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张某同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甲公司、张某同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最高法知民终51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乙公司。住所地：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市。 法定代表人：冯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同。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丙公司因与上诉人张某同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的(2023)豫01知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4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4年5月15日、6月5日询问当事人。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张某同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乙公司于2023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张某同立即停止侵害“烟农1212”植物新品种权的生产、销售、许诺销售行为；2.判令张某同对库存或尚未销售的侵权种子作灭活处理；3.判令张某同在《农民日报》《中国种业》上公开刊登声明不少于30日，面向广大农民及种业市场澄清事实，赔礼道歉；4.丁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和合理开支20万元；5.判令张某同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烟农1212”的品种权人为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烟台农科院)。经烟台农科院授权，乙公司在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对“烟农1212”享有独占实施许可权及以自己名义独立维权的权利。经调查发现，张某同在没有取得主要农作物生产经营许可证和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大规模生产“烟农1212”种子，并以白皮袋包装或散种子的形式向广大种粮大户、不法种子经销商销售“烟农1212”种子。张某同的行为构成侵权，戊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且严重损害农民利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责任。 张某同一审辩称：(一)张某同没有生产、销售、许诺销售“烟农1212”，无库存或尚未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2023年6月，己公司的销售人员朱某锋。庚公司委托购买散麦，并诱骗张某同在《大田用种协议》上签字。张某同仅帮忙联系了一个种麦大户。朱某锋验货后直接从种麦大户手中收购并从种麦大户地里拉走散麦。乙公司系滥用植物新品种权提起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二)乙公司要求张某同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维权费用2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乙公司从种麦大户地里拉走散麦70260斤，随时可以变现，并无经济损失。辛公司仓库，并未进入种子市场，不存在张某同欺骗种粮农民和扰乱种子市场的事实。综上，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7年6月9日，烟台农科院向原农业部申请“烟农1212”小麦植物新品种权，2021年12月30日获得授权，品种权号为CNA2017某某.2。同日，烟台农科院出具《植物新品种权授权声明》，癸公司在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区域内享有“烟农1212”小麦品种独占实施许可权；对违法或未经授权生产、繁殖、销售“烟农1212”的单位或个人，乙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维权(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诉讼、行政投诉举报、刑事报案等)，并依法收取赔偿款、补偿款等。 2023年6月，购种者朱某锋与张某同联系，向其订购“烟农1212”小麦种子。乙公司提供的2023年6月26日朱某锋与张某同的电话录音显示，双方对相关品种、签订合同、种子来源等事项进行交流。张某同向朱某锋确认可提供“烟农1212”小麦种子，并称其没有品种权。双方协商并签订《大田用种协议》。该协议约定：张某同向朱某锋提供种子60万斤，每斤1.78元，现款交易，预付1万元定金，提货时货款两清；种子达到大田用种标准，纯度达到国家用种标准。当日朱某锋支付定金1万元。2023年6月30日，朱某锋到张某同处提货，将收获的小麦装车运输，共计70260斤。同日转账支付张某同小麦款115060元，转账说明记载“烟农1212麦种款”。 张某同辩称经宋某杰介绍与朱某锋交易，子公司的外采合同，其才向朱某锋提供种子。张某同提交的宋某杰与朱某锋在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11月1日期间的电话录音显示，朱某锋称其检验后发现麦种不是“烟农1212”。张某同还辩称，被诉侵权种子系其介绍朱某锋向种麦大户杨某林购买，种子直接从杨某林地里拉走，张某同按每斤1.645元向杨某林支付小麦款115529元，并提交了杨某林证言及微信转账记录。 一审法院另查明： 2022年9月29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2023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显示，经国务院批准，2023年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7元。 2023年8月15日，丑公司“烟农1212”法律服务费70000元。 1990年6月20日，滑县某供种站注册成立，张某同为负责人。2014年8月28日，寅公司注册成立，张某同为法定代表人。2014年8月28日，卯公司注册成立，张某同为股东之一。2018年5月3日，辰公司注册成立，张某同为股东之一。 一审法院认为：烟台农科院是“烟农1212”小麦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乙公司经烟台农科院授权，有权在河南、安徽、江苏、陕西等区域独占实施“烟农1212”小麦植物新品种权，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烟农1212”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巳公司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本案中，从张某同与朱某锋相关通话、微信、转账记录来看，张某同以“烟农1212”名义对外销售小麦种子，可以推定销售的小麦种子即为“烟农1212”小麦品种。午公司诱骗签订合同、实际并不知道所销售的种子是何品种，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张某同担任多个涉农企业的法人、股东，参与农业、种业经营活动多年，并非普通从事家庭生产的农户，对相关农业、种业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应当明知，且在与朱某锋交流过程中也提到过“其没有品种权，不好签订合同”，所以清楚从事种子经营活动需要资质及自己并不具备相关资质，张某同明知实施的行为侵权还故意实施，故对张某同称受骗上当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张某同辩称只是帮朱某锋联系种麦大户，但从在案证据来看，《大田用种协议》由张某同签订，相关购种款项由张某同收取并获取差价，故应当认定张某同为被诉侵权种子的销售者。张某同未经品种权人授权许可，销售“烟农1212”小麦种子，构成侵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未公司请求判令张某同停止生产及许诺销售被诉侵权种子，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在案证据，张某同确系从杨某林处购得种子进行销售，尚无证据显示张某同有生产及许诺销售“烟农1212”小麦种子的行为，申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未公司请求判令张某同对库存或尚未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作灭活处理及在《农民日报》《中国种业》上公开刊登声明赔礼道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认定的是张某同在经营过程中以“烟农1212”名义销售小麦种子从而推定该种子为“烟农1212”品种，进而确定张某同构成侵权，乙公司、张某同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可能存在的库存或尚未销售小麦种子确系“烟农1212”品种，乙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张某同的销售行为对“烟农1212”植物新品种权造成商业信誉等方面的不利影响，申公司上述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张某同与朱某锋签订合同约定种子销售量达到60万斤，实际销售70260斤，获利9531元，其余529740斤未销售，结合上述张某同侵权经营数量及获利情况，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张某同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影响，酌定经济损失数额为6万元。未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乙公司虽提交支付法律服务费的票据，但未提交代理合同，无法证明该费用全部为本案诉讼支出，考虑到张某同侵权行为相对隐蔽，乙公司调查取证较为困难，需要支付相当费用进行调查及委托律师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酌定张某同应当承担的合理开支为2万元。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张某同立即停止销售侵犯‘烟农1212’植物新品种权小麦种子的行为；二、张某同于本判酉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80000元；三、戌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乙公司负担12600元，张某同负担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乙公司负担4000元，张某同负担1000元。” 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亥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20万元；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某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确定张某同赔偿8万元，明显过低，且适用法律错误。张某同销售被诉侵权种子数量巨大，协议约定的销售量为60万斤，仅单次实际交易量也高达70260斤。被诉侵权种子的销售价格为1.78元/斤，远高于一般商品粮的价格，且从购种人与张某同之间的电话录音可知，被诉侵权种子不是粮食，甲23公司专门繁殖的“烟农1212”种子。2023年7月16日，张某同在其另一个仓库向购种人交付剩余50余万斤被诉侵权种子时，因行政机关查处而交易中止，但交易事实存在。交易现场照片也进一步佐证了张某同的仓库中存有大量被诉侵权种子的事实。被诉侵权种子系无标签标识的散种子，属于假种子，侵权情节严重。乙公司已支付购种费用125060元，且因张某同侵权行为隐蔽，调查取证费用高。(二)一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种子来源于杨某林，无事实依据。张某同自认被诉侵权种子为第三方种子公司专门繁殖的“烟农1212”种子。杨某林未出庭作证和接受询问，不符合法律规定。2023年6月30日，被诉侵权种子装车照片显示系在张某同指定的仓库门口，并非在杨某林所称的农田。当地小麦在6月上旬已收割完成入仓，下一季作物玉米苗已生长十几厘米，此时从地里拉走小麦与农作物生产的时令不符。 乙24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 张某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丙25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审、丁26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戊27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己28公司。乙公司购买的是粮食，而非种子。被诉侵权种子不是“烟农1212”品种。张某同不是被诉侵权种子的经销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张某同、乙公司庚29公司委托朱某锋购买杨某林的粮食，并非“烟农1212”品种的种子。张某同、杨某林在交易中未主张被诉侵权种子是“烟农1212”种子。张某同也没有用其他小麦冒充“烟农1212”种子，故本案不应适用名称推定的法律规定。(三)乙公司不存在损失，一审判决赔偿数额不当。朱某锋举报后，张某同托宋某杰询问朱某锋小麦是否为“烟农1212”，并承诺如不符合要求，可以退款退货并承担运费，辛30公司并未退货，故没有损害结果发生。(四)乙公司并非正常的购买者或消费者，系利用“打假”谋取利益的职业打假人，行为违法，诉求不应得到支持。 乙公司对张某同上诉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 二审中，张某同申请宋某杰作为证人出庭，本院予以准许。 二审中，张某同还申请朱某锋、杨某林作为证人出庭。本院向上述两名人员送达证人出庭作证通知书后，两名人员均未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到庭。 宋某杰的证人证言主要内容如下：朱某锋是宋某杰的客户，张某同是宋某杰的朋友，壬31公司需要收购一批品质好的小麦，于是宋某杰向朱某锋介绍了张某同。后宋某杰未参与朱某锋与张某同的合同签订。朱某锋是在杨某林地里拉走了被诉侵权种子。朱某锋向行政机关举报后，宋某杰与朱某锋就被诉侵权行为进行过沟通。 张某同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癸32公司与杨某林交易时，没有确定具体的小麦品种，且朱某锋确认被诉侵权种子不是“烟农1212”。 乙公司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宋某杰并未参与销售合同签订，也未出现在被诉侵权种子交付现场，其称朱某锋是在杨某林地里拉走了被诉侵权种子不属实。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应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在下文判决理由部分予以论述。 二审中，乙公司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本院向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某地局和内黄县公安局调查收集张某同违法经营被诉侵权种子的相关卷宗证据材料，本院不予准许。 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2023年6月26日，朱某锋与张某同的通话录音的部分内容如下：张某同：“主要是我没这个品种权，所以说签合同那啥。”朱某锋：“我跟你讲只要你确保是‘烟农1212’，他的纯度能达到国家标准就行了。”张某同：“籽粒你看到了吧，是‘烟农1212’吧？”朱某锋：“看到了，基本上看差不多。”张某同：“不是差不多，百分百是的。”朱某锋：“百分百是‘烟农1212’？”张某同：“嗯。”朱某锋：“咱只是嘴上讲，不叫你讲其他的，只要纯度达到种子的国家标准就行了。”张某同：“就是良种标准呗？”朱某锋：“对对对，是的。”张某同：“大田用种标准。”朱某锋：“对，大田用种标准就行了。”张某同：“那能，百分之百能。”朱某锋：“子33公司给你提供的那个？”张某同：“从人家手里拿的，丑34公司繁殖种子的，咱从人家手里接的。”朱某锋：“纯度能确保是‘烟农1212’？”张某同：“嗯。”朱某锋：“那要不一会儿我来拟一个合同，看一下咱两个签一下？”张某同：“你拟一个合同看看，能行就行，不行就算了，我这没签过这种合同，我没有品种权，所以咱这风险管不着，这不是说卖不出去，这给我说来，我给你说吧，要不早都卖过了。”朱某锋：“那你卖给谁都是卖，咱既然联系了，我要是讲不要了你卖给谁就卖了。咱想合作这个生意。”张某同：“你就签一个大田用种吧。”朱某锋：“大田用种对吧？”张某同：“嗯。”朱某锋：“大田用种协议可行？”张某同：“嗯，行。” 张某同在一审中提交的杨某林手写的证人证言显示如下内容：本人杨某林，身份证号41xxx26某某，住滑县八里营乡杨丁将村，系农民，在内黄承包土地，种麦。2023年6月16日在张某同的介绍下，有两个安徽人来我承包的麦地里看麦，麦地位置为内黄县，看完还带走有5斤左右，说回去验一下，过了十来天说这麦可以收。2023年6月30日，这两个安徽人和张某同直接去我承包的麦地头拉散麦，一共拉走了70260斤，一斤1.645元，一共115529元，麦钱是张某同转给我的，我一共收到张某同转过来115529元。我跟张某同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一共就通过他卖过这一次。特此证明。证明人：杨某林，2023年10月27日。 张某同在一审中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2023年6月26日，张某同向杨某林转账5000元；同年6月30日，张某同向杨某林转账七次，其中五次分别转账2万元，一次转账1万元，一次转账529元，以上共计115529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于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施行日(2022年3月1日)之后，故本案应适用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根据查明的事实和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张某同是否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二)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一)张某同是否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 张某同上诉称，被诉侵权种子是小麦粮食，而不是小麦种子。对此，本院认为，对于既可作繁殖材料又可作收获材料的植物体，在侵权纠纷中能否认定为是繁殖材料，应当审查销售者销售被诉侵权植物体的真实意图，即其意图是将该材料作为繁殖材料销售还是作为收获材料销售。具体到本案中，张某同销售的是繁殖材料还是收获材料，应当根据买卖双方沟通的具体情况及被诉侵权种子的销售单价来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同在与朱某锋的沟通中已经确认被诉侵权种子为小麦种子，且签订的《大田用种协议》约定双方交易的品类为种子，要达到大田用种标准。并且，张某同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价格为1.78元/斤，远高于同期小麦粮食的销售价格。综合上述事实，本院对张某同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同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是小麦种子，并无不当。 张某同上诉称，张某同、杨某林在交易中并未主张被诉侵权种子是“烟农1212”品种，且交付被诉侵权种子后，朱某锋称经检测被诉侵权种子不是“烟农1212”品种。对此，本院认为，张某同交付被诉侵权种子前与朱某锋的沟通中已确认被诉侵权种子为“烟农1212”品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以下简称品种权侵权司法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下合称权利人)举证证明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有证据证明不属于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人构成假冒品种行为，并参照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有关规定确定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张某同以“烟农1212”品种繁殖材料的名义销售被诉侵权种子，可以依法推定被诉侵权种子是“烟农1212”品种繁殖材料。张某同以朱某锋已承认被诉侵权种子不是“烟农1212”品种主张被诉侵权种子不是“烟农1212”，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而言，即便被诉侵权种子并非“烟农1212”品种繁殖材料，张某同以“烟农1212”品种繁殖材料的名义销售被诉侵权种子，亦构成假冒品种行为，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张某同上诉称，被诉侵权种子由杨某林实际售出，其仅赚取中介费用，故不应当认定被诉侵权种子系其销售，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品种权侵权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合法来源，销售者一般应当举证证明购货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存在实际的具体供货方、销售行为符合相关生产经营许可制度等。销售者主张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种子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张某同与朱某锋的沟通中明确表示没有“烟农1212”品种的品种权，但仍与朱某锋签订《大田用种协议》，寅35公司，说明张某同明知自己未经许可，不能销售“烟农1212”种子，但仍然实施侵权行为，故不满足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同在与朱某锋的沟通中并未称被诉侵权种子由杨某林提供。《大田用种协议》签订的双方系张某同和朱某锋。且，杨某林出具的情况说明，因本人未出庭，无法确认真实性。张某同与杨某林的转账记录没有备注与本案被诉侵权种子交易的任何信息，不能证明杨某林参与了涉案种子交易。故本院综合上述事实，对张某同此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种子系张某同销售，并无不当。 另，关于张某同是否生产被诉侵权种子，卯36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张某同在与朱某锋的沟通中并未称其生产被诉侵权种子，而是称被诉侵权种子是从朋友那里接手，乙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张某同实际生产“烟农1212”品种，申公司关于张某同生产被诉侵权种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同未经许可，销售被诉侵权种子，侵害“烟农1212”品种的品种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 (二)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乙公司上诉称，朱某锋与张某同的协议已经成立，即使只考虑实际交付的种子数量，一审确定的赔偿数额仍然过低。张某同上诉称，辰37公司表示可以将种子退回，辛30公司未退回，乙公司涉嫌商业维权，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过高。对此，本院认为，乙公司在本案中明确主张适用法定赔偿，故本院根据涉案品种权类型、侵权行为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综合考量赔偿数额。首先，朱某锋与张某同的协议约定应当交付的被诉侵权种子数量为60万斤，如果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种子交易，总价为1068000元。虽然大部分未实际交付，但该约定数量反映了销售规模，应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其次，双方已完成一次种子交易，实际交付的被诉侵权种子数量为70260斤，单价为1.78元/斤，总价为125060元，单次交易量较大。实际交付的数量、单价、总价亦应当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再次，根据在案事实，张某同担任多个涉农企业的法人或股东，明知从事种业经营活动需具备相关资质，仍实施本案种子销售行为，主观故意明显。最后，张某同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是无标签、无标识的种子，属于侵权情节严重。综合上述因素考虑，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过低，本院予以调整。本院将经济损失数额调整为12万元。关于合理开支，巳38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进行了取证，并委托律师参与诉讼等因素，本院将本案的合理开支调整为3万元。 综上所述，乙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张某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豫01知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豫01知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豫01知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张某同自本判酉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50000元； 四、驳回张某同的上诉请求； 五、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张某同负担8320元，乙公司负担72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某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张某同负担2730元，乙公司负担139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霞 审 判 员　牟 丹 审 判 员　杜丽霞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董 宁 书 记 员　李思倩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4修订) 第39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4修订) 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第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第17条1款4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修正) 第28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修正) 第28条2款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