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王某2等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王某、王某2等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鄂08民初101号 原告：王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2。 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3(Ｗ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甲公司(集团)乙公司丙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某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隐去】。 负责人：程龙，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 被告：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乙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北碚区某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隐去】。 法定代表人：米家德，社长、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王某2、丁某(集团)乙公司丙公司(以下简称辛公司)、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乙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师范出版社)侵害作品署名权、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侵害作品复制权、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原告王某3的委托诉讼的代理人喻某、侯某，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告西南师范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王某2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己公司和西南师范出版社停止销售《钢琴(二)》[ISBN978-7-5621-9322-7]；二、判令西南师范出版社将《阿拉木汗》的署名更正为“维吾尔民歌王洛宾整理改编”，并向王某、王某2赔礼道歉；三、判令西南师范出版社向王某、王某2支付赔偿金10000元。事实与理由：《阿拉木汗》是已故著名音乐家王洛宾整理改编维吾尔族民歌而成的一首音乐作品，王某、王某2依法继承了该音乐作品的著作财产权。2020年7月5日，王某、庚公司购买了一本书《钢琴(二)》。该书的出版单位是西南师范出版社。该书第48页的《阿拉木汗》的曲，与王洛宾整理改编的维吾尔族民歌而成的《阿拉木汗》的主旋律完全相同，却被标注为“新疆民歌李晓平编曲”，侵犯了王洛宾依法享有的署名权。该钢琴曲《阿拉木汗》是对王洛宾整理改编的《阿拉木汗》改写而成，未经许可，侵犯了王洛宾依法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西南师范出版社出版该歌曲未经许可，侵犯了王某、王某2依法享有的复制发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四、五、六项，第二十条和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追加王某3作为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王某3同意王某、王某2的诉讼请求，无其他独立的诉讼请求。 辛公司答辩称，其已将《钢琴(二)》(ISBN978-7-5621-9322-7)下架停止销售。 西南师范出版社答辩称，一、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共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任何人都有权对民歌进行改编和在其基础上再创作。二、王某、王某2对歌曲《阿拉木汗》不享有著作权。三、王某、王某2在诉状中陈述王洛宾对歌曲《阿拉木汗》进行记录改编的过程，该陈述的事实是否真实，需要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就不能认定王洛宾记录或改编了歌曲《阿拉木汗》。四、本案所出版的王大立主编的《钢琴(二)》所收录的是李晓平先生根据新疆民歌《阿里木汗》进行的重新编曲的钢琴曲谱,该钢琴曲谱来自于1984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韩林申、李晓平、徐斐、周荷君编的《钢琴基础教程》第79页发表了李晓平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钢琴曲谱。同时，西南师范出版社出版的钢琴曲谱与王某、王某2主张的简谱在曲调、内容等方面不一致，该五线谱系在民歌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具有独创性的成果。 原告王某、王某4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死亡医学证明、遗嘱、作品登记证书、音乐著作权合同、证明、版税分配清单、民事判决书、出版物、委托协议等，被告西南师范出版社提交出版物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上述证据是否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王洛宾子女对其财产的继承情况。 1996年3月4日，王洛宾立遗嘱1份，内容为：1.所有遗产均由我的法定继承人(长子：王某3；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某)继承。除他们兄弟三人，任何人均无权继承(没有收养过任何人)。2.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兄弟三人继承，并依法进行保护。3.一切有关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均由我的三个儿子依法进行处理、保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垦区公证处对王洛宾在所立遗嘱上签名、捺手印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1996)新乌垦证字189号公证书。2014年1月9日，王海星立遗嘱1份，内容为：本人王海星是已故作曲家王洛宾的次子，我父亲王洛宾于1996年3月14日逝世，依据我父亲生前所立遗嘱，我有继承我父亲所立遗嘱内的权利。现本人依法立遗嘱，一切由我本人所继承的我父亲王洛宾的法律规定的著作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所有可以继承的内容及权利，在我百年以后由我的女儿王某2一人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西域公证处对王海星在所立遗嘱上签名、捺手印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14)新乌西证字第0117号公证书。 1996年4月1日，王某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为会员。对王洛宾创作的《阿拉木汗》在协会进行了登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定期向王某、王海星、王某2、王某3支付了著作权使用费用。 二、王某、王某2和王某3主张其对王洛宾对《阿拉木汗》享有著作权相关事实。 王某、王某2提交的国作登字-2019-B-00568368《作品登记证书》载明，音乐作品《阿拉木汗》系1941年1月1日由王洛宾创作并发表的歌曲，著作权人为王某、王某2，登记日期为2019年7月24日。该《作品登记证书》同时附录了歌曲《阿拉木汗》的词曲，附录的词曲署名为：维吾尔族民歌，王洛宾编词曲。 1996年3月26日，王某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议(以下简称音著协)签订《音乐著作权合同》，王某同意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予音著协以信托的方式管理。2006年8月10日，音著协资料部出具《证明》载明，王洛宾创作的《阿拉木汗》的版权使用费分配给了王洛宾的三位继承人。 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洛宾歌曲集》收录《阿拉木汗》的歌谱，标注维吾尔族民歌、洛宾记谱、译配。198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达坂城的姑娘》收录的《阿拉木汗》标注维吾尔族民歌、洛宾编词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歌曲选》，收录的《阿拉木汗》标注维吾尔族民歌、洛宾编词曲。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500年的歌：王洛宾经典词曲与创作》，收录的《阿拉木汗》标注维吾尔族民歌、王洛宾编词曲。2005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新疆50年优秀歌曲集》，收录的《阿拉木汗》标注维吾尔族民歌、王洛宾编词曲。2006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歌声里的王洛宾》收录《阿拉木汗》一文中，载明：《阿拉木汗》是20世纪40年代初王洛宾在青海西宁时向维吾尔族商人学习来的，是王洛宾担任青海儿童剧团团长时为演出改编的一个节目。1949年出版的《青海民歌》收录了王洛宾改编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广播歌选》收录了王洛宾改编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 壬公司1993年出版的《王洛宾歌曲精选集演唱篇》、癸公司1994年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洛宾作品专辑》、子公司1996年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洛宾和他的歌》等十余部CD录音制品均将歌曲《阿拉木汗》的作者标注为王洛宾。癸公司1996年出版的《西部歌王王洛宾作品专辑》、丑公司1995年出版的《王洛宾西部歌王》等磁带录音制品将歌曲《阿拉木汗》的作者标注为王洛宾。 三、未署名王洛宾的出版物信息。 北京大衆出版社于1955年5月出版的《歌唱祖国的春天》、音乐出版社于1957年2月出版的《合唱曲集(第二集)》、音乐出版社于1958年6月出版的《大家唱选集(第三集)》、音乐出版社于1958年9月出版的《交谊舞曲集(第三集)》收录《阿拉木汗》，并注明为新疆民歌，谢功成。音乐出版社于1957年5月出版的《口琴吹奏法》收录《阿里木汗》，注明为新疆民歌。上海音乐出版社于1958年7月出版的《民歌独唱曲集》收录《阿拉木汗》，注明新疆。音乐出版社于1957年10月出版的《中国民歌选第二集(正谱版)》、北京出版社于1984年2月出版的《中外抒情独唱名曲选》、寅公司于1984年9月出版的《中国名歌222首》收录《阿拉木汗》，注明新疆维吾尔族民歌。卯公司于1983年10月出版的《中国民歌选(第二集)》、寅公司于1984年9月出版的《中国名歌222首》收录《阿拉木汗》，注明新疆哈萨克族。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4年6月出版的《钢琴基础教程(第二册)》收录《阿拉木汗》，注明新疆民歌李晓平。 1995年第6期《人民音乐》杂志中《关于十首歌曲著作权的意见》一文中，辰公司认为：“《阿拉木汗》是一首早就在东疆地区广泛流传的维吾尔族民歌。最早的搜集、整理者也无从查考。王洛宾所做的修改、加工甚微，仍以署“维吾尔族民歌，佚名配译”为宜。 四、本案被控的侵权行为。 2020年7月5日，王某、巳公司购买了西南师范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的图书《钢琴(二)》[ISBN978-7-5621-9322-7]，其中收录《阿拉木汗》，注明塔塔尔族民歌，郭任远编曲。该《阿拉木汗》钢琴曲谱为五线谱。《钢琴(二)》[ISBN978-7-5621-9322-7]的实际售价为57.8元。 五、有关合理费用的支出。 王某、王某2主张因本案支出了相关费用，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某律师事务所垫付诉讼费、公证费，承担差旅费，基本律师费为每案2500元；提成律师费为每案实际获得赔偿金的10%。上述费用，某律师事务所代收的赔偿金中优先扣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院追加王某3为本案共同原告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二、王洛宾对涉案歌曲《阿拉木汗》是否享有著作权；三、西南师范出版图书《钢琴(二)》[ISBN978-7-5621-9322-7]中收录钢琴曲谱《阿拉木汗》是否侵犯了王某、王某2和王某3的著作权；四、如构成侵权，西南师范出版社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一、本院追加王某3为本案共同原告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王某3系王洛宾继承人之一。而王某、王某2并未举证证明王某3已移民并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即使王某3已非中国国籍，但其作为王洛宾继承人，仍有权继承王洛宾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而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98号民事裁定书，亦确定了王某3作为王洛宾继承人，对王某个人作为王洛宾继承人提起诉讼后所获赔偿有权主张权利。现王某、午公司、西南师范出版社对王洛宾的著作权构成侵权，王某3作为王洛宾继承人应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据此，本院追加王某3为本案共同原告符某律规定。王某、王某5为不应追加王某3作为共同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王洛宾对《阿拉木汗》是否享有著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订，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对演绎作品的保护，该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演绎作品是指在保持原有作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对原表达加以发展，并使得新表达与原表达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新作品。对于原作品的演绎，只有符合独创性的要求才能形成演绎作品，即演绎者必须在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的创作，而且创作的结果应当符合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如果只是对原作品进行了很少的改变，改变的结果与原作品之间不存在可以被客观识别的显著性差异，则改变的成果只能视为原作品的一种复制件，而非演绎作品。对于民间音乐曲调的演绎，演绎作品应是使用了原音乐作品的基本内容或重要内容，对原作品的旋律作了创造性修改，却又没有使原有旋律消失。 本案中，王某、王某2和王某3提交的证据显示民歌《阿拉木汗》系根据流传在新疆东部的维吾尔族中流传传唱，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王某、王某2和王某3主张王洛宾对涉案民歌进行整理创作了涉案歌曲。该主张成立的前提是王洛宾对涉案民歌曲调进行了创造性修改，即涉案歌曲曲调与民歌《阿拉木汗》曲调是否存在客观可识别的具有独创性的显著性差异。首先，民歌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般都是口头创作，且多以口耳传播的方式世代相传，具有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特点，不同演唱者演唱的内容、曲调可能均不同，故其在被记录、整理前一般无固定统一的曲调，而涉案歌曲具有统一完整的词曲，因此必然有人对口头形式传唱的民歌进行了整理和记录等。其次，民歌在传唱过程中不是以简谱的形式表达，歌手可能以不清晰的词语、不同的音调进行演唱，当用简谱形式表达民歌时，需要确定简谱的音调、节奏、速度等，并可配有相应的歌词，故以简谱方式对民歌进行整理、记录、加工，必然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以民歌为基础形成的歌曲，属于演绎作品。最后，王某、王某2提交的证据显示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以来的多个公开出版物中收录的《阿拉木汗》均署名：维吾尔族民歌，王洛宾编词曲，西南师范出版社提交的证据中公开出版物的出版时间晚于王某、王某2提交的出版物的出版时间，从历史留存的现有的出版物来看，虽然出版物的署名方式各有不同，但出版物中“维吾尔族民歌王洛宾编词曲”等署名说明王洛宾为此作品付出了智力劳动，并且迄今为止，除王洛宾外，对涉案歌曲，没有人公开表明作者身份及权利，故仅凭该出版物不能排除王洛宾是涉案歌曲的整理、记录、加工者。综上，本案证据足以证明王洛宾通过对原生态民歌《阿拉木汗》进行整理和记录形成了现有公开并署名为王洛宾的版本，本院依法确认王洛宾对其主张权利的涉案歌曲享有著作权。 至于，西南师范出版社主张王洛宾对《阿里木汗》的改编甚微，故其不应享有著作权的问题。西南师范出版社对此仅举证了一篇学术文章予以证实，不能达到证明该事实的证明标准，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 三、涉案钢琴曲是否侵犯了王某、王某2和王某3的著作权。 王洛宾对涉案歌曲《阿拉木汗》(简谱版)享有著作权，三原告作为王洛宾的继承人，在王洛宾去世后，依法继承《阿拉木汗》的相应权利。 经比对，涉案钢琴曲与前述王洛宾版的《阿拉木汗》在主旋律上基本一致，可以认定涉案钢琴曲使用了王洛宾版本的涉案歌曲。涉案钢琴曲未取得王洛宾或三原告的许可，利用王洛宾版本的涉案歌曲进行创作形成的涉案钢琴曲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演绎作品，该行为侵害了涉案歌曲的改编权、复制权，对王某、王某2和王某3的著作财产权构成侵害。西南师范出版社应对出版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进行审查，但其并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其未经三原告许可，以图书的形式复制、发行涉案钢琴曲，但并未注明其来源作品名称，其行为侵害了王洛宾就涉案歌曲享有的署名权、三原告的著作财产权，应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辛公司作为涉案作品的销售者，亦应承担一定责任。 四、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西南师范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含有涉案钢琴曲《阿拉木汗》的《钢琴(二)》(ISBN978-7-5621-9322-7)，辛公司进行了销售，故结合王某、王某2和王某3的诉请，西南师范出版社与辛公司应停止销售含有涉案钢琴曲的上述出版物。 关于更正署名的请求。从现有证据看，王洛宾享有《阿拉木汗》的著作权，故王某、王某2和王某3有权要求西南师范出版社更正署名。但本案中，本院已支持王某、王某2和王某3要求停止销售《钢琴(二)》(ISBN978-7-5621-9322-7)的诉请。涉案出版物已停止销售，再行更名亦无法律意义。故本院对该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赔礼道歉的请求。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适用于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履行对象应限于受害人本人，故三原告作为王洛宾的继承人不享有著作权的人身权，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损失的请求。西南师范出版社出版包含涉案作品出版物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故本院综合考虑涉案歌曲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范围、后果、西南师范出版社主观过错、合理维权开支等因素，依法酌定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00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订)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甲公司(集团)乙公司丙公司、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销售含有涉案钢琴曲《阿拉木汗》的《钢琴(二)》(ISBN978-7-5621-9322-7)； 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某、王某2、王某3(WANGHAIYAN)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00元； 三、驳回王某、王某2、王某3(WANGHAIYAN)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乙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王某3(WANGHAIYAN)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王某、未公司(集团)乙公司丙公司、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乙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某 审判员　董某 审判员　王 冉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某3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2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3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5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6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21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48条1款1项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