的著作权。为了维护张某和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范某一审辩称，张某主张独立创作的68幅《西游记》画作著作权是范某擅自登记的，该著作权归张某所有的请求不能成立。首先，范某注册涉案画作是经过张某同意的，在张某创作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缺乏灵感、创作困难的情形，均是范某及时提出了创作意见和解决方式，在作品的画作中，虽然不是范某亲自操笔作画，但颜色搭配，人物位置的构建等，范某均提出了宝贵意见，为作品的完整性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其次，张某与范某大学都选择了美术专业学习，离婚时张某对财产分割事项作出了牺牲和让步。二人一起经历了创作《西游记》的全过程，期间张某登记过不完整作品的著作权，后张某因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要求张某需是作品的著作权人，具有授权他人发行出版的权利，张某急于出版书籍，因此张某让范某对完整作品进行了登记，2019年3月7日经国家版权局登记后，该书于2019年4月出版。登记时张某提出将著作权登记为张某和范某。综上，范某经过张某许可申请著作权，范某从未使用过该著作权，从未谋取过任何利益，未对作品进行过发表、歪曲、篡改、剽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范某对作品的创作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因此该作品著作权登记为张某与范某并无不当，张某主张著作权归自己独有的主张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某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张某系画家，从2008年开始创作《西游记》系列美术作品。2008年10月8日至2012年1月2日，张某创作完成39幅《西游记》画作。2012年3月12日，张某与范某结婚。2012年5月5日至2013年5月14日，张某创作完成15幅《西游记》画作。后张某对上述54幅画作申请作品登记，2015年9月14日，吉林省版权局出具《作品登记证书》，该《作品登记证书》显示“登记号：07—2015—F—0827，作品名称：西游记绘本，作品类别：美术，作者：张某，著作权人：张某，首次发表时间：未发；首次出版/制作日期：2013年5月。”2015年9月30日至2018年5月26日，张某又创作完成了剩余《西游记》画作。张某在向法院提交的材料中自认，以上《西游记》画作中包含1幅合图，不算独立作品，其中4幅作品由案外人享有版权，自己独立创作68幅作品。2018年11月8日，范某在张某授权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对《西游十年》作品申请著作权登记证书。2019年3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出具《作品登记证书》，《作品登记证书》显示“登记号：国作登字—2019—F—00742018，作品名称：西游十年，作品类别：美术作品，作者：张某，著作权人：张某，范某，创作完成时间：2008年3月1日；首次发表时间：2008年4月20日”。 根据范某申请，一审法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调取有关《西游十年》作品的版权登记申请材料。该版权申请材料中显示，2019年2月18日，申请人张某、范某向著作权登记部门提交《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载明：“著作权人为张某、范某，作者为张某，作品署名为张某。”《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第2页中间部分载明：“申请办理方式为由著作权人申请”“申请人信息包括张某和范某”，《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第2页尾部注明“申请人认真阅读了填表说明，准确理解了所需填写的内容，保证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底部标有“第2页/共3页”。张某、范某在该段文字下方的申请人签章处分别签字予以确认。庭审中，张某自认《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中申请人签章部分是其亲笔签字，但其否认范某将《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的第一页和第三页交由其审阅。 另查明，2012年3月12日，张某与范某办理结婚登记。2017年7月27日，张某与范某办理离婚登记。2017年7月27日，张某与范某签订《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男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创作了以西游记和水浒传为主题的两套画作，画作还在不断完善中，男方同意离婚后因两套画作所获得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平均予以分配，即离婚后男方在取得收益后5日内以转账的形式将收益的50%汇入女方名下银行卡内。” 再查明，一审庭审中，范某申请证人付某出庭作证，付某在法庭中自述：“付某与张某、范某均认识6年，与张某的关系是朋友和同事，与范某的关系是同学和同事。付某与范某处理张某的事情均为张某所授权，付某负责张某的宣传工作，涉案画作版权登记为张某授权付某和范某一起处理的。此外，张某在与范某离婚后与付某沟通时，称离婚之前的这些作品的收益要给范某，要与范某平分版权与收益。2017年，张某口头授权给付某和范某办理著作权登记。”此外，张某、范某分别提交了两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并未就涉案《西游十年》作品集中著作权署名问题进行过明确交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西游记》画作的著作权人是否包括范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明确显示，涉案《西游十年》作品集的著作权人为张某和范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张某主张范某未经自己许可在版权登记部门申请作品登记的过程中将范某添加成著作权人。本案中，范某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申请《西游十年》作品登记的材料中，《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明确标注了范某为著作权人，且在第2页已经载明：“申请办理方式为由著作权人申请”“申请人信息包括张某和范某”，《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第2页尾部注明“申请人认真阅读了填表说明，准确理解了所需填写的内容，保证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张某自认在文件下方签名予以确认，结合张某与范某的《离婚协议书》、付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张某与范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范某受张某委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就涉案《西游十年》作品集申请《作品登记证书》，并在著作权人一栏中标注为“张某、范某”一事具有高度盖然性，对于张某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张某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其系涉案作品的唯一著作权人，故对于张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张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张某提交了涉案68幅《西游记》系列画作的创作底稿，可以证明涉案68幅《西游记》系列画作的创作过程。庭审中范某述称“我没有画这个作品，只是在创作过程中提出意见，帮忙发布、宣传”。另查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西游十年张某画集》收录了上述68幅《西游记》系列画作。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现涉案《西游十年》作品集的《作品登记证书》显示，著作权人有张某和范某二人，根据创作底稿以及合法出版物等，其中张某作为作者自创作完成之日即为著作权人各方没有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范某是否为著作权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著作权人包括：(一)作者；(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第二十七条“转让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等规定可知，著作权人至少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创作作品的作者即原始著作权人，其拥有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一种是从原始著作权人处继受权利的受让人即继受著作权人，其仅能拥有作品著作权中的部分或全部财产权利，但不能拥有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二者虽然在权利多寡上存在差别，但都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也就是说，除人身权专属作者不能转让外，法律允许著作权人自由转让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给他人单独所有，也允许其自由处分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与他人共有。张某提出的著作权不能由非作者约定取得的观点不准确，不符合立法原意，准确表述应为“著作权中人身权不能由非作者约定取得，但其中的财产权可由非作者约定取得”。 具体到本案，首先，范某主张其基于与张某的共同创作行为而共有涉案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但共同创作作品的合作作者之间应有共同创作某一作品的意思表示，并且有贯彻始终的合作创作意图，各自有意识地调整创作风格和习惯，以便使分别创作的成果能够衔接、呼应，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并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标准，但范某称“我没有画这个作品，只是在创作过程中提出意见，帮忙发布、宣传”，以上行为均未赋予作品本身新的表现形式，不属于创作行为，因此范某不能作为合作作者，以原始取得的方式共同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 其次，虽然不能认定范某参与了涉案作品的创作而成为作品的合作作者，即不能认定其为涉案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但其被登记为共同著作权人是经涉案作品作者即原始著作权人张某签字认可和同意的，体现了作者张某的自由意志和处分意愿，因此，可以认定范某经作者张某的权利让渡已合法成为了涉案作品的继受著作权人，其已合法成为了涉案作品著作权财产权利的共有人之一。因此，张某要求法院确认其系涉案作品唯一著作权人的请求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张某提出“其在《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上签名系受欺骗而为，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相反，该签字行为与二人离婚协议书约定“男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创作了以西游记和水浒传为主题的两套画作，画作还在不断完善中，男方同意离婚后因两套画作所获得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平均予以分配，即离婚后男方在取得收益后5日内以转账的形式将收益的50%汇入女方名下银行卡内”以及证人付某证实“张某在与范某离婚后与付某沟通时，称离婚之前的这些作品的收益要给范某，要与范某平分版权与收益。张某口头授权给付某和范某办理著作权登记”能相互印证，故其该节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王 欣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马铭浩 书 记 员   丁 宁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2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1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 第10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 第177条1款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 第7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