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某、唐某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

金某、唐某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知民终479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金某。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唐某。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某、唐某2与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的(2020)京73民初74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金某、唐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本案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事实与理由：专利号为20091008XXXX.9、名称为“永磁同步电机”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由金某于2009年4月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原专利权人为金某，2019年3月29日专利权人变更为唐某。2020年6月15日，金某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查询相关资料发现：2016年4月7日，甲公司伙同专利备案代理人周某，伪造了金某本人的签名，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将涉案专利以乙公司，并以伪造金某本人签名的方式于2016年6月21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甲公司上述行为给金某、唐某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金某、唐某2此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并请求判令涉案合同不成立。金某、唐某认为：涉案合同已经约定了合同履行地。涉案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该专利的许可范围是在中国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产品”。第七条第三款约定：“被许可方可派出人员到许可方处接受培训和指导”。许可范围为“中国制造”，即中国范围之内均可以实施该专利技术，且合同中明确约定被许可方接受培训的地点是许可方所在地，本案中许可方为金某，其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因此，北京市是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应当受理本案。 二审中，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涉案合同第二条“专利许可的方式与范围”约定：“……该专利的许可范围是在中国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的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销售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进口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涉案合同第四条“技术资料的交付”约定：“……2.技术资料的交付方式和地点。许可方将全部技术资料以面交、挂号邮寄或空运方式递交给被许可方，并将资料清单以面交、邮寄或传真方式递交给被许可方，将空运单以面交、邮寄方式递交给被许可方。技术资料交付地点为被许可方所在地或双方约定的地点。” 涉案合同第五条“使用费及支付方式”约定：“本合同涉及的使用费为0元。被许可方免费使用。”涉案合同第七条“技术服务与培训(本条可签订从合同)”约定：“……2.许可方在被许可方实施专利申请技术时，要派出合格的技术人员到被许可方进行技术指导，并负责培训被许可方的具体工作人员。被许可方接受许可方培训的人员应符合许可方提出的合理要求。(确定被培训人员标准)3.被许可方可派出人员到许可方接受培训和技术指导。”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案件事实，本案在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本案系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同时废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涉案合同中显示的订立时间及相关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上述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金某、唐某上诉主张，根据涉案合同第七条中“被许可方可派出人员到许可方处接受培训和指导”的约定，合同履行地为许可方金某的住所地。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法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与受让人的主要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许可受让人实施专利，交付实施专利有关的技术资料，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合同法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不得许可约定以外的第三人实施该专利；并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 依据上述规定，针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原则，应当是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对履行地点没有直接约定，但是对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义务履行地作出明确约定的，应当以约定的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包括被许可专利的实施地、许可使用费的支付地、实施被许可专利所需技术材料的交付地以及提供必要技术指导和培训的地点等，如果有上述约定，应当不属于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 本案中，涉案合同第二条“专利许可的方式与范围”仅约定被许可专利的实施范围是在中国境内，故应当认定未约定被许可专利的具体实施地。而涉案合同第四条“技术资料的交付”约定，技术资料交付地点为被许可方所在地；第七条“技术服务与培训”约定，许可方要派出人员到被许可方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因此，应当认定本案中技术材料的交付地、技术指导和培训的地点即为合同履行地。由于丙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因此，原审法院以本案原审被起诉人甲公司的住所地为江苏省泰州市为由，认定该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至于金某、唐某主张，以涉案合同第七条中“被许可方可派出人员到许可方处接受培训和指导”的约定，认定合同履行地为许可方所在地。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合同第七条关于“技术服务与培训”约定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约定“许可方在被许可方实施专利申请技术时，要派出合格的技术人员到被许可方进行技术指导，并负责培训被许可方的具体工作人员”，由此可知，到被许可方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是许可方应当履行的义务；第二部分约定“被许可方可派出人员到许可方接受培训和技术指导”，仅是为被许可方提供了一种便利选择，而并不能据此认定双方明确约定许可方所在地亦为合同履行地。因此，对金某、唐某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该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并裁定不予受理，于法有据，应予维持。金某、唐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原晓爽 审 判 员 周 平 审 判 员 何 隽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法官助理 刘清启 书 记 员 汪 妮 裁判要点 案号 (2021)最高法知民终479号 案由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合议庭 审判长：原晓爽 审判员：周某、何某 法官助理：刘清启 书记员：汪某 裁判日期 2020年6月7日 涉案专利 名称为“永磁同步电机”的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091008XXXX.9) 关键词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合同履行地；管辖权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金某；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唐某； 原审被起诉人：丁公司。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判主文：对金某、唐某的起诉，不予受理。 涉案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百四十六条。 法律问题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合同履行地的确定 裁判观点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对履行地点没有直接约定，但是对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义务履行地作出明确约定的，应当以约定的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包括被许可专利的实施地、许可使用费的支付地、实施被许可专利所需技术材料的交付地以及提供必要技术指导和培训的地点等；如果有上述约定，应认定不属于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 注：本摘要并非裁定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34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34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19条1款4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70条1款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7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2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1条2款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