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某与高俊峰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付某与高某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京0111民初3067号 原告：付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某。 被告：甲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洋桥西里40号楼104室。 法定代表人：梁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某，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付某诉被告高某、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被告高某、丙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结算证明》项下委托高某支付张立峰10万元的委托安排；2.解除《结算证明》项下委托高某支付李文生20万元的委托安排；3.解除《结算证明》项下委托高某向张某结算工程余款的委托安排；4.撤销付某与高某之间的所有结算行为(包括2019年1月23日签订的《结算证明》、《施工结算清单》中付某和高某之间的结算内容、2019年1月25日和高某签订的往来账目全部结清的书面材料)；5.判令高某支付付某工程款55.7246万元，乙公司对此承担连带给付责任；6.高某退还付某入场费3万元；7.高某赔偿付某经济损失2.862万元(包括付某与张某一案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2020元、二审上诉费5800元、本案律师代理费15000元)；8.高某按应付工程款(付某总工程款扣除47万元后的余额)与付某应付张某工程款30万元之间的差额部分对付某承担赔偿责任(预计金额为4.2754万元)；9.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丁公司10KV水头路网架结构优化工程(以下简称优化工程)戊公司(以下简称戊公司)发包，己公司实际进行施工。2016年3月5日，庚公司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就北京地区十千伏改造工程等领域开展合作；付某于2016年3月8日缴纳材料安全质量保证金5万元，并另行缴纳入场费3万元。后张某经人介绍认识付某，并于2016年11月12日和付某签订《证明》一份，约定“水头路线路架设安装工程后续工作，自2016年11月12日以后所有的后续工程，由张某负责完成，扣去付某分段工程中总工程款的叁拾万元作为后续工人机械的工程款项，截止2016年11月12日后到全部工程竣工所有开支由张某负责。”后付某退出，由张某负责施工付某分段工程。2019年1月23日，因付某讨要质量保证金，付某与高某签署《结算证明》，亦确认余款结算于张某等有关事项。但直到2020年，高某仍未能向付某支付任何结算款。张某就该《证明》约定事项起诉付某，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均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判令付某支付张某工程款30万元，付某与高某之间的结算可另案提请主张。经付某调查，张某与付某签署的《证明》内容系高某书写，付某与高某签署的《结算证明》也确认：剩余款结算于张某，再发生纠纷与付某无关。但高某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擅自克扣付某的工程款，也未向张某结算工程余款，导致张某无奈起诉付某，高某的违约行为给付某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此，付某作为结算主体，请求与高某、乙公司进行结算，请求责令高某、乙公司向付某及法院如实提供乙公司戊公司的全部结算资料，证明实际的结算回款。此外，2019年1月23日，因付某讨要质量保证金，付某与高某签订《结算证明》约定：辛公司高某处支取工程款如下：第一次支取10万元，第二次支取7万元，第三次支取10万元交于张立峰停电施工所用，第四次支取20万元交于李文生(因李文生在水头路施工、出车)，剩余多少转交张某永不反悔；高某接到付某交回施工协议，质量保证金开出的收据一份后，退回付某质量保证金5万元，再发生纠纷与付某无任何关系。实际上，付某同意支付张立峰的费用为3万元，不是10万元。所以付某并未在张立峰这一安排上摁手印。《国网北京房山区水头路10KV配网改造工程(壬公司)施工结算清单》(以下简称《施工结算清单》)项下对付某的款项计算有误，重复扣去了5万元垫付款(47万元中已包括了垫付款)。2019年1月25日，付某与高某又约定，截至癸公司高某的合作终止，往来账目全部结清，如出现闹事等一切后果均由付某承担责任。后因高某未向张某结算工程尾款，致使张某起诉付某，法院已判令付某支付张某工程款30万元，并认定付某未退出施工法律关系，享有与高某、乙公司结算的权利。同时，付某还了解到高某未向张立峰、李文生支付所述款项，亦未向张某结算。《结算证明》项下将付某工程款支付给张立峰、李文生、张某的安排，构成委托法律关系，高某并未履行委托内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均可随时解除委托关系。付某在2017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23日之间并未有任何签字(2017年11月7日高某与李文生签署的证明，亦无付某签字)，付某亦未参与后续170万余元款项的分配确认，子公司的结算。2019年1月23日，付某签署《结算证明》是为了讨回5万元质保金。付某当时处于被动地位，不签署就无法讨回质保金，受到了胁迫。付某知悉《施工结算清单》项下尚有款项可结算，并不知道后续还有尾款33万元可结算，对结算情况存在重大误解。2019年4月15日即有尾款33.9334万元分配，该金额超出了《施工结算清单》的约定。另高某、乙公司丑公司的结算资料，存在欺诈、隐瞒。从结算资料看，付某尚有25.7246万元余款可结算，若不结算给付某，显失公平。2019年1月23日约定余款向张某结算，2019年1月25日即说结清，前后矛盾。《施工结算清单》项下对付某的款项重复计算了5万元垫付款，显失公平。付某与高某的确认本质上只是对已有账目的确认，即47万元的内容和余款结算于张某，寅公司所述的尾款33.9334万元。此外，付某基于涉案工程应该获得的工程款包括自身完成的工程部分以及张某完成的工程部分。其中存在两层合同关系，一层是付某和高某之间针对整个工程签订的涉案合同，二人约定了一个价格，高某依据该价格、针对整个工程应付给付某的价款减去已付款，就是高某还应支付给付某的47万元涉案工程余款。而付某与张某之间还有一层合同关系，二人约定的合同金额为30万元。该30万元是付某按照自己和高某之间的结算余额估算出来的金额，而因为高某未向付某提交完整的结算材料，付某自己估算的余额30万元可能要高于高某实际还应支付给付某的剩余工程款，即付某交由张某施工的剩余工程并不值30万元。故这两个金额之间的差价损失要求高某予以赔偿，具体金额以法院最终查明的事实为准。付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高某答辩称，首先，原告擅自把我列为被告，要求承担诉讼请求所列的各项民事责任，属实捏造，其主体不对，我不同意。其次，原告缴纳的各项保证金5万元已退还，其主张的3万元入场费根本无法认定，我对此概不知情。再次，原告请求判令我赔偿经济损失费28620元，实属虚构，不予认可。再其次，原告请求判令我对差额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根本不符合事实，缺乏法律依据和相应证据，不予认可。原告和张某之间的约定，我并不清楚，亦与我无关。最后，原告与我于2019年1月25日在工程竣工后，双方签订了一份往来账目已结清、永不反悔的协议。不应再出现涉案纠纷。我不同意解除双方已经结账的安排，不同意撤销双方所有结算行为。实际上，原告所诉涉案纠纷是因原告故意和重大过失所致，我对此并无过错。涉案《结算证明》是双方签字认可的，且双方于2019年1月25日已结清全部工程结算款。原告自该工程应取得的工程款为负数。当时我考虑到原告困难重重，就把原告的该项欠款搁在一边去弥补损失。谁知，原告在相关案件二审判决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起诉非要我承担不应有的法律责任。原告与张某、白英宽、田文才四人之间从施工开始就在一起，彼此之间有往来账目，卯公司进行恶意讨薪，辰公司名誉及财产损失，请求法官给予公正判决。 丙公司答辩称，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被驳回。我公司只针对高某，且已履行了全部支付义务。原告与高某之间属于内部人员管理问题，应自行解决，与我方无关系。原告和高某之间签署了《结算证明》，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且高某已按照《结算证明》履行完毕。原告应遵循诚实守信原则，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另外原告和高某也不是委托关系，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其中，付某提交了一份张某于2016年11月12日签署的《证明》，据以证明付某退出涉案工程的承包，转由张某负责后续施工。同时，付某申请对该《证明》正文是否由高某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并认为如经鉴定查明上述正文系高某书写，则可证明高某知悉并同意付某退出承包关系，进而证明高某在张某诉付某一案中未作如实陈述。鉴于已有生效判决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故本院对上述申请不予处理，并依据生效判决认定相关涉案事实。 付某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陈述：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付某，巳公司干涉案线路工程；我和付某之间存在30万元的工程款，付某现在已经支付了12万元，还有18万元没有支付；付某曾经向高某支付过3万元押金，具体什么时候给的我不清楚，给的是现金，在窦店吃的饭，在夏村给的。高某以付某与张某等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恶意串通等为由不认可上述证人证言。乙公司亦否认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在无其他旁证相互印证的情况下，鉴于张某与付某之间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纳。 付某申请证人陈某3和出庭作证，据以证明付某曾向高某交纳了3万元入场费。其中，证人陈某2述：我和付某是朋友，午公司干涉案工程；我在工程中负责买菜做饭等后勤工作；2016年3月5日，我陪同付某在未公司的涉案协议后，看到付某将3万元现金交给了高某；当时复印完协议后，高某说要过来取这笔钱，后高某开车过来取钱；复印店的名字和具体位置我记不清了，也不记得高某当时开的什么颜色的车了；我没有看到上述协议的具体内容，只知道是煤改电工程的协议；当时一共给了8万元现金，有没有外包装我记不清了；高某是现场签协议时将钱清点拿走的。证人陈某3和陈述：我和付某是朋友，曾某付某去了趟北京找点活儿干，我在涉案项目中不负责任何工作；2016年3月3日，付某拉着我和陈德等几个人去了密云，待了2天，后经人介绍，在房山区的夏村和高某见面，我们是在一个复印店找到高某的，高某说需要签协议并交3万元入场费；签完协议并交了3万元入场费后，我们就走了，高某没有对3万元开具收据；这笔钱3万元没有外包装，是付某从包里拿出来交给高某的，当时还给了5万元材料抵押款，这笔5万元高某给收据了；高某当时是开车去的，但车的颜色我记不清了。高某对上述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并表示上述协议是在其位于密云区的办公室所签，故其不可能出现在房山区的夏村；其当时仅向付某收取了5万元，并出具了盖章的收据。乙公司亦不认可上述证人证言。鉴于两名证人均与付某有利害关系，且按证人所述，付某同时支付了3万元入场费和5万元保证金，而高某在向付某出具了5万元保证金收据的情况下却未同时出具3万元入场费的收条或收据，与常理不符。故在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高某提交了一份张立峰于2022年5月11日出具的书面《证明》，据以证明付某于2016年11月9日向高某出具的借条所载金额就是用于向张立峰付款。该《证明》内容为：“水头路网架结构工程，在第二次停电施工过程中，由于付某分段工程不具备施工能力和条件，在2016年11月6日，经总承包方高某、付某和我协商同意，让我出工、出机械、部分材料全权代表付某完成本次停电施工，申公司和房山供电局、第三方监理验收合格后，酉公司要求的时间内恢复用户供电。我于2016年11月9日当天拿到由总承包方高某直接给我(的)现金十万元。完工后我出具用工、用料、机械明细表两张。当时三方无有异议。特此证明。”付某认为，其曾就该《证明》所载停电抢修工程与高某进行过协商，其认为该部分工程仅值3万元、不值10万元，其也不清楚高某是否将10万元支付给了张立峰，故不认可上述《证明》。结合证人陈某4的证言及付某出具的借条、付某签署的《施工结算清单》等全案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高某已通过代付某支付张立峰10万元的方式向付某履行了涉案付款义务。 高某申请证人陈某4出庭作证。证人陈某4陈述：我和付某在房山一起干过涉案工程，高某是该工程中我和付某的甲方，乙公司是高某的挂靠单位；我和付某、张立峰是该工程的共同施工人员，各分包了一段工程，其中，付某占20%工程量，张立峰和我各占40%工程量，结算所得工程款也是按照上述工程量比例进行分配；我们需要交纳5万元或8万元的质保金，我也在进场时向高某预交了5万元材料保证金和3万元干活押金，但我都是有收条的，而且结算时高某都向我退还了上述费用并收回了上述收条；高某也向付某退还了5万元保证金，但对于付某主张的3万元入场费我并不清楚，也不知道付某是否交纳了这笔费用；涉案《证明-结账协议》是张立峰、我、付某和高某签订的，最初约定张立峰占45%、我占35%、付某占20%，后来因为张立峰看我做的工作最多，主动将自己的5%工程量让给我，这和付某无关；依据《证明-结账协议》，除21.5%扣款中所含利润外，高某还应获得30万元，该30万元包括高某为我们三人垫付的15万元以及我们三人按照每人5万元的标准再支付给高某的工程佣金15万元；《施工结算清单》应该是在2018年下半年由我们四个人签订的，因为我在2019年1月就回老家过春节了；工程完工后，付某、张立峰、戌公司结算，亥公司要钱，直到2019年年末才完成结算；甲23公司结算回来的1431475.01元和381275元涉案工程款，乙24公司账户上，并由我和高某及张立峰进行了分配，付某并未参与分配；其中，在扣除21.5%的费用、另行支付给高某的辛苦费15万元以及给我的结算费15万元后，剩余款项按照4：4：2的比例由我和张立峰及高某分配，此后高某又从其所得款项中支付给了我3.2万元；关于我获得的结算费15万元主要包括应由建设方提供的竣工资料制作费、第三方审计费、我两年中为了结算工程款发生的辛苦费等费用；在此期间，丙25公司结算上述工程款，付某表示他已经和高某完成结算，所以就不参与后续款项的结算及分配了，故我认为我已经和付某说过了，付某也表示不参与后期分配了，我就没再和付某细说了。付某以其与陈某4等人并非合作关系、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或结算关系、其未参与后续款项的结算等为由不认可上述证人证言，鉴于证人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故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己公司对外承接工程项目。 2016年3月5日，丁26公司(甲方)的名义与付某(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就北京地区十千伏改造工程等领域开展合作；……三、合作内容，1、甲方确定工程项目，乙方为北京地区范围内容合作伙伴，双方共同开发本地区；甲方负责提供技术支撑及工程招投标、工程结算、图纸会审、产品后期维护；乙方负责项目具体施工、安全管理、竣工验收、产品维护；2、合作期限，双方合作期限为3年，从2016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4日；四、双方的权利义务，1、甲乙双方的权利，双方有要求对方提供服务的权利；甲方有向乙方提出质询的权利；甲方享有本合同约定的经济权益；甲方有对乙方未履行相关约定及保密责任而带来损失予以追索经济赔偿的权利；2、甲乙双方的义务，双方有按本协议如期履行的义务；甲方有为乙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的义务；甲方有按计划推进和完成由甲方承担的市场推广、广告宣传等任务的义务；甲方应充分运用其行业影响力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乙方开拓业务提供条件；乙方有回复甲方质询的义务；乙方有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义务，不得有损甲方形象和利益；乙方有对甲方提供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对于来自甲方的策划和工程组织，乙方应给予包括打样、生产等无条件的积极支持；乙方提供技术员、资料员、安全员、施工员等相关人员；五、协议附件，双方针对某一具体合作内容的具体事宜，包括工作流程、合作时间、结算模式等需要共同商讨之议题等问题，将经由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后在附件中签署；……七、所有工程不允许转包；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戊27公司公章，高某亦在甲方一栏签名。上述合同签订后，付某于2016年3月8日向高某交纳了5万元材料安全质量保证金。 2016年7月22日，己公司戊公司(己28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庚29公司10KV水头路网架结构优化工程，此后又将该工程按照40%、40%、20%的比例分段分包给张立峰、陈某4、付某承建。 2016年8月18日，戊公司乙公司支付工程款200万元。该笔款项在扣除21.5%的费用后，由张立峰、陈某4、付某按照40%、40%、20%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付某于2016年8月19日以付某施工队负责人的名义，以“房山局长沟所水头路41某至104某杆不包括101某杆支线人工机械费”为由从高某处借支10万元；于同年9月26日以“水头路工人工资机械费”为由从高某处借支7万元。此外，高某还通过代付某向李文生支付人工、机械费20万元以及向张立峰支付停电抢修工程款10万元的方式履行了付款义务。为此，李文生还与高某签署《证明》，确认：“截至2017年11月7日前高某与李文生之间账目全部结清，双方所有欠条、借条、借据全部作废，永不反悔。1.此款项为贰拾万元整，经付某、张某、白英宽、田文才共同签字，确由高某支付李文生，中间证明人陈某4，地点：三叉陈某4基地；2.用途，因李文生在水头路付某段施工所出机械、人工等合计。”张立峰亦出具《证明》确认于2016年11月9日收到10万元工程款。付某则于2016年11月9日向高某出具了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天海世纪高某现金壹拾万元整”的借条。至此，高某累计支付付某工程款47万元。 2016年11月12日，付某与张某签订《证明》。内容为：水头路线路架设安装工程后续工作，自2016年11月12日以后所有的后续工程，由张某负责完成；扣除付某分段工程中总工程款的30万元作为后续工人机械的工程款项，截至2016年11月12日后到全部工程竣工，所有工作开支由张某负责。此后，付某承接的涉案剩余分包工程由张某继续完成。 2016年12月31日，涉案优化工程竣工。 2017年1月19日，付某、张立峰、陈某4与高某签订《证明-结账协议》，内容为：戊公司线路(水头路)辛30公司承包，分配给三个施工队负责(张立峰施工队、陈某4施工队、付某施工队)；三方本着相互同意原则，对本工程工作量做以下百分比分配，张立峰施工队占总工作量的45%，陈某4施工队占总工作量的35%，付某施工队占总工作量的20%，壬31公司所结工程款扣除税费21.5%后按比例发放给各施工队；各施工队尽快完善所属工作量及撤回物资上交，直到所辖供电所负责人竣工签字后，乙公司验收后结清。张立峰、陈某4、付某作为各施工队负责人于《证明-结账协议》中签字，癸32公司负责人签字。 此后，陈某4、张立峰、付某与高某又签订了一份《施工结算清单》。内容为：涉案工程由如下四家合作方共同完成，经友好协商，依据工程分工及所完成的工作量进行结算分配；1、工作量，陈某4完成总工作量的40%，张立峰完成总工作量的40%，付某完成总工作量的20%，高某负责工程的前期以及后期的相关工作，按照各家结算提取一定的佣金；2、结算，(1)该工程前期已结算200万元，扣除税点及高某的佣金，剩余款项为157万元，分配如下：陈某465万元已到账，张立峰60万元已到账，付某47万元已到账，高某-15万元(垫付)，共计172万元；(2)尾款预计进行结算180万元，分配如下：结算款180万某0.945(5.5%的税点)=1700000.1元，按照各自完成工程量的比例分配，陈某4完成总工作量的40%，即170.1万某0.4=68.076万元；张立峰完成总工作量的40%，即107.1万某0.4=68.076万元；付某完成总工作量的20%，即107.1万某0.2=34.038万元；扣除高某所垫付的15万元以及前期支付各家的费用，最终结算为：陈某462.8+68.076-65-5=60.876万元，张立峰62.8+68.076-60-5=65.876万元，付某34.038+31.4-47-5=13.438万元，高某30万元；确认后即视为最终结算，互相不再进行结算工作。该协议末尾有手写备注：乙公司到款后结账时，四家合作方必须全部到场。 2019年1月2日，戊公司(发包人)乙公司(承包人)及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共同签订《竣工结算审定签署表》(以下简称《结算表》)，确认涉案优化工程审定结算金额为3812750.01元。同年1月23日，戊公司乙公司支付了工程款1431475.01元。 2019年1月23日，付某(乙方)与高某(甲方)签订《结算证明》，内容为：子33公司10KV水头路网架工程结账事宜如下规定，一、付某所占20%股份转交张某结算全部尾款；二、付某在前期施工中从天海世纪高某处以(已)支取工程款如下：第一次10万元，第二次7万元，第三次10万元交于张立峰停电施工所用，第四次20万元交于李文生(因李文生在水头路施工出工、出车、出材料)，总计支取47万元，剩余多少由高某结算转交张某，永不反悔；其中高某接到付某交回施工协议、质量保证金开出的收据一份后，退回给付某质量保证金5万元，再发生纠纷与付某无任何关系，双方确认签字。陈某4亦作为证明人在该《结算证明》上签字。 2019年1月25日，付某和高某签署书面材料，内容为：“截至2019年1月25日前关于和天海世纪高某合作终至(止)，往来账目全部结清，永不反悔，如出现上访闹事等一切后果均由付某承担一切的责任。” 2019年3月25日，戊公司乙公司支付工程款381275元，至此工程款全部结清。在此期间，陈某4曾电话通知付某参与结算涉案分包工程款，但付某以自己已与高某签订了结算协议为由并未参与结算。故高某和陈某4、张立峰三人在付某未参与的情况下，丑34公司寅35公司的工程款。三卯36公司签订《协议书》，内容为：承包人为高某、陈某4、张立峰；辰37公司承接的涉案优化工程，巳38公司，尾款合计339334元；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高某72866元，陈某41307某某元(陈立娟、高海艳代收)，张立峰135733元；该合同项下所有劳务款项业已结清，乙公司并无拖欠任何劳务款项，若该合同项下有任何劳务纠纷，由高某、陈某4、张立峰三人自行承担，并不能以非自己管辖招聘的人员为理由推卸责任。同日，张立峰、高某、陈某4还针对结算费用的分摊签署了一份《证明》，内容为：午39公司水头路工程结算后期由陈某4负责结账事宜；结账过程中产生(结算费)15万元由三家平均分担(陈某4、张立峰、付某)，特此证明；其中付某所平摊的5万元已由高某支付给陈某4，张立峰亦已支付陈某45万元。该《证明》有张立峰及高某的签字。陈某4在该《证明》下方书写注明“收到此款人民币10万元”。未40公司亦向高某、陈某4、张立峰分别支付了上述《协议书》约定款项。同时，高某还向陈某4支付了一笔3.2万元。陈某4为此出具了一份内容为“水头路施工，后期补办招标费、投标费，四次请人做预算，共产生费用75000元，其中张立峰承担30000元，陈某4承担30000元，付某应承担15000元，田文才给付某代班，找我用工人，产生工资17000元，共计32000元，由高某在结账的时候从付某(应得)工程尾款中扣除后直接支付给我”的《证明》。 2020年12月，张某为索要涉案工程款将付某、乙公司及高某一并诉至本院，要求判令付某、高某、乙公司给付2016年11月12日《证明》协议约定的工程款30万元，并申请对付某名下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该案审理中，付某认可张某在2016年11月12日之后施工了部分工程，但认为其与张某签订上述《证明》约定其退出涉案工程，扣除30万元作为后续工程的工程款，申41公司及高某，其并非发包主体，不具有付款义务；且其于2016年11月12日前完成的工程未实际取得工程款，其也未取得2016年11月12日后的施工工程款；而上述《证明》约定的30万元也只是预估金额，并非确定价款。乙公司答辩称，酉42公司进行施工，该公司关于该工程只针对高某本人，且所有工程款已全部结清；该公司并不知晓张某与付某之间的债务关系。高某则答辩称，戌43公司名义承接了涉案工程，后将该工程交由付某、陈某4、张立峰按20%、40%、40%的比例结算，现工程已竣工结算完毕，结算总价款为3812750元；其已按照约定扣除价款的21.5%后按比例向各施工队发放工程款；付某前期自高某处借款47万元，双方于2019年1月25日进行结算，款项已经全部结清，付某自该工程应取得的工程款为，工程总价款中20%扣除其中的21.5%后，扣减付某前期支取的47万元、给付陈某4的5万元、给付高某的5万元、招投标款1.5万元以及田文才工资1.7万元后，计算所得金额为负数。本院经审理于2021年5月作出(2020)京0111民初1727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7275号判决)，认为：张某与付某所签《证明》的实质内容是付某将其所承接的工程转交张某施工，其内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然张某依约履行了施工义务，其有权利向付某主张工程款；该《证明》明确载明“扣去付某分段工程中总工程款的叁拾万元(30万)作为后续工人机械的工程款项，截至2016年11月12日后到全部工程竣工所有开支由张某负责”，该《证明》由张某与付某签署，根据其内容，被课以付款义务的主体为付某，且金额明确约定为30万元；付某称其自2亥44公司及高某的工程施工，但依据在案证据显示，付某在此后至2019年1月期间，与高某多次签署《证明-结算协议》、施工结算清单、约定等文件，付某该项意见与其此后多次签署结算的实际行为不相符合；付某依据2019年1月23日其与高某所签订的《结算证明》中“剩余多少由高某结算转交张某永不反悔”等内容，主张应由高某履行付款义务；张某于庭审中表示对此并不知情且不同意；付某与高某所签订的该份《结算证明》系将付某在《证明》中被课以的债务进行转移，与“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法律规定相悖；付某陈述其在涉案工程中未获得收益且承担了巨大的损失，在无其他理由予以支撑的情况下，难以否定其作为签署了《证明》的相对方的主体地位及价款约定；如付某对其与高某之间所做结算不予认可，可另案提请主张；甲45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令付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某给付工程款30万元，同时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及保全费2020元均由付某负担。付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后付某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对高某名下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诉讼中，付某主张其与高某之间此前往来账目并不包括后续工程尾款，其当时也不知道还有工程尾款可以结算，故存在重大误解，因此要求撤销二人之间的全部结算行为。 诉讼中，付某表示，涉案分包工程是其从高某手上拿的活儿；当时高某告诉其，他从供电部门拿到这个工程，交给其和陈某4、张立峰三个人施工，高某从供电部门拿到的工程款在扣除他应得的提成即21.5%点数后，剩余款项就是其、陈某4、张立峰三人的钱，同时，承诺给其按照20%的比例分配工程款；但实际怎么操作其并不知道，因为当时活没干完，谁也不知道最终能拿多少工程款。 诉讼中，关于陈某4于2019年3月19日出具的《证明》，证人陈某4作证称，这是因为当时他的工人帮付某干活，付某一方的带班工人田文才曾为此给他出过欠条，确认付某的施工队欠他工人工资1.7万元，田文才也打电话给付某确认过这笔钱；他于乙46公司结算，丙47公司结算应得工程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付某欠付他的工人工资结算回来；此后高某亦向他支付了该《证明》所载1.7万元工人工资及分摊结算费1.5万元，他也将上述欠条交给了高某。高某认可陈某4的证言，并表示其此后与付某进行最终结算时又将上述欠条交给了付某，否则，付某不可能于2019年1月25日向其出具最终结算证明材料，只是其当时以为其与原告之间的账目已经结算完毕，故在最终结算证明材料中也未提及上述欠条所涉工人工资以及分摊结算费。付某对此均不予认可。 诉讼中，高某解释称，各方签订《施工结算清单》时，后续可得工程款尚未到账，金额也不确定，只是对分配款的预估，因此并未明确载明对后续可得工程款要扣除21.5%；该清单旨在确定各分包人的工作量、其为各分包人垫付的15万元工程款以及各分包人还应另行支付其佣金15万元，因此，依据该清单，其应得的30万元与其从应扣21.5%结算款中所含利润是分开的。 诉讼中，丁26公司名义与付某所签《合作协议》，高某认为该协议属于框架协议，其系按照该协议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付某等人。付某则认为该协议属于意向书，因为并未约定涉案工程的具体事宜和相关权利义务。 上述事实，有回函和分包合同复印件、《结算表》、付款凭证、发票、《合作协议》、《施工结算清单》、收据、判决书、证明、《协议书》、《证明-结账协议》、《结算证明》、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付某系自然人，并无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故其与高某针对涉案分包工程达成的施工合意应为无效。但鉴于付某已通过自己承建和经由张某承建实际完成了相关工程，故其有权要求高某与其进行结算并支付相应工程款。 本案中，付某与高某签订过多份结算材料。其中，付某以其仅同意支付张立峰3万元而非10万元、且其未在相应条款上按指印、高某未履行受托义务等为由，要求解除其与高某所签《结算证明》中关于其委托高某支付张立峰10万元和支付李文生20万元的委托安排。如前所述，结合张立峰出具的《证明》、涉案工程另一分包人陈某4的证人证言、付某签名的《施工结算清单》、付某于2016年11月6日出具的借条、李文生和高某签署的证明材料等全案证据，本院认定高某已通过代为向张立峰支付停电抢修工程款10万元及代为向李文生支付人工和机械费20万元的方式向付某履行了付款义务，付某亦通过出具《借条》及签署《施工结算清单》予以确认，故付某提出的该项诉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17275号生效判决已明确认定上述《结算证明》系付某将自身向张某承诺的30万元付款义务进行转移，具有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故本院认为该《结算证明》并非委托合同，付某要求解除该《结算证明》项下关于委托高某向张某结算剩余工程款的委托安排，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在上述生效判决明确判令付某应向张某支付30万元工程款的情况下，付某可向高某直接结算全部涉案分包工程款。 此外，高某、张立峰、陈某4、付某所签《施工结算清单》丁48公司结算所得的工程款如何分配达成的方案。鉴于该《施工结算清单》签订时，戊49公司结算回来的工程款金额尚不确定，各方约定的亦只是分配方案，而非最终的实际金额，故付某以受欺诈等为由要求解除该清单中关于其与高某之间如何结算的约定，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本院认为，结合各方此前所签《证明-结账协议》以及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陈述，依据该《施工结算清单》可以认定四人约定的分配方案应为在扣除21.5%的费用之外，己50公司结算所得工程款还应再支付高某30万元，剩余款项再按照40%、40%、20%的比例由张立峰、陈某4、付某分配。 关于付某和高某于2019年1月25日签署的内容为双方往来账目全部结清的书面材料，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付某在签署该书面结算材料时，应是认为其与高某针对涉案分包工程已经完成结算，剩余工程款应由张某与高某进行结算。但依据17275号生效判决等其他证据可知，付某与高某实际上并未完成全部结算，张某亦未成为涉案工程分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付某在法院判令其向张某履行付款义务后，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上述书面结算材料，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付某应获得的分包工程款，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除各方已经分配完毕的200万元工程款外，庚51公司获得了1812750.01元，按照各方此前所签《施工结算清单》确定的分配方案，该部分工程款首先应扣除21.5%的费用即389741.25元，再扣除各方约定分配给高某的30万元，剩余款项1123008.76元中的20%即是付某应得分包工程款224601.75元。同时，关于高某与陈某4所主张因涉案工程款所发生的结算费用由三名分包人各自承担5万元，因付某并未参与过结算费用分担方案的协商，亦未对此分担方案进行过追认，故该费用分担方案对付某并不发生约束力。但相关各方当事人可根据实际发生的结算费用另行解决。同时，关于高某主张的代付某向陈某4支付的欠付工人工资，因双方对该项债务存在较大争议，且该项债务还涉及案外人陈某4、田文才等人的相关利益，故高某可在支付付某涉案分包工程款后另行解决。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辛52公司名义承接后分包给付某等人，付某对此亦是明知，而关于工程量及相应工程款的分配方案等亦是高某与付某直接协商确定，壬53公司对外结算工程款。故本院认为，付某自始即知晓其系与高某存在涉案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乙公司已向相关各方结算工程款的情况下，癸54公司对涉案付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付某要求高某向其退还3万元入场费，但如前所述，其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曾经向高某交纳过该笔款项，故对其主张的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付某主张的高某应付其工程尾款与其承诺支付张某30万元之间的差额损失以及17275号案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本院认为，张某系基于其与付某所签《证明》主张30万元工程款，而无论该《证明》是谁起草的，最终仍需由付某自行决定是否签署。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的签署行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该《证明》签订于2016年11月12日，而当时无论是高某还是付某子55公司结算回来的工程款金额均难以确定。在此情况下，付某要求高某赔偿上述差价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该《证明》系付某与张某之间达成的合意，不能据此约束作为第三方的高某。而17275号判决亦认定该《证明》中的付款义务主体为付某，付某与高某所签《结算证明》系将上述30万元付款义务进行转移但未经债权人同意，亦难以据此否定付某作为《证明》相对方的主体地位及价款约定。故本院认为，虽然付某与高某签订了《结算证明》，但并不因此免除付某对张某承诺的付款责任，即使高某未按照《结算证明》向张某支付涉案工程尾款，付某也应及时向张某付款，而付某并未履行付款义务。17275号案件系因付某自身原因所致，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亦应由其自行承担。付某要求高某承担相关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付某与被告高某于2019年1月25日签订的书面结算材料； 二、被告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付某支付工程款224601.75元； 三、驳回原告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386元，减半收取计5193元，由原告付某负担2858元(已交纳)，由被告高某负担23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诉讼保全费3306元，由原告付某负担1663元(已交纳)，由被告高某负担164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孙静波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陈晓航 法官助理 程雪景 书 记 员 晋 月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0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5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5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6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26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 第90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