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市文体局诉张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裁判规则 关键词：署名权,作者,作品 核心问题：1.应如何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署名权的侵犯？ 裁判要点：署名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署名权的权利主体是作者，权利客体是具体的作品，权利内容是在作品上对作者名称予以标注。行为人只有在未经许可实施了上述署名权控制的署名行为时，其行为才可能构成对署名权的侵犯。若行为人的使用行为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行为，则不能认定其构成对他人署名权的侵犯。因此，应根据上述规定，对侵犯他人署名权的行为进行认定。 （北大法宝编写） 安某文体局诉张某等侵犯著作权案（非物质文化遗产　著作权）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0）西民初字第2606号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13010号判决书。 案由：侵犯著作权。 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贵州省安某文化和体育局（以下简称安某文体局），住所地贵州省安某某地。 法定代表人：邹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张某，男，广西电影制片厂导演。 委托代理人：佟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张某2，男，甲公司董某。 委托代理人：佟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某地。 法定代表人：张某2，董某。 委托代理人：佟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审级：二审。 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武某；代理审判员：田某、洪成宇。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芮松艳；代理审判员：王某、穆颖。 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11年5月24日。 二审审结时间：2011年9月14日。 原告诉称 原告安某文化和体育局诉称：甲公司作为出品人、张某2为制片人、张某为编剧和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在拍摄时邀请了安某詹家屯的詹学彦等八位地戏演员前往丽江，表演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并将八位地戏演员表演的上述剧目剪辑到了电影《千里走单骑》中。但该影片中却将其称之为“云南面具戏”，且上述三被告没有在任何场合为影片中“云南面具戏”的真实身份正名，以致观众以为影片中的面具戏的起源地、传承地就在云南。该影片中将具有特殊地域性、表现唯一性的“安顺地戏”误导成“云南面具戏”，歪曲了“安顺地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学艺术，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并在事实上误导了中外观众，造成前往云南寻找影片中的面具戏的严重后果。据此，安某文化和体育局请求法院判令：张某、张某2、甲公司分别在《法制日报》、《中国日报（英文）》中缝以外版面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甲公司在以任何方式再使用影片《千里走单骑》时，应当注明“片中的云南面具戏实际上是安顺地戏”。 被告辩称 被告张某、张某2、甲公司辩称：影片《千里走单骑》乙公司，出品人是电影作品的所有人，故要求驳回安某文化和体育局对张某、张某2的诉讼请求。《千里走单骑》拍摄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顺地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2006年5月，安某文化和体育局无权追溯主张署名权。况且，《千里走单骑》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而非一个专门介绍面具戏或地戏的专题片或纪录片，安某文化和体育局不能要求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被告承担将艺术虚构与真实存在相互对接的义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安某文化和体育局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原告安某文体局负责管理该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为当地传统剧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告张某、张某2、甲公司作为导演、制片人及投资方共同拍摄了电影《千里走单骑》。在该电影拍摄过程中，被告邀请原告所在地的表演者为其表演了安顺地戏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在该影片片尾字幕出现的演职员名单中标示有“戏曲演出：贵州省安某詹家屯三国戏队詹学彦等八人”字样，但在电影中却将该剧种标注为“云南面具戏”。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涉案影片《千里走单骑》光盘、摄制许可证、公映许可证。 涉案电影海报、影院入场券。 原、被告陈某。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安顺地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保存，任何使用者包括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和导演等都应当尊重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将真实存在的“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素材用在影片《千里走单骑》作品中，并就戏剧表演的配器及舞台形式加以一定的改动，使之表现形式符合电影创作的需要，并将其称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云南面具戏”，这一演绎拍摄手法符合电影创作的规律，区别于不得虚构的新闻纪录片。各被告在主观上并无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从整体情况看，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或者误导混淆的负面效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安某文化和体育局的诉讼请求。 二审诉辩主张 （1）上诉人（原审原告）诉称 安某文化和体育局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安顺地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却未在任何场合对此予以澄清，其行为构成了对“安顺地戏”这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的侵犯，违反了著作权法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辩称 被上诉人张某、张某2、甲公司仍坚持原审诉讼中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二审事实和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无异议，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判案理由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1）关于原告是否可以提起本案诉讼。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是“安顺地戏”的保护问题，因“安顺地戏”由安顺地区的人民世代相传、继承、丰富而成，并不归属于某个特定民事主体，所以，当他人的使用行为对这一文化遗产造成损害时，难以由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主张权利。作为安顺地戏的管理及保护机关，原告安某文化和体育局有资格代表安顺地区的人民就他人侵害安顺地戏的行为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因此，其与“安顺地戏”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2）丙公司、张某2、张某是否均应对被控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虽然著作权法中对因电影作品产生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并无明确规定，但对其著作权的权属却有明确规定，即制片者享有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基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对等的原则，电影作品的制片者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亦当然应承担基于该电影作品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中，甲公司作为制片者应对涉案电影产生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张某及张某2因其并非涉案电影的制片者，故不应对被控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3）关于涉案电影中“安顺地戏”的使用方式是否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由该规定可知，署名权的权利主体是作者，权利客体是具体的作品，权利内容是在作品上对作者名称予以标注。他人只有在未经许可实施了上述署名权控制的署名行为时，他人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对署名权的侵犯。本案中，因“安顺地戏”既非署名权的权利主体，亦非署名权的权利客体，而涉案电影中虽实施了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的行为，但这一使用行为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行为，故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上述行为不可能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 二审定案结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1修订) 第1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修正) 第153条1款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