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WANG HAI YAN）等与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王某4（WANGHAIYAN）等与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京0102民初15210号 原告：王某。 原告：王某2。 原告王某、原告王某3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4(WANGHAIYAN)。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龚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法定代表人：曾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4与被告龚某、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文艺出版社)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院对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赵某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原告王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原告王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被告龚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彭某，湖南文艺出版社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原告王某3同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龚某、湖南文艺出版社停止销售《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选③》【ISBN7-5404-2298-X】；二、判令二被告在网站“课标教材网”上(http://www.xscbs.com/index.php)上向原告赔礼道歉；三、判令被告龚某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支出共计人民币10000元(含赔偿金5000元、律师费5000元)；判令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份，原告发现，由被告龚某主编、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选③》目录、正文第47页中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署名为“新疆塔塔尔族民歌龚某编曲”的钢琴曲剽窃了王某7享有著作权的同名涉案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 1949年，王某7在新疆军区任文艺科长时，结识了很多少数民族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唱歌。其中，一个塔塔尔族青年歌手唱了一首歌，王某7记下后进行了整理，定名为《在银色的月光下》，署名为塔塔尔族民歌。后来，王某7发现原歌词中的第二段歌词与塔塔尔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不符，确定这首歌应该是俄罗斯族民歌，想要改正时，“塔塔尔族民歌”的标注已经流遍全国，无法收回。直到王某7去世前，他才将《在银色的月光下》更正为“俄罗斯民歌”，但是，也无法消除无数出版物多年来形成的错误沿袭，就包括这本《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集》中的错误沿袭。 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从1949年问世以来，曾经处于无主财产的状态被标注为“塔塔尔民歌”或“××民歌”长达四十多年，直到1981年，随着王某7的人生苦难的结束，这首歌的作者才开始为世人所知。从1981年王某7获得平反开始，绝大多数出版物将这首歌曲的署名由之前的“××民歌”更改为“词王某7曲王某7”“王某7作词作曲”“××民歌王某7改编”“××民歌王某7编配”等等。这些署名五花八门，是因为在1991年之前我国还没有《著作权法》。 王某7发现、记录、整理了一千多首中国的西部民歌，使得西部民歌才得以薪火相传，避免了失传或消亡的命运。如果法律的惩罚不足以阻止类似的剽窃再次发生，王某7的所有歌曲也必将在“改编”民歌的幌子下被逐一盗光。 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应当知道王某7与《在银色的月光下》之间的关联，明知或放任被告龚某涉案侵权行为和后果的发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王某4同意原告王某、原告王某5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及诉讼事实、理由。 在庭审中，三原告将其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判令二被告在网站‘课标教材网’(http://www.xscbs.com/index.php)上向原告赔礼道歉”变更为“判令二被告在《北京晚报》向原告赔礼道歉”。 被告龚某答辩称：龚某根据来自我国青海、新疆等地区的民歌，进行合理使用改编创作的钢琴曲具有独创性，依法享有著作权。龚某不存在剽窃、抄袭王某7署名的案涉歌曲的行为，不同意原告前述案件的所有诉讼请求。 一、原、被告对《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歌曲是否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存在不同的认知，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是民歌，任何人都不能将其据为己有。 二、民歌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任何人都有权利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光大进行合理改编，龚某对改编的民歌钢琴曲享有著作权，且并不侵犯王某7的任何权利。 民歌是世代流传在人民中的民间曲调，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允许任何人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现有法律法规也不禁止任何人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 龚某基于为广大学习钢琴的儿童拓展母语文化，通过钢琴学习中国优秀民族音乐文化，对本案涉案的民歌进行了改编再创作，龚某对本案涉案民歌的钢琴曲谱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相关曲调均具有独创性，龚某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龚某对改编的民歌钢琴曲享有著作权。 龚某所参考的四、五十年及八十年代已公开出版的民歌，并未有王某7的任何署名，且通过庭审可以发现龚某创作的钢琴曲与已署名王某7的民歌存在明显的差异，龚某对早于王某7署名几十年的已有民歌作品进行改编，并如实沿用原民歌作品记载为民歌，该记载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情况并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 三、王某7对本案涉及的民歌署名均发生在1983年以后，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有本案涉及的大部分民歌在正式刊物中进行了发表，署名人并非是王某7，显然王某7不是本案涉及民歌的作者。 四、龚某民歌钢琴曲参考的公开出版物要明显早于王某7首次发表的公开出版物，龚某民歌钢琴曲与原告主张涉案民歌的简谱在形式与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举证，龚某参考的出版物与原告无关，因为原告的相关公开出版物要远远晚于龚某参考的出版物。其次，龚某钢琴曲与原告主张的简谱是音乐的不同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区别；再次，通过对比龚某钢琴曲与原告主张的简谱具有明显的区别。 五、王某7是对民歌进行改编、整理，还是只是如实对民歌进行如实记谱，其主张权利的涉案歌曲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可以称之为作者，原告负举证责任。因原告截至本案庭审结束未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进行了哪些创作活动，则依法不能认定原告是涉案民歌的作者。 六、原告王某6父王海星(已死亡)对于王某7的遗嘱已放弃继承权，王某2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原告提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的记载，原告王某2的父亲王海星于2008年3月4日作出放弃实体权利声明，明确表示由王某享有王某7创作音乐作品的全部实体权利，相关实体权利由王某享有。本案原告又提交王海星2014年1月9日的《遗嘱》，表示其继承王某7的相关著作权等由王某2继承。但该遗嘱并未明确撤销其2008年3月4日放弃继承的声明，该放弃继承声明应继续有效，原告王某2在本案中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七、王某7已将涉案民歌著作权进行出售，原告已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相关报道记载，1992年10月21日王某7先生将包括涉案歌曲在内的10首歌曲以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正琛，并明确著作权归王正琛所有。这表明，即使王某7对案涉民歌享有著作权，也因其转让行为已使其丧失了相应的权利，三原告作为继承人已不具有相应诉讼主体资格。 八、原告提供《作品登记证书》与事实并不相符，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系其自主登记，原告登记的作品信息与事实不符、与历史记录相悖。再者，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著作权的人身权不会因死亡而发生转移，继承人只能通过继承转移财产权利。但原告申某的《作品登记证书》却将“王某、王某2”作为著作权人登记与法律规定并不相符。 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答辩称：我社依法不负法律责任，亦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被告龚某案涉作品系对民歌的改编，而民歌的著作权并不由三原告享有，龚某依法对其改编的钢琴曲作品享有著作权，不构成侵权。 诉争作品钢琴曲是龚某在广泛流传于西域民间的民歌版本的基础之上的创作，而并非基于王某7收集、整理编曲的版本，系结合钢琴演奏特点和需要而重新编曲作成的改编版本，龚某发表时如实注明了该一民歌的来源。王某7对民歌的收集和整理、记谱、译词/填词的行为，对该一民歌的传播和发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并不能据此就否定或阻碍他人对该一民歌进行再创作，更何况龚某创作的基础仅是该民歌的曲谱，并不包括歌词。 二、基于龚某之合法授权，我社出版了涉案书籍及曲集，双方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约定了报酬支付方式，我社出版案涉书籍及曲集时，已按出版行业惯例对其稿件来源和内容尽到注意义务，依法不负法律责任。 三、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享有著作权，但原告所主张的权利作品已经委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进行集体管理，在此情况下原告无权主张权利，应当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在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或答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在本案诉讼中，三原告提交的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原告主体资格的证据。包括： 1.王某7公证遗嘱公证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垦区公证处(1996)新乌垦证字189号《公证书》]，2.王某亲属关系公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二公证处(2009)新乌证内字第21860号《公证书》]，3.王海星公证遗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域公证处(2014)新乌西证字第0117号《公证书》]，4.新疆中医医院出具的《王海星死亡医学证明》，5.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98号民事裁定书，6.王某与音著协签订的《音乐著作权合同》。 拟共同证明：1.三原告依法继承了王某7的音乐作品的著作财产权。2.原告王某4是澳大利亚公民。 第二组证据、不同年代的各种出版物，磁带、CD光盘和图书。包括： 1.CD《王某7歌曲精选集演唱篇》【甲公司1993年】 2.CD《西部歌王王某7和他的歌》【乙公司1996年】 3.CD《世纪之声》【丙公司2000年】 4.CD《王某7和他的西部民歌》【民族音像出版社2003年】 5.CD《新世纪音乐永远的王某7》【海南省电子音像出版社2003年】 6.CD《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某7经典》【丁公司2003年】 7.CD《西部传奇王某7歌曲精选》【戊公司2004年】 8.CD《西部歌王王某7》【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2004年】 9.CD《王某7西部歌王逝世九周年纪念》【九洲音像出版社2005年】 10.CD《王某7西部歌王》【九洲音像出版社2005年】 11.CD《西部歌王王某7逝世十四周年纪念》【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2009年】 12.CD《王某7》【珠影白天鹅音像出版社2010年】 13.CD《纪念王某7诞辰一百周年经典作品合唱篇》【珠影白天鹅音像出版社2010年】 14.磁带《王某7西部歌王》【己公司1995年】 15.磁带《西部歌王王某7和他的歌》【乙公司1996年】 16.磁带《西部歌王王某7精选特辑》【庚公司1996年】 17.磁带《王某7西部歌王歌曲精选》【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1996年】 18.磁带《王某7西部歌王》【中国华盛音像出版社1997年】 19.磁带《西部歌王王某7作品纪念专辑》【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1997年】 20.图书《新疆民歌西北民间音乐丛书之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1952年】 21.图书《王某7歌曲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 22.图书《500年的歌王某7经典歌曲与创作》【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 23.图书《新疆50年优秀歌曲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5年】 24.图书《新疆民歌精选达坂城的姑娘》【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拟共同证明，王某7是《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歌曲的作者或原始著作权人，早已形成社会共识。 第三组证据、《作品登记证》，拟证明，《在银色的月光下》歌曲的版权登记通过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审核。 第四组证据、音著协版税分配清单，拟证明，自1996年原告加入音著协开始，音著协一直将从世界各地收到的《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歌曲的版税分配给王某7的继承人。 第五组证据、音著协证明，拟证明，王某在1996年加入音著协后，就以王某7的继承人的身份将《在银色的月光下》在内的207首歌曲提交音著协登记。 第六组证据、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拟证明，王某7是《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歌曲的作者和原始著作权人，早已形成社会共识。 第七组证据、民事判决书2份。拟证明，王某7是《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歌曲的原始著作权人，得到了各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的认可。 第八组证据、不同年代出版的磁带、CD中《在银色的月光下》的录音制品。拟证明，涉案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自问世以来，词、曲从未改变。 第九组证据、侵权出版物，拟证明，二被告侵权。 第十组证据、《委托协议》，拟证明，因为本案，王某和王某2承担了在协议约定的条件下支付律师费的债务。 被告龚某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 对第一组证据中第1项，关某认可，但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该组证据中的2-4项，形式上的真实性、关某认可，对该部分证据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王某7遗嘱公证书说王某7本人在《遗嘱》上签名、摁手印，但所附1996年3月4日遗嘱复印件尾部仅有手印，没有签名。 对第一组证据的第1项证据，1.不是王某7遗嘱公证书原本，制证单位并非原告主张的乌鲁木齐市垦区公证处，而是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公证处。该公证书仅说明复印件与代理人朱某出示的《公证书》的原本相符，并不能用于证明原本的真实性、合法性。王某7遗嘱公证书说王某7本人在《遗嘱》上签名、摁手印，但所附1996年3月4日遗嘱复印件尾部仅有手印，没有签名。2.涉案歌曲属于民歌，王某7对涉案民歌不享有著作权，不属于王某7的遗产，原告无权继承涉案民歌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3.王某7遗嘱中明确：所有遗产由王某4、王海星、王某继承、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三兄弟继承，并依法进行保护。原告提供的第九组证据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3页显示，2008年3月14日，王某4、王海星作出放弃实体权利声明……享有的实体权利都由王某享有，二人放弃全部实体权利。因王海星已经放弃实体权利，其继承人王某2亦无实体权利进行诉讼，本案王某2诉讼主体不适格。4.公证书所附王海星遗嘱泛泛地将其继承的王某7的法律规定的著作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可继承的内容及权利由王某2继承，未列明具体的作品、具体的著作权。对该组证据的第5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某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该组证据的第6项合法性、真实性、关某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1.被告龚某不是该合同主体，无法核实该合同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的关某；2.王海星遗嘱中写明王某7逝世时间1996年3月14日，该合同列明的协议达成时间为1996年3月1日，即协议达成时王某7尚未死亡，王某不享有王某7音乐作品任何权益，无权作为音乐作品的权利人签署音乐著作权委托授权合同；3.即使该合同形式上是真实的，合同中授权的标的为合同甲方王某的作品，该合同没有列明任何作品名称，而本案案涉作品原告均主张为其父亲王某7的作品，该合同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 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合法性、关某、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1.该组证据中第8项，1997年出版的《王某7歌曲选》，是原告提交证据中最早出现王某7对《在银色的月光下》署名的出版物。《王某7歌曲选》是王某7去世后1997年出版的书籍，在此之前《在银色的月光下》从未出现在任何王某7相关的记录中。 2.被告提交的更早出版物中《在银色的月光下》署名标注均不是王某7，且均注明塔塔尔族民歌，这些更早出版物是被告改编钢琴曲的依据。 3.该证据中的其余书籍、光盘的出版时间均在王某7去世以后，署名内容更是变化多端，但唯一的特点就是相关出版物将本来王某7在世时仅署名记谱译配或改编的作品逐渐写成了词曲、编词曲等等。 4.民歌的演唱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其曲调诞生于人民劳动生活中，靠民众口耳相传，在长期流传中，不同地区、不同人的填词经常改变。涉案歌曲属于民歌，王某7是众多民歌表演者之一，原告不具有著作权。被告所编写的钢琴曲是依据民歌改编而来，是被告自己在民歌的基础上独立创作编配钢琴曲，与原告提供的歌曲并无关系。 5.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均早于上述出版物，且没有王某7相关署名，该组证据将涉及的民歌虽记载与王某7有关联，但与在先出版物相矛盾，该组证据对王某7的署名没有合法性。 对第三组证据作品登记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合法性、关某均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 1.该《作品登记证书》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7月，远远晚于被告提交的相关作品的公开出版时间，且被告提交的诸多证据相关作品均仅标注为俄罗斯族民歌，没有王某7相关署名。 2.经被告代理人到国家版权局下属负责作品登记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咨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回复称其作品登记时仅对提交的作品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审查。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文书记载，国家版权局的登记，对作品构成创作作品与否、作品创作完成时间、权属真实情况等不做实质性审查，因此本案诉讼过程中，如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登记的相关作品能够构成其创作作品、创作完成时间、权属真实等方面的证据材料，则该《作品登记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4.《作品登记证书》称《在银色的月光下》为王某7编词曲，署名内容与原告在起诉状内容不一致，相关证据自相矛盾，原告不能证明其主张。 5.原告在申某登记时具有随意性，将案涉九首歌曲创作完成时间、首次发表时间登记均为某年的1月1日，无视创作完成时间与发表时间的必然存在时间差，与作品创作完成及出版发表的常识不符。《在银色的月光下》登记创作完成、首次发表时间均为1949年1月1日，该时间与原告起诉状中的主张自相矛盾，以上足可以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毫无真实性可言。 原告作为王某7的继承人只能继承王某7享有著作权作品的部分财产权利，但登记证书却将其登记为著作权人，与《著作权法》的要求明显不相符，只有作者及其他法律规定情形的人才能称作著作权人，通过继承遗产作品而获得的著作权有关财产权益，并不能当然成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人。 对第四组证据音著协版税分配清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合法性、关某、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1.音著协将《在银色的月光下》的作者写成王某7明显错误，故即使其将版税支付给了所谓的“作者”王某7也是错误。 2.该证据同时说明音著协与原告是利益共同体，其所出具的证明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而出具，没有公信力。 对于第五组证据音著协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合法性、关某均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 1.音著协资料不具有证明著作权权属的职能，且其与王某存在合同关系，是利益共同体，其所出具的证明没有公信力。 2.该证明中所使用的“王某7先生创作”的说法明显错误和不严谨，与原告在其起诉状中所述亦不一致，原告所诉歌曲均为民歌，而民歌为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作，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原告将民歌登记为个人创作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剽窃。 3.该证明所称王某1996年4月1日加入音著协，成为会员，与其前一证据材料《音乐著作权合同》达成时间1996年3月1日并不相符。 4.原告王某于1996年王某7去世后自行向音著协登记的所谓“王某7作品”，违背其父亲王某7本人生前确认有关歌曲作品系地方或民族民歌的基本事实，根本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所以，不能据此证明涉案民歌作品是王某7创作或者著作权系归王某7所有。 对于第六组证据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某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 1.无法确认该组证据的来源。 2.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民歌的任何权属信息，视频中的字幕信息与原告起诉状的主张、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中的署名均不一致，相关证据自相矛盾，不能证明原告主张。 对于第七组证据民事判决书，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某及证明目的不认可。1.我国的法律法规并不承认判例法。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和发布指导案例的地位和作用。该两份判决亦不属于最高法《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中类案检索的范围。该组证据中的两项判决对原被告方某涉争议没有任何借鉴或指导意义。2.不同的民事案件具有独立性和相对性，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当事人的抗辩及提交的证据有关联，该两份判决书的案件性质相同，但与本案有很大区别，对于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该两案件中的被告(上诉人)为KTV经营者、辛公司经营者，与本案中被告将民歌改编为钢琴曲的创作性质完全不同。原告提交的该判决书对本案而言无任何参照意义。3.该两案件中的被告(上诉人)没有提交关于著作权的相关证据，本案涉及著作权的相关事实认定应以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认定，该两份判决不能作为案涉歌曲的权属证明。 对于第八组证据，不同年代出版的磁带、CD中的录音制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某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 对于第九组指控二被告侵权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某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所编写的钢琴曲是依据民歌采风记录改编而来，是被告自己在民歌基础上独立创作编配钢琴曲。 对于第十组证据《委托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且原告没有实际支付律师费。 湖南文艺出版社对三原告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 对于三原告第一组证据，1.对该组证据第1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持异议。《公证书》提到遗嘱由王某7先生签名、捺印，但所附《遗嘱》尾部仅有手印，并无签名。据此对证据第3项之真实性、合法性亦持异议。2.对该组证据第6项证据三性均持异议。王海星遗嘱中写明王某7逝世时间1996年3月14日，该合同列明的协议达成时间为1996年3月1日，即协议达成时王某7尚未死亡，王某不享有王某7音乐作品任何权益，无权作为音乐作品的权利人签署音乐著作权委托授权合同；如王某7遗嘱公证是真实、合法的，则王某7之著作权依法应由其子王某、王海星、王某4共同继承，王某单独加入音著协，并授权音著协行使著作权，属于无权处分，非法授权；即使该合同形式上是真实的，合同中授权标的为合同甲方王某的作品，而本案案涉作品均为其父亲王某7作品，合同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3.对该组其余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4.既然原告自认其仅继承王某7著作权(如有)中之财产权利，则其无权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赔礼道歉仅适用于人身权利侵犯之救济。遗嘱尾部只有手印、没有签名，对王海星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 对于原告第三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作品登记时，仅对提交的作品进行形式审查，对作品构成创作作品与否、作品创作完成时间、权属真实情况等不做实质性审查，因此本案诉讼过程中，如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登记的相关作品能够构成其创作作品、创作完成时间、权属真实等方面的证据材料，则该《作品登记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他质证意见同被告龚某之质证意见。 对第五组证据音著协证明，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因此，该证据不具备合法的形式要件。其余，同被告龚某之质证意见。 音著协的合同和王某7遗嘱的时间相对比音著协合同签订时间早于王某7死亡时间，故王某无权处分王某7作品著作权。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明材料的，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材料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盖章并加盖单单位印章，该证据材料不具备形式要件。 对原告方某2、四、六至十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龚某的质证意见。 在本案审理中，被告龚某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1983年10月，壬公司出版的图书《中国民歌选》(封面、封底、目录以及《在银色的月光下》所在页面)。拟证明：1.1983年10月出版的《中国民歌选》中收录了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2.1997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王络宾歌曲选》中收录的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早在10多年前已公开出版：3.《中国民歌选》第二集中收录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标注为新疆塔塔尔族民歌，作者并不是王某7；4.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曲调是龚某改编的钢琴曲谱的创作来源之一。 证据二、1992年6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外名曲旋律辞典》中(封面、封底、目录以及《在银色的月光下》所在录页面)。拟证明：l、1992年6月出版《中外名曲旋律辞典》中收录了《在银色的月光下》；2.1997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王络宾歌曲选》中收录的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早在五年前已公开出版；3.《中外名曲旋律辞典》中收录的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标注为塔塔尔族民歌，作者并不是王某7；4.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曲调是龚某改编的钢琴曲谱的创作来源之一。 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23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国家版权局在进行作品登记时，对作品构成与否、作品创作完成时间、权属状况等并不做实质性审查，故作品登记证书仅能作为证明登记作者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仅凭登记证书尚不足以认定其登记时间即为其创作完成时间、其对登记的作品享有著作权；2.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分别独立创作的作品，应当各自享有独立著享作权。 证据四、被告创作钢琴曲的相关比对资料，拟证明：l、被告创作的钢琴曲来源于1983年、1992年公开出版物中《在银色的月光下》简谱；2.即使将被告创作的钢琴曲与1997年10月出版《王某7歌曲选》中《在银色的月光下》相比较也存在如下主要区别：(1)被告创作的是钢琴谱，这与原告主张的简谱属于不同的表现形式；(2)被告创作的钢琴曲不包括文字，而原告主张的筒谱版包括文字；(3)被告创作的钢琴谱与原告主张的简谱的在曲调、内容等方面不完全一致。 原告王某、王某8被告龚某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于被告龚某证据一，从民国到今天，出版物上对王某7作品署名有一个与王某7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变化过程。王某7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生自由。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划分，是指民国时期、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后至1991年第一部《著作权法》实施、1991年第一部《著作权法》实施至今，这四段历史时期。民国时期，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也没有著作权法，只有极少数出版物上的几首歌曲给王某7署了名，而且署名的用词不一。文革时期，王某7作为政治犯没有人身自由且被剥夺政治权利，王某7的名字在所有出版物上都消失了。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王某7获得平反，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标注为“XXX民歌”、或者被署名为“XXX民歌XXX编曲”的那些经典歌曲，包括：《在银色的月光下》等陆陆续续的回到了王某7的名下，各种出版物上才又出现“王某7”的署名。第一，出版物上对署名的用词混乱且词意不清，有“王某7改编”“王某7记谱”“王某7记译”“王某7译配”“王某7编曲”“王某7编译”“王某7配歌”“王某7编词曲”等等，由于在1991年之前我国没有著作权法，在出版物上署名如何用词完全由编辑们从文学角度选择用词，没有法律上的概念可供选择。署名用词的混乱状况持续到1991年我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后的很长时间。直至今天，署名用词的混乱也没有完全消除。第二，在传闻王某7出卖了“民歌”的版权之后，否定王某7享有版权的声音开始出现。这本书出版于1983年。在1983年，我国没有《著作权法》。随着我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1991年6月1日起实施)对整理人享有版权做出了规定，否定的声音在持续了两、三年就沉寂了，王某7享有版权成为普遍的共识。 对于被告龚某证据二，《洛宾歌曲集》的序言《一个勇者的形象》是与王某7同年代的人所写，其中详细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在上世纪30年代哪些歌曲与王某7的关系。这本书中对《在银色的月光下》的署名用词是“维吾尔族民歌洛宾记谱译配”，含义不清。1991年6月1日我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才开始实施，在第一部《著作权法》中才有了“整理”这一法律概念。在此之前，出版物上的署名如何用词，都是编辑们从文学的角度选择用词，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概念可以选择。不能用现行《著作权法》上的概念来理解四十年前的编辑们所使用的“译配”一词的含义。王某7生前多次说过：在署名的用词上，自己有失误(见《民歌的记谱与加工--王某7先生访谈录》)。 对于证据三，作品著作权从作品完成时就取得，作品登记证只是后来为了证明作品著作权利才去备案登记。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233号《民事裁定书》和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证据，原告不发表意见。 对于证据四，未发表质证意见。 原告王某4对被告龚某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被告龚某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1.大多数民歌是词曲不完整的口口相传的歌曲，可能是几句哼曲或几句词的传唱，很多这种民歌经过王某7的搜集、记录、翻译和整理形成了词曲完整的广为流传的歌曲，其著作权应归属王某7。被告一直坚称民歌是改编的创作来源之一，但是被告真的听过当地的民歌吗？还是听的是王某7已经整理过的民歌？2.很多王某7搜集、记录、翻译和整理的歌曲署名没有王某7，除了有其历史原因还有就是我国著作权法在1991年才开始颁布实施，人们对著作权归属不重视，故市面上有很多王某7的歌曲署名混乱。3.此歌曲是王某7记录、整理，定名为《在银色的月光下》，不能以是否出版为判断著作权归属的唯一标准。 对被告龚某证据二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是关某不认可。1.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名曲旋律词典》没有对其收录的任何一首歌曲进行著作权归属说明，只是作为一本工具书对中外名曲进行收录，并对歌曲在乐理上进行分析，故此书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2.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名曲旋律词典》只是收录歌曲，并不是歌曲首次发表的书籍，所以从本书的出版时间根本无法说明此歌曲的著作权归属。 对被告龚某证据三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是关某不认可。1.此份《民事裁定书》与本案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无一相似，商标和歌曲不可相提并论，被告仅截取裁定书中几句话的论据不足以支撑被告的观点。2.根据《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作为证据，而且除此份证据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证明著作权归属王某7。 对被告龚某证据四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是关某不认可。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应当从被诉侵权作品作者是否接触过权利人作品、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等方面衡量。首先，在本案中被告自认对民歌进行改编，那么被告是对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民歌进行的改编？还是对已经形成了有一定词曲、王某7已经整理过的民歌进行改编？其次，作品的相似并不是简单的对比音符，而是对于普通听众而言，被告作品和王某7作品完全能直观感受到还是同一首歌曲。对于后人在王某7已经整理过民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或者加工亦付出的劳动应给予尊重，但请不要否认王某7对民歌的贡献。 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对被告龚某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认可。 在本案审理中，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龚某与湖南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拟证明，涉案图书系龚某授权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告王某、王某8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证据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但认为该图书为湖南文艺出版社自营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应该知道王某7和涉案歌曲的关系，《图书出版合同》不能证明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没有过错。 原告王某4对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作为专业的出版机构对于作品的署名，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应该比普通民众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其在涉案图书出版前没有核查原著作权人，即便是改编也不能侵犯原著作权人的权利。 被告龚某对湖南文艺出版社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证明目的认可。 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即三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2至5项证据、第二组、第七组、第九组、第十组证据，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提供的证据一，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并在案佐证。 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中，对三原告第一组第1项证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垦区公证处(1996)新乌垦证字189号《公证书》主文描述部分欠准确，但遗嘱内容、公证事实真实，该份《公证书》虽有行文瑕疵，但仍不失证据的效力。对该《公证书》，镇江市镇江公证处出具(2011)镇镇证民内字第1981号《公证书》可以证明其所附复印件与原本的一致性；对原告第一组第6项证据和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第八组证据，二被告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亦未提供相反证据。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盖然性，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龚某所举证据一至二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定；本院对被告龚某提供的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内容与本案诉争事实缺乏关某，本院不认定为本案证据；被告龚某提供的证据四没有签名，无法证明其来源，从材料内容上看，为案外人单方比对意见，虽具有一定参考性，但并非由有资质的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认定为本案证据。 对于经本院认定真实的前述证据与本案的关某及证据证明程度，由本院在本判决的后续部分予以认定。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一致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三原告对王某7财产的继承主体资格事实 王某7。王某7育有三子，即长子王某4、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某。1996年3月4日，王某7立遗嘱1份，内容为：1.所有遗产均由我的法定继承人(长子：王某4；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某)继承。除他们兄弟三人，任何人均无权继承(没有收养过任何人)。2.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兄弟三人继承，并依法进行保护。3.一切有关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均由我的三个儿子依法进行处理、保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垦区公证处指派公证员对王某7捺手印确立遗嘱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1996)新乌垦证字189号《公证书》。对于该份公证书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性，原告方某3了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公证处出具的(2011)镇镇证民内字第1981号《公证书》予以证明。 王海星。2014年1月9日，王海星立遗嘱1份，内容为：本人王海星是已故作曲家王某7的次子，我父亲王某7于1996年3月14日逝世，依据我父亲生前所立遗嘱，我有继承我父亲所立遗嘱内的权利。现本人依法立遗嘱，一切由我本人所继承的我父亲王某7的法律规定的著作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所有可以继承的内容及权利，在我百年以后由我的女儿王某2(身份证号码：×××)一人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西域公证处出具了(2014)新乌西证字第0117号《公证书》对王海星在该公证处、在其所立遗嘱上签名、捺手印的行为进行了公证。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98号民事裁定书写明“本院审查期间，王某4、王海星于2013年11月18日以“王某已承认伪造《放弃实体权利声明》侵害了王某4、王海星的合法权益的事实，且承诺立即停止正在发生或即将产生的涉及王某7先生知识产权的诉讼，就此事公开道歉并在一定期限内向王某4、王海星提供已决诉讼清单、公布获得赔偿账目信息、退赔二审法院判决项下应属于王某4、王海星的赔偿款等”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撤诉申某，自愿撤回了再审申某。根据该事实可以确认，王某在此前曾向该案受诉一、二审法院(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王某4”“王海星”2008年3月14日出具的、内容为“王某为维护先父王某7创作的音乐作品的版权以原告身份对侵权人提起的诉讼，我们一概不参加。在任何一件诉讼中，我们享有的实体权利都由王某享有。我们放弃全部实体权利”的《放弃实体权利声明》无效。 王某2作为共同原告起诉本案后，本院经审查、依职权追加王某4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并通知其参加了本案诉讼。 二、三原告主张权利的涉案歌曲的相关情况。 对于涉案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权利归属，当事人存在争议，并各自提供了证据。 根据本院认定的当事人举证，确认如下事实： (一)根据三原告举证确认： 1.甲公司等出版机构公开出版、发行的相关磁带、光盘(不赘述，具体明细见前述原告证据2)中涉案歌曲存在“王某7记译”“王某7记谱、译配”“王某7改编”“王某7编词曲”“王某7歌曲”等署名。 2.在相关图书中涉案歌曲的署名情况： 1950年10月，癸公司子公司出版、发行图书《新疆民歌西北民间音乐丛书之二》(编者：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音乐工作委员会)中刊载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歌谱，其署名为“洛宾译”； 1997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图书《王某7歌曲选》(书号：ISBN7-5065-3337-5)中刊载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歌谱，其署名为“俄罗斯族民歌洛宾编词曲”； 2000年6月，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图书《500年的歌王某7经典歌曲与创作》(书号：ISBN7-80658-010-7/J.008刘书环编著)中刊载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歌谱，其署名为“俄罗斯族民歌王某7编词曲”； 2005年9月，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丑公司发行图书《新疆50年优秀歌曲集》(书号：ISBN7-80658-791-8新疆音乐家协会编)中刊载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歌谱，其署名为“俄罗斯族民歌王某7译词黎英海改编”； 2006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新疆民歌精选：达坂城的姑娘》(书号：ISBN7-228-09998-2崔旋刘丹编)中刊载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歌谱，其署名为“塔塔尔族民歌译词/洛宾改编/黎英海”； 3.作品登记证书，《在银色的月光下》于2019年7月24日进行作品登记，作者王某7，创作完成日期1949年1月1日，首次发表日期1949年1月1日。 4.2017年至2019年音著协自世界各地获得《在银色的月光下》版税收入，均向王某7继承人分配。2006年及2020年音著协向部分音乐平台出具的证明中，称《在银色的月光下》著作权人系王某7继承人。1996年王某作为王某7继承人加入音著协时主动登记的作品200余首，其中包括《在银色的月光下》。 5.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相关报道中称，王某7系《在银色的月光下》作者及著作权人。 6.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0303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了王某7对涉案歌曲的著作权人身份，但上述民事判决书系争事实主要涉及原告对相关KTV经营者的维权诉讼，上述案件被告均未提交权属抗辩的证据。 (二)根据被告龚某提供的权属抗辩证据确认： 1.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保存(00331316)的中国音乐丛书《中国民歌选(第二集)》(1寅公司出版，癸公司北京发行所发行)的图书，该书第43页收录了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歌谱，署名为“新疆塔塔尔族”。 2.1992年6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外名曲旋律辞典》(卯公司经销)中“中国作品声乐部分”的“中国歌曲(1976年前)部分”第596页收录了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曲谱，乐谱节奏为“E＝13/4”，曲谱注解里写明“《在银色的月光下》，塔塔尔族民歌。塔塔尔(“平原”塔塔尔)主要居住在前苏联鞑靼共和国，新疆的塔塔尔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仅数千人，分布在新疆乌鲁木齐、伊宁、塔城等地。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塔塔尔具有丰富、优美的民歌，主要包括歌舞和抒情歌曲两大类。《在银色的月光下》与基本采用五声调式的“高原”塔塔尔民歌不同，是一首大调式的抒情歌曲。它速度徐缓，旋律大幅度起落绚丽多姿，妩媚动人，表达失恋者对心爱姑娘的深情眷恋。此曲犹如一首美丽的情诗广泛流传。” 三、王某、王某2主张的被控侵权行为。 在本案审理中，由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龚某编曲的《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集》，书号为ISBN7-5404-2386-2,其中刊载了五线谱记谱的《在银色的月光下》钢琴曲曲谱，署名为“新疆塔塔尔族民歌龚某编曲”。 在本案审理中，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诉辩双方涉案作品进行比对。 三原告认为，不需要比对。现在主旋律是王某7记录、整理之后的主旋律。民歌唱腔有不同的版本，并不固定。龚某钢琴协奏曲主旋律与王某7对应作品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被告龚某认为，不需要比对。原、被告作品都是来源于民歌，故主旋律总体相同，这一点我方并不否认。相同部分是近似，来源于公有领域的部分，不是基于原告创作所产生。 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认同被告龚某的比对意见。 经比对，本院意见为：1、龚某涉案钢琴协奏曲《在银色的月光下》(以下简称龚某2)的主旋律核心部分和王某7涉案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乐曲(以下简称王曲)、壬公司1983年10月出版的《中国民歌选》第二集中《在银色的月光下》乐曲(以下简称文联社版)均实质性相似。具体表现为：(1)王曲和文联社版是3/4加2/4节拍，音乐及记谱完全一致；龚某2仅为3/4节拍；(2)龚某2与文联社版、王曲对比，其旋律高度相似；龚某2在第三小节第一、二拍为附点加八分音符，文联社版和王曲为附点加双十六分音符；(3)文联社版和王曲均在最后一句落音处变换2/4节拍，低八度结尾后从头反复后，再唱结束句；龚某2在尾部终止句直接奏高八度，保持3/4拍。2、王曲与被告方某4的文联社版乐谱比对证明二者完全一致，龚某2与前二者除节拍存有差异外(龚某2不含2/4拍)，也高度相似。3、龚某2第二行伴奏曲谱部分为龚某原创。 四、其他事实 在本案审理中，三原告主张依据法定赔偿原则主张赔偿金5000元，提供律师费5000元。 在案件审理中，原告王某、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原告王某、王某2与龚某、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发生侵犯著作权争议[涉案图书《弹民歌学钢琴》《音乐教材歌曲钢琴伴奏集小学》《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集》《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选①》《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选②》《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选③》]，某律师事务所居永合律师取证和代理诉讼。每一首歌曲为一个诉讼案件。双方协商律师费为人民币5000元。 另查一，在本案审理中，本院查明王某4为王某7继承人之一，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本院依法通知其参加本案诉讼。原告王某4收到本院通知后，办理了其所在国政府公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领事馆认证手续，某律师事务所闫某律师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了诉讼。 另查二，原告王某于1996年3月26日与音著协签订《音乐著作权合同》，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音著协以信托的方式管理。根据音著协2006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确定，王某于1996年4月对包括其父亲王某7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在内的音乐作品在该会进行了登记，王某在其与音著协的合同中未约定放弃诉权；现没有证据证明音著协曾因本案纠纷向二被告提起过诉讼。 另查三，本案审理期间，三原告委托与本案相同的诉讼代理人在我国多地法院分别提起相关维权诉讼。 另查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中途变更诉讼委托代理人的情形，其撤销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在其有权代理期间所做出的代理诉讼行为均合法、有效，由相应当事人承担其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辨主张，本案争议焦点： 一、王某7(已故)是否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权； 二、三被告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三、已经交由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管理的作品著作权，著作权人能否自行行使诉权； 四、二被告涉案行为是否侵犯了三原告所享有的著作权利。如果构成侵犯，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如果不构成侵犯，其主要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一、关于王某7(已故)是否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权的问题。 王某7是否为涉案音乐作品《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整理人的问题，应适用著作权法规定的署名推定规则并结合双方某3的证据进行认定。 民歌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民歌一般具有特定区域内世代相传、没有特定作者的特点，民歌被创作和流传时不是表现为简谱形式，歌手可能以不清晰的词语、不同甚至模糊的音调进行演唱。以简谱形式表达民歌，需要确定简谱的音调、节奏、速度等，并确定歌词的明确含义。因此，一般情况下，对民歌进行整理、加工，是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以民歌为蓝本演绎形成音乐、歌曲，属于演绎作品。 具体到本案，庭审中诉辩方当事人均提交了包含有涉案歌曲在内的合法出版物，虽然出版物上的署名方式有差异，但当事人所举出版物系列证据证明，对同一涉案歌曲，历史上形成的部分出版物分别署名为“民歌”“××族民歌”“民歌洛宾记谱译配”“民歌词、曲洛宾改编”等多种署名。 (一)对于涉案歌曲与编者之间的关联关系的判断，本院考虑如下情况： 1.演绎作品的编者对其作品享有以署名、不署名、署笔名等方式发表的自由，但署名方式并不当然排除作者与其演绎作品之间的著作权联系；2.辰公司《中国民歌选》中《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歌谱署名为“新疆塔塔尔族”、上海音乐出版社《中外名曲旋律辞典》中《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曲谱注解为“塔塔尔族民歌”，未标注民歌整理者姓名，但该“民歌”为简谱记录形式刊载，并非以民歌的原生态方式呈现，其必然存在整理者；3.从既有社会现象的发生来看，出版物出现对作品署名不当的事例并不罕见。对同一涉案音乐作品的署名不统一，不排除存在署名不当、署名不规范、未给作者署名等问题的可能性。由于年代久远，历史留存的各出版物的署名是否得当、是否符合作者(或编者)的署名意愿，已无从考证。4.现有涉案民歌流行版本主要是王某7先生收集、整理或改编的歌曲版本。5.虽然出版物上的署名方式各有不同，出版物中“民歌洛宾记谱译配”等署名说明王某7为此作品付出了智力劳动。王某7一生致力于西北民歌的挖掘与保护，没有人否认王某7对西北民歌在非物质遗产保护与传承上的贡献。迄今为止，除王某7外，对涉案音乐作品，没有人公开表明“编者”身份及权利；6.王某7生平坎坷，现其手稿未能提供确有特定、复杂的生平背景原因；7.既有生效判决已经对王某7的对涉案歌曲的著作权进行了认定，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能排除王某7是涉案歌曲的整理者。 (二)关于涉案出版物中对涉案歌曲署名为“洛宾记谱译配”的理解问题。 本院认为：1.由于口耳相传，民歌没有被复制到固定载体上，具有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特点；不同演唱者的理解不同，演唱内容可能不同，同一演唱者在不同情境中的演唱内容也可能不同，民歌并非唯一表述；2.民歌被创作和流传时不是表现为简谱形式，歌手可能以不清晰的词语、不同甚至模糊的音调进行演唱。以简谱形式表达民歌，需要融入记谱者对民歌的理解并进行选择，确定简谱的音调、节奏、速度等。涉案歌曲来源于维吾尔族民歌，由于维吾尔语与汉语之间存在差异，为了使其歌词与旋律相配合，译配歌词也需要付出相应独创性劳动。因此，一般情况下，对民歌的“记谱译配”需要对民歌进行整理、加工，是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3.虽然个别相对确定、明晰的民歌在进行“记谱译配”时不排除简单记录和复制的情形，但本案中，由于各方当事人均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民歌原始内容和形态，二被告并未证明涉案歌曲所源民歌有确定、明晰的词曲，也未证明王某7的“记谱译配”只是简单的记录和复制。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清王某7在民歌基础上作了哪些改动，付出了多大的独创性劳动。4.对于以“记谱译配”等能够体现从事整理工作的方式署名王某7，现被告提交的在先出版物上仅标注地域或民族的民歌，均不足以构成推翻王某7在涉案歌曲署名的反证。在二被告没有提交其他更早的其他人署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根据作品署名推定王某7为涉案歌曲的整理人。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王某7在民歌原始形态的基础上，为涉案歌曲这一演绎作品的产生付出了一定的独创性劳动，王某7对涉案歌曲独创性劳动部分享有著作权。当然，这并不妨碍其他人对上述民歌进行收集整理并对所产生的作品享有著作权。 二、关于三原告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 著作权可以原始取得、继受取得。《著作权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 王某7去世后，王某4、王海星、王某依法继承了其音乐作品的著作财产权，王海星去世后，根据其遗嘱，王某2转继承了王海星自王某7处继承的著作财产权对应份额，因此，王某2为本案适格原告。 三原告均为王某7涉案歌曲的著作财产权继承人，三原告依法继承的涉案歌曲的著作财产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三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均适格，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三、原告王某将涉案音乐作品交由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管理后，三原告对涉案音乐作品著作财产权能否自行主张诉权的问题。 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对于侵害合同中约定的著作权权项的行为，著作权人不能提起诉讼，但有证据证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怠于行使权利或者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有相反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权利人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授权音著协管理后，其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受到限制，取决于其与该协会订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是否对诉权的行使作出明确的约定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否对侵权行为及时采取维权行动。 根据音著协出具的证明，王某于1996年4月对其父亲王某7包含涉案作品《在银色的月光下》在内的作品在该会进行了登记，因王某在其与音著协的合同中有具体的授权约定，且并未约定放弃诉权，在没有证据证明音著协曾向二被告提起过诉讼的情况下，故三原告行使诉权不应受到限制，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被告龚某答辩意见中“王某7已将涉案民歌著作权进行出售，原告已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一节，因被告龚某未提供证据佐证，故本院对于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四、二被告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演绎作品是利用已有作品创作的作品。但是，只要利用了已有作品的表达创作作品，不管利用多少，都属于演绎作品。演绎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再创作的作品，在已有作品还有著作权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已有作品的著作权与演绎作品的著作权的关系问题。对此，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著作权法律制度确认的原则是：已有作品的著作权由原作者享有，演绎作品的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但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在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根据这一原则，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对演绎作品享有的是完整的但却是不独立的权利。所谓“完整”的权利，是指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法》第十条所规定的全部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其享有的著作权的范围与已有作品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范围一样；所谓“不独立”的权利，是指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依附于已有作品的著作权，在行使时要受到已有作品著作权的控制。演绎作品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的再创作，包含着已有作品的表达，因此，已有作品著作权人对演绎作品的使用有控制权，演绎作品著作权人对演绎作品的使用要受到已有作品著作权的限制，故其权利是不独立的。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在以发表等形式使用演绎作品时，必须指明已有作品名称和作者姓名；在使用前，必须经已有作品作者的同意，或者要求第三方使用者必须另外取得已有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 根据本院前述比对意见，被告龚某创作的涉案钢琴曲是在王某7同名歌曲音乐部分的基础上，利用了钢琴语汇进行智力创作形成的新演绎表达，涉案钢琴曲仅涉及音乐，龚某涉案作品钢琴协奏曲中的主旋律与王某7涉案作品的音乐主旋律相比，在曲调高低音上有些许变化，协奏部分旋律不同，其主旋律核心表达与王某7同名歌曲音乐部分构成实质性相似，可以认定其作品中包含着王某7已有作品涉案歌曲中的表达。对此，龚某答辩称其创作灵感来源于同名民歌及实地采风，但未就其实地采风获得的民歌样态、音乐内容及其涉案音乐作品创作所使用的主旋律的合法来源进行举证，承担不利的后果。考虑王某7版涉案歌曲已经成为经典音乐作品及并在现实生活中广为流传，因此对被告方某5“王某7记谱译谱只是对民歌做了记录、整理，工作量不大，民歌的主旋律长期存在；龚某仅是根据民歌流传的版本进行钢琴编曲，是对民歌的一种重新创作和弘扬，不应认定为侵权”等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龚某未举证其演绎涉案钢琴曲事先未取得王某7或其继承人三原告的许可，龚某利用涉案歌曲进行二度创作形成新的演绎作品。其涉案钢琴曲作品使用了王某7涉案歌曲主旋律的行为侵犯了王某7涉案歌曲的改编权、复制权，对王某7的继承人本案三原告著作财产权构成侵害，应当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否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未经三原告许可以图书的形式复制、发行龚某涉案音乐作品，涉案出版物上刊载龚某涉案钢琴曲，但没有注明其来源作品名称，没有为王某7署名，其涉案出版行为侵犯了王某7对涉案歌曲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主观过错，其行为侵犯了王某7享有的署名权以及三原告获得报酬的权利，亦应当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 五、二被告涉案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关于龚某涉案钢琴曲是否应停止使用的问题。 本院认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应鼓励合理开发、利用，其中应考虑民歌原始权利的归属，考虑到民歌权利人、社会公众和整理、改编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才能推动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被告龚某涉案钢琴曲的创作、出版、发行基于少年儿童学习钢琴艺术及中国优秀民族音乐文化的社会需要，龚某涉案钢琴曲谱在钢琴艺术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艺术独创性，如停止其涉案作品的使用将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故本院不判令停止龚某涉案钢琴曲的传播。但二被告对包含涉案钢琴曲在内的涉案图书重印、再版时，应当通知三原告并支付报酬，并应注明其引用作品的来源，为王某7正确署名，否则，不得重印、再版涉案钢琴曲乐谱。 (二)关于三原告主张二被告应当就侵害涉案作品的侵权行为向其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问题。 本院认为，赔礼道歉一般系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通过由侵害人向受害人致歉的方式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该两项具有人身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的履行对象应当仅为受害人本人，他人不宜代为接受履行。由于王某7已经死亡，三原告非涉案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著作人身权人，其要求二被告的赔礼道歉的相关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消除影响是采用一定形式公开消除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以恢复受害人固有人格形象的民事责任方式。修改权为作者享有的人身权利。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与赔礼道歉一样，消除影响一般也系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民事责任适用方式。三原告作为王某7著作财产权的继承人，有保护王某7的著作权人格权利的权利。故三原告要求二被告对侵害涉案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涉案行为公开消除影响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应以书面形式在相关的媒体上就其错误署名的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因此而产生的不良影响。 (三)关于三原告主张二被告应当就侵害涉案作品的侵权行为赔偿问题。 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二被告未提交其收入的直接证据，在案证据难以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也难以采用其他合理方式确定赔偿数额，本院依据法定赔偿计算方法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本院综合考虑王某7涉案歌曲所付出劳动的独创性高低，并结合二被告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及使用行为情节、后果等因素酌定。 对于三原告主张二被告连带赔偿其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律师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三原告提交的委托合同以及律师出庭代理诉讼的事实，本院考虑知识产权诉讼的专业性，考虑三原告同期委托相同的代理人集中维权的情况，结合考虑三原告诉讼请求被支持的程度，对三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予以酌情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龚某、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北京晚报》上刊登消除声明消除因其错误署名造成的不良影响(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法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本判决的主要内容，相关费用被告龚某、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被告龚某、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4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元； 三、被告龚某、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4合理费用支出人民币1000元； 四、驳回赔偿原告王某、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4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龚某、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龚某、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王某4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王某、原告王某2、被告龚某、被告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不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赵某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陈光华 书 记 员 孙 艺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1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2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3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5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6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1条4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2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