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乙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甲公司、乙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粤73知民初607号 原告：甲公司，住所地荷兰布莱斯维克市。 法定代表人：伊万.万.德.克纳普，执行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乙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 法定代表人：MAARTENCORNELISVANHERK。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丙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宋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丁公司、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戊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法定代表人宋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某、谢某2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停止生产、繁殖和销售两原告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2.被告赔偿两原告187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丁公司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红掌育种家。2014年11月1日，丁公司在中国获得名称为“安祖奥利尔”(商品名称：特伦萨)植物新品种的授权。2018年11月30日，丁公司庚公司在中国生产、繁殖和销售上述品种的繁殖材料。被告利用组织培养方式，大量非法扩繁我方品种的繁殖材料并销售给购苗的单位或个人。根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壬公司)实验报告，被告生产、繁殖和销售的繁殖材料与我方授权品种基因完全相同。我方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被告实际销售持续时间约5年，年销售量在60万与100万株之间。若按侵权时间3年、每年60万株销量、许可使用费0.075欧元每株的3倍计算，被告行为给我方造成的许可使用费损失高达312万元。考虑被告实际支付能力，我方仅主张赔偿187万元。综上，请求法院支持我方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1.我方并未侵害两原告的品种权。我方在花卉市场购得红掌样品用于实验研究，并通过组织培养得到被诉侵权种苗后销售，主观上没有侵权故意。本案发生后，辛公司授权点购得的“特伦萨”进行比对，发现两者特征、特性明显不同，不属于同一品种。2.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我方侵权。壬公司的报告不能采纳。3.两原告的赔偿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认定相关事实如下。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亦列举如下，并将结合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认定： 一、关于两原告关某其主张的品种权 品种权号为CNA20080311.5、名称为“安祖奥利尔”癸公司。该品种属于花族属，申请日2008年6月2日，授权日2014年11月1日。两原告称该品种商品名称为“特伦萨”。 己公司子公司丑公司，成某2005年12月19日，注册资本150万欧元，经营范围包括花卉、园艺作物的开发、培育、种植及花卉园艺技术的研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销售自产的产品。 2007年5月1日，两原告签订《品种开发协议H-2007.019用组织培养法或其他无性繁殖法繁殖和销售植物品种》，约定：甲公司寅公司卯公司所种植和/或发现和开发之植物品种(参见附件一)并进行销售的独占许可；乙公司辰公司的植物品种并制作成盆栽，乙公司应按每株植物0.075欧元的标准支付许可费。该合同附件一约定的植物品种是所有红掌品种。对此被告质证认为，巳公司，约定的许可使用费没有合理性。 2018年11月30日，丁公司(许可人)出具《授权书》，午公司(被许可人)在中国独占实施许可人所有在中国被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包括但不限于附件清单所列品种权)，包括但不限于生产、销售和推广被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就任何第三方在中国范围内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侵权行为(无论发生在本函发出之前或之后)，许可人全权委托并授权被许可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一切权利，包括被许可人可以其自身名义，单独或与许可人共同，采取任何法律行为以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附件清单中所列的植物新品种包括上述“安祖奥利尔”。 二、关于被诉侵权事实 2019年6月22日，两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文涛(需方)与被告(供方)签订《采购合同》，约定需方向供方采购6个品种红掌，分别为：红班比诺，规格72孔，数量5000株，单价1.2元；特伦萨，规格72孔，数量5000株，单价1.2元；马都拉，规格72孔，数量5000株，单价1.2元；密西根，规格90杯，数量2000杯，单价4元；马都拉，规格120杯，数量200盆，单价7.5元；骄阳，规格120杯，数量400盆，单价7.5元。合计金额30500元。 2019年7月31日，王文涛委托他人前往被告处提取前述订购的红掌种苗。被告工作人员称订购的一些红掌种苗数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数量，只能以实际装箱的数量供货，货款按合同约定价格实际结算。实际交付的红掌为：红班比诺(规格72孔，含赠送部分共19箱5000株，每株单价1.2元)；特伦萨(规格72孔，含赠送部分共19箱5000株，每株单价1.2元)；马都拉(规格72孔，含赠送部分共19箱5000株，每株单价1.2元)；密西根(规格90杯，共26箱1160杯，每杯单价4元)；马都拉(规格120杯，共8箱190盆，每盆单价7.5元)；骄阳(规格120杯，共15箱376盆，每盆单价7.5元)。合计金额26885元。被告出具了销售发票和出库单。原告提货当日即对所购红掌拆封查验，并对各品种随机抽样后重新封存。福建省漳州市佳信公证处对提货、拆封查验、随机抽样、重新封存过程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两原告主张上述所购的“特伦萨”为本案被诉侵权品种。 2019年8月5日，两原告委托代理人石颖来到昆明市嵩明县××室大棚，对上述福建省漳州市佳信公证处封存物拆封开启，从各品种随机取出部分花苗进行移栽装盆后再次装箱封存。云南省昆明市国正公证处对拆封开启、随机移栽装盆、再次装箱封存过程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 2019年8月8日，己公司将上述云南省昆明市国正公证处封存样品送往壬公司，委托该所对该样品与原告送检的其生产的红掌样品进行基因测试。同年9月20日，壬公司出具实验报告，检测人员为张志荣。根据该报告，壬公司从公证封存的5个规格红掌样品(番禺红班比诺72孔、番禺骄阳120杯、番禺马都拉72孔、番禺马都拉120杯、番禺特伦萨72孔，每个规格3株)，分别随机选取1株进行实验。同时从原告送检的其生产的4个品种样品(安祖敦代尔、安祖易派迪、安祖阿布顿、安祖奥利尔，每个品种3株)，分别选取1株用于对比测试。测试采用改良CTAB(CetyltrimethylAmmoniumBromide)法从送检样品中提取总DNA，用浓度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总DNA质量。总DNA检测合格后，使用29对微卫星荧光引物进行PCR扩增(PolymeraseChainReaction)、测试。荧光标记检测结果按照等位基因大小进行统计、整理。根据等位基因的有无进行编码，构建指纹图谱，并根据指纹图谱两组样品进行比对。实验结果显示，番禺红班比诺、骄阳、马都拉、特伦萨，分别与安祖敦代尔、易派迪、阿布顿、奥利尔在所检测的29个位点的指纹图谱完全一致。 为查明案件事实，未公司报告检测人张志荣进行了电话询问，并在征得其同意情况下全程录音。张志荣称：壬公司具备云南省濒科委司法鉴定中心授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检测资质；委托人没有通过官方渠道，而是直接委托我方进行实验；我方没有对送检的委托人自己生产的红掌品种与其授权品种是否一致进行比对确认；严格的科学实验要进行重复验证，由于委托人没有要求，我方对送检的两个样品的实验结果未进行重复验证；红掌品种的基因测试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2017年我方根据委托人提供的10多种红掌品种(品种名称不明)进行差异测试，在随机的200对引物中筛选出29对，我方报告沿用这29对引物进行实验；29对引物的选取与品种的主要性状没有对应关系；委托人官网就有200多个红掌品种，由于2017年委托人提供的红掌品种不全，故29对引物对于红掌品种的区分率未经权威验证，权威验证需要对市场上所有红掌品种进行系统性研究才能获得。 申公司的报告和张志荣的录音，两原告认为报告客观、准确，应予以采纳。被告则认为，壬公司不具有测试资质；送检材料由原告单某交，来源不明；红掌的DNA测试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壬公司选取的29对引物没有代表性，其测试方法的科学性、可靠性严重存疑；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司法解释和行业标准《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花族属》，鉴别红掌品种最可靠的方法是基于田间观测法的DUS测试。 被告为证明被诉侵权物与原告授权品种不同，称对被诉侵权物与从原告处购买的“特伦萨”进行了田间观测，并提交了测试结果。该结果显示，两个样品在植株高度、植株宽度、叶片长度、叶片宽度、叶柄长度、花梗长度和佛焰苞大小等性状存在明显差异。对此两原告质证认为，这是被告自行进行的测试，材料来源不确认，比对方法不科学，故不予确认。 为查明案件事实，2021年9月18日本院向两原告发出《限期提交鉴定申请通知书》，要求其提出田间观测法的鉴定申请并承诺提交符合要求的鉴定材料。同年9月29日，两原告回复本院同意申请鉴定，称在其昆明市崇明县某地中尚有超过20株被诉侵权红掌可以用于鉴定，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二十三条，酉公司报告的情况下，应由被告举证并提交鉴定材料。 原被告双方无法就鉴定机构达成合意。本院通过电话向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上海)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测试中心)是受该部委托对花烛属进行DUS测试的机构，相比该部其他测试中心经验丰富。另外，两原告曾某案起诉前自行委托上海测试中心对被诉侵权物与其授权品种作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两原告提交的被诉侵权物不符合测试要求，故该次测试未有结果)。基于上述考虑，本院确定上海测试中心为本案的鉴定机构，并于2021年12月16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确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事项告知书》。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事项均未提出异议。 2022年1月10日，本院向上海测试中心发出《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鉴定事项为被诉侵权物与原告授权品种在特征、特性方面的异同，其不同是否因非遗传变异所致。3月6日，上海测试中心答复同意接受关于“被诉侵权物与原告授权品种在特征、特性方面的异同”事项的鉴定委托。4月11日，本院就鉴定材料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专门致函上海测试中心。4月19日，上海测试中心书面答复鉴定材料需要种苗健康、鲜活无病虫害，每株至少一朵花或者一个花蕾，株高≥20cm，叶片数≥12片，栽培基质表面处茎的直径≥0.8cm，并口头答复至少需要20株。5月10日、6月2日，本院两次发函询问两原告能否提供符合上述条件的鉴定材料。两原告答复鉴定材料是否符合条件应由鉴定机构确认。 2022年6月29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前往昆明，并连线上海测试中心工作人员陈海荣，对被诉侵权物进行现场勘验。两原告提交了13株被诉侵权红掌，其中3株有开花，其余没有开花，封存箱上有云南省昆明市国正公证处的封条，还有手写“2019.8.5特伦萨”字样的标签。被告确认公证封存完好，但认为标签并非公证处所粘贴，故不认可该封存物是当时从被告处公证购买的植株。陈海荣明确表示被诉侵权红掌生长状态差，不符合鉴定条件。两原告主张对被诉侵权物组培、分蘖、侧芽等方式扩繁，得到符合条件的植株后再进行田间观测法鉴定。被告主张我国尚无组培、分蘖等实施标准，且上述扩繁方式均存在变异风险，故不同意两原告主张。陈海荣还明确表示，上海测试中心不具备实施组培、分蘖、侧芽等方式的条件。 两原告在2021年3月16日给本院《情况说明》称：通过组培方式进行扩繁获得可检测植株的时间一般需要2年；通过侧芽方式扩繁获得可检测植株一般需要1年到1.5年。上海测试中心在2022年4月19日给本院《关于征询检材标准的回复函》称：通过组培方式形成再生植株后，到获得成品苗至少还需要1年以上的栽培时间；再生植株需要检测是否发生变异。 三、关于赔偿方面的事实 两原告为证明被告生产销售规模，提交了以下录音和视频证据：1.2018年8月29日原告取证人员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宋某的录音。根据该录音，原告问：“目前种苗能买的都有什么品种？”宋答：“有特伦萨、骄阳、马都拉……红班比诺得等到1月份有一点苗，现在我们试种还可以。”原告问：“咱们这边红掌的品质，无论是穴苗还是组培苗品质没问题吧？”宋答：“戌公司差不多做了20多年了，我们的品质还是很过关的。”原告问：“组培苗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是吧？”宋答：“是的。”原告问：“每年组培苗能销售多少？”宋答：“600万一年。”原告问：“那穴盘苗呢？”宋答：“500多万。”2.2019年6月19日原告采购人员到被告处拍摄的温室、组培室等情况的视频。在视频中被告人员称：生产销售的品种涉及马都拉、骄阳、红班比诺、特伦萨，目前温棚有货的仅仅是马都拉一个品种就有14床，每床12万株；组培一般采用2个月一周期；有10000平方米的生产面积，现在大部分是红掌。对此被告质证认为，这些证据属于偷录偷拍，来源不合法；被告研究的品种多种多样，这些证据不能证明被诉侵权物的生产销售数量；被告为促成交易难免实施了夸大宣传。 两原告主张案件受理费、购买被诉侵权物费用、法律服务费、律师费、鉴定费、公证费、大棚租赁费等属于其为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关于法律服务费和律师费，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植物新品种维权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某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服务费、法律顾问费和案件代理费发票(本案分别分摊26223元、10758元、35962元)，某律师事务所出具给原告的法律服务费账单(本案分摊61038元)。关于鉴定费，亥公司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及测试费发票(本案分摊14671元)。关于公证费，两原告提交了王文涛与福建省漳州市佳信公证处签订的《公证服务合同书》及公证费发票(本案分摊2847元)。关于大棚出租费，甲23公司签订的《大棚租赁合同》、《9号大棚租赁授权委托书》及租赁费发票(本案分摊11598元)。对此被告质证认为，某律师事务所账单、2017年《技术服务合同》、《公证服务合同书》的真实性，也不认可两原告所主张费用的关联性和证明力。 两原告还主张财产保全保费3740元为合理费用，但本院并未同意其财产保全申请，乙24公司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保全未经法院审核的，保费予以退回。 另查明，被告成某1998年9月14日，注册资本200万元，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花卉作物批发、花卉种植、花盆栽培植物零售、农业技术开发、推广、咨询等。 本院认为，丁公司是“安祖奥利尔”植物新品种权人，己公司丙25公司授权取得该品种独占实施权，两原告的品种权应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两原告许可，不得生产、繁殖和销售该品种繁殖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一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两原告主张被告未经许可生产、繁殖和销售“特伦萨”，侵害其“安祖奥利尔”植物新品种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两原告应当对被告实施生产、繁殖和销售行为，以及被诉侵权物与其授权品种特征、特性相同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两原告从被告处购得被诉侵权的“特伦萨”，被告在答辩中承认对其扩繁种植后销售，故被告生产、繁殖和销售被诉侵权物的事实可以认定。所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诉侵权物与原告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是否相同。两原告能够证明的，被告构成侵权；不能证明的，被告不构成侵权。 一、丁26公司报告能否证明两原告主张的问题 为证明本案焦点问题，戊27公司的实验报告。两原告认为，壬公司报告证明被诉侵权物与原告授权品种基因相同，故两者是相同品种。被告则认为，壬公司报告由原告单某2托出具，不能采纳。 壬公司报告的证据类型和审查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证据包括当事人陈某、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等八类。壬公司的报告是否属于其中的鉴定意见呢？根据该法第七十九条，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一方当事人可以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意见。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中的鉴定须由法院依当事人申某依职权启动。壬公司的报告，并非由法院依当事人申某依职权委托作出，而是原告自行委托有关机构出具，故在证据类型上不属于鉴定意见，应属于书证。虽然该报告不是鉴定意见，但由于也是有关机构对案件所涉专门性问题的意见，故可以参照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因素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的因素包括：鉴定人是否具备相应资质；鉴定人是否具备解决相关专门性问题应有的知识、经验及技能；鉴定方法和鉴定程序是否规范，技术手段是否可靠；送检材料是否经过当事人质证且符合鉴定条件；鉴定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鉴定人有无应回避的法定事由；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有无徇私舞弊或者其他影响公正鉴定的情形。 壬公司报告的证明力。己28公司的报告，测试材料由原告单某3检。虽然原告就送检的被诉侵权物提交了云南省昆明市国正公证处的封存证明，但并未就送检的自己生产品种就是其授权品种提交证明。报告检测人庚29公司并未就原告送检的自己生产品种与其授权品种进行比对确认。故被告对送检材料提出异议合理，本院予以采纳。其次，红掌的基因测试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关于29对引物的选取，张志荣表示是根据对2017年原告提供的10多种红掌品种进行差异测试，在随机的200对引物中筛选获得。张志荣还表示，市场上有上百种红掌，由于原告提供的红掌品种不全，故29对引物对于红掌品种的区分率未经权威验证。在此情况下，被告对测试方法和程序的规范性、29对引物选取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提出异议合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壬公司报告无法证明被诉侵权物与原告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 二、关于本案应否组织进行基因检测法鉴定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二十一条，对于没有基因指纹图谱等分子标记检测方法进行鉴定的品种，可以采用行业通用方法对授权品种与被诉侵权物的特征、特性进行同一性判断。两原告认为，基因测试法是行业通用方法，故申请本院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基因检测法的鉴定。对此本院认为，该法条中所谓“没有基因指纹图谱等分子标记检测方法进行鉴定的品种”显然不是指该品种无法在技术上实施基因测试，而是指该品种的基因测试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因而不属于该条后述的“行业通用方法”。涉案品种的基因测试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故属于没有基因指纹图谱等分子标记检测方法进行鉴定的品种，在被告已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其同一性判断应采用其他方法进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对于侵害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可以采取田间观察检测、基因指纹图谱检测等方法鉴定。涉案品种属于没有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进行鉴定的品种，故本案应进行田间观测法的鉴定。 三、关于田间观测法鉴定应由谁提出申请、鉴定材料应由谁提交的问题 两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二十三条，酉公司报告的情况下，应由被告举证并提交鉴定材料。对此本院认为，第二十三条关于“通过基因指纹图谱等分子标记检测方法进行鉴定，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的差异点小于但接近临界值，被诉侵权人主张二者特征、特性不同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其适用前提是法院组织了基因检测方法的鉴定。如前所述，壬公司的报告，并非本院组织进行基因检测法的鉴定所形成的鉴定意见，两原告依据第二十三条主张应由被告举证并提交鉴定材料，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在此重申，被诉侵权物与原告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是否相同，是两原告应当举证证明的基本事实。辛30公司报告不被采纳而转移至被告。综上，本案应由两原告就田间观测法鉴定提出申请，并提交鉴定材料。 四、关于两原告提交的鉴定材料不符合鉴定条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 鉴定机构明确表示两原告提交的鉴定材料不符合鉴定条件。对此，两原告主张通过组培、分蘖、侧芽等方式扩繁，得到符合条件的植株后再进行田间观测法鉴定。被告则主张我国尚无组培、分蘖等实施标准，且上述扩繁方式均存在变异风险，故不同意两原告主张。本院认为，两原告作为本案争议焦点证明方和鉴定申请方，有责任在合理期限内提交符合条件的鉴定材料。但无论是通过组培还是分蘖、侧芽等方式，要获得符合条件的鉴定材料都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显然超出合理期限的范畴。如果支持两原告主张，将导致审理周期大大延长，司法成本显著增加，有违诉讼效率和经济原则。其次，组培的扩繁方式存在一定的变异风险。再者，两原告起诉前曾委托上海测试中心做过DUS测试，明知被诉侵权物当时就不符合测试条件，两原告作为种植红掌的知名企业，也明知红掌尚无基因测试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但其既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也没有积极主动申请本院进行田间观测法鉴定，对现在无法提交合适鉴定材料具有过错。基于上述考虑，本院不同意两原告要求对被诉侵权物扩繁后再进行鉴定的主张。 综上，两原告不能证明被诉侵权物与其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其侵权主张不能成立，其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壬31公司、癸32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630元，丁公司、癸32公司共同负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六条的规定，本案需要强制执行的，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丁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癸32公司戊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龚麒天 审 判 员 邓永军 审 判 员 石静涵 二〇二二年九月五日 法官助理 齐 柳 法官助理 阮妙珍 书 记 员 陈燕娜 本案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 第4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2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4条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第2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第2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23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66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