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等与郭祥义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王某等与郭某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京0105民初7396号 原告：王某2。 原告：王某3。 原告：王某(WANGHAIYAN)。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3、原告王某(WANGHAIYAN)(以下并称三原告)与被告郭某、山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教育出版社，合称二被告)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某2、王某3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王某(WANGHAIYAN)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某，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2、王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停止侵害王洛宾对音乐作品《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以下简称涉案歌曲)享有的署名权行为，即在其后续出版发行包含涉案歌曲的图书过程中将涉案歌曲署名更正为“哈萨克族民歌王洛宾记录整理”；2.判令二被告在《北京晚报》上向王某2、王某3公开赔礼道歉；3.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王某2、王某3经济损失5000元及维权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合计10000元。事实和理由：涉案歌曲是1939年王洛宾约请了一位在西宁经商的维吾尔族朋友当翻译，在青海西宁的湟中公园请哈萨克歌手演唱了三天半的时间，整理改编而来。在此过程中，王洛宾付出了独创性智力劳动，作为涉案歌曲的整理改编者，王洛宾享有该歌曲的著作权。王洛宾去世后，王某2、王某3依法继承了涉案歌曲的著作财产权，同时有权保护王洛宾的著作人身权。问世以来，涉案歌曲曾经处于无主财产状态被标注为“哈萨克民歌”或“XX民歌”长达四十多年，直到1981年，随着王洛宾苦难人生的结束，这首歌的作者才开始为世人所知，多数出版物对涉案歌曲开始署名“哈萨克民歌王洛宾编配”“哈萨克民歌王洛宾改编”等。《民族唱法歌曲大全》一书系郭某编写、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歌曲集。二被告未经许可在其出版的《民族唱法歌曲大全》一书中收录了涉案歌曲的音乐简谱，未给王洛宾署名，侵害了王洛宾对涉案歌曲享有的署名权以及王某2、王某3对涉案歌曲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以及表演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王某2、王某3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王某经本院通知参加诉讼，其认可王某2、王某3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未另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 郭某辩称：第一，民歌发源于民间，没有专属性，不能因王洛宾采风了，民歌就归属于他。第二，涉案图书音乐简谱来源有些是我多年教学收集的，有些是从专业期刊上选取的，有些是学生手里的知名作曲家谱写的谱子，还有些是音乐网站上的曲谱。由于历史原因之前的民歌不署名现象也给后续出版歌集如何准确署名造成困难，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现在依然存在，但我绝无故意侵害王洛宾著作权的故意。第三，民歌需要传承，王洛宾应当指出涉案歌曲中的哪个部分是其改编、创作，而不应将整首歌曲都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如果不允许对民歌自由采集、改编、创新、发展，其结果只能是阻碍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正常发展。第四，《民族唱法歌曲大全》一书收录的同名歌曲与三原告主张的涉案歌曲并不完全相同，并非同一版本。 山西教育出版社辩称：第一，三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涉案歌曲著作权人，民歌不属于某个个人，而是社会共同财富。第二，我社是出版机构，因为现在涉案歌曲署名纷繁复杂，很多在先出版物也存在署名不统一的情况，我社无法判断如何准确署名，我社无任何侵权过错。第三，二被告出版被诉图书并非为了赚钱，宗旨是弘扬、发扬民歌，而且出版机构也不具备诸如通过诉讼程序查明涉案歌曲权属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故我社不构成侵权。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三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某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三原告主体资格的事实 王洛宾。王洛宾育有三子，即长子王某、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某2。依据王洛宾1996年3月4日所立遗嘱：1.所有遗产均由其法定继承人(长子王某；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某2)继承。除他们兄弟三人，任何人均无权继承(没有收养过任何人)。2.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兄弟三人继承，并依法进行保护。3.一切有关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均由我的三个儿子依法进行处理、保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垦区公证处就该遗嘱出具了(1996)新乌垦证字189号公证书。 王海星。依据王海星2014年1月9日所立遗嘱，一切由王海星所继承的其父亲王洛宾的法律规定的著作权、名誉权等所有可以继承的内容及权利，在其亡故后均由其女儿王某3一人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西域公证处就该遗嘱出具了(2014)新乌西证字第0117号公证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98号民事裁定书记载：本院审查期间，王某、王海星于2013年11月18日以“王某2已承认伪造《放弃实体权利声明》侵害了王某、王海星的合法权益的事实，且承诺立即停止正在发生或即将产生的涉及王洛宾先生知识产权的诉讼，就此事公开道歉并在一定期限内向王某、王海星提供已决诉讼清单、公布获得赔偿账目信息、退赔二审法院判决项下应属于王某、王海星的赔偿款等”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撤诉申某，自愿撤回了再审申某。根据该事实可以确认，王某2在此前曾向该案涉诉一、二审法院(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王某”“王海星”2008年3月14日出具的、内容为“王某2为维护先父王洛宾创作的音乐作品的版权以原告身份对侵权人提起的诉讼，我们一概不参加。在任何一件诉讼中，我们享有的实体权利都由王某2享有。我们放弃全部实体权利”的《放弃实体权利声明》无效。 王某2、王某3作为共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本院审查后依法向王某(WANGHAIYAN)告知本案诉讼事宜，王某明确表示不放弃实体权利，本院依职权追加王某(WANGHAIYAN)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并通知其参加本案诉讼。 二、三原告主张王洛宾享有涉案歌曲著作权的相关事实 (一)三原告主张出版物收录涉案歌曲的相关事实 王某提交了通过首都图书馆检索的民国时期大公书店出版的《西北民歌集(1)》，出版时间为1942年，该刊物封面署名“洛宾编译”，目录页面附有王洛宾1939年12月“写在歌前”的序言，载明“西北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语言多至十余种，在这种环境之下作歌咏工作，的确是有相当的困难”。该刊物中收录了涉案歌曲，标注“哈萨克情歌”。 王某2、王某3提交了1948年电影《小城之春》视频片段，显示该片收录涉案歌曲为插曲，但该片中未有涉案歌曲署名信息。 1983年10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洛宾歌曲集》中收录有《都达尔和玛利亚》，署名“哈萨克族民歌洛宾记谱译配”。 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路情歌》封面署名“洛宾编词曲”，其中收录有涉案歌曲；1989年10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达坂城的姑娘(新疆抒情歌曲选)》中对涉案作品署名“哈萨克族民歌洛宾编词曲”；1997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歌曲选》中对涉案歌曲署名“哈萨克族民歌洛宾编词曲”；2000年6月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500年的歌王洛宾经典歌曲与创作》署名“哈萨克族民歌王洛宾编词曲”。上述出版物收录的涉案歌曲的词、曲与1983年版涉案歌曲基本一致。 三原告还提交了多张王洛宾歌曲磁带、CD等音像制品，音像制品出版时间为1993年至2010年，封面显示专辑名称为“王洛宾作品”“王洛宾歌曲”“西部歌王王洛宾”等，均收录有涉案歌曲。 (二)三原告主张王洛宾对涉案歌曲所做具体工作的相关事实 杜亚雄系前文提及的1983年出版的《洛宾歌曲集》一书的编者。杜亚雄在1983年《人民音乐》第2期发表的一篇《在兄弟民族中生根开花的作曲家——王洛宾》一文中提及“经他搜集整理、加工润色的民歌有几百首，其中包括哈萨克族民歌《都他尔和玛丽亚》”“王洛宾随剧团到青海西宁，在那里邀请了从新疆逃到青海的哈萨克族歌手，请一位稍通哈萨克语的维吾尔族商人做翻译，记录了《都他尔和玛丽亚》”“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都是粘着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单词大都为多音节，没有字调。民歌的旋律伸展、节奏变化都和歌词的格律、感情有关，如果把译词机械地填在曲调上去，势必不能传唱。王洛宾下了很大的功夫琢磨如何使译词既能表达原文的含义和风格，又符合汉语的声调和语气。他反复推敲，一遍遍地唱，有时为一个字，竟要考虑好几天，一首歌要反复修改好几年。”“那时担任翻译的人都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汉语水平也有限，有时不能把全部歌词译出。为了能把兄弟民族的民歌介绍给汉族人民，王洛宾不得不半编半译”。此外，三原告还提交了相应访谈、学术文章等材料，说明民歌搜集整理中涉及的曲谱记录和歌词翻译工作均需付出独创性劳动。 王洛宾生前曾在1995年第1期《人民音乐》上发表一篇题为《我和西部民歌》一文，自述“我改编西部民歌，主要劳动是用民族旋律，融合汉族语言，使汉语更加美化，有些歌能广为流传，容易上口，即是半个世纪以来，自己在这问题上努力的结果。旋律与新歌词的融合，是个最复杂的工作，有时为了汉语四声的需要，不免要在原有音符上加装饰音，或更改个别音符，有时新歌词的情未抒尽，也要把原有的乐句加以反复，有时为了民族的习俗不易理解，也要把唱词使之汉族化。有时在美的民族旋律中抒发自己浪漫之情，填写新词上去”。该文后半部分则是结合部分歌曲实例进行了举例说明。其中，就涉案歌曲，王洛宾明确其工作系将原来重复的首句末尾从“5–5-”调整为“1–1-”。该文结尾提到“80年代初我出版过一本歌集，上边每首民歌都注明‘记谱’，这是一个失误，从事音乐专业的朋友可以理解，单纯的记谱，不可能传唱到广泛的地区，并经过五十多年，仍在传唱。”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未就涉案歌曲原始民歌曲调提交有效证据证明。 2006年5月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歌声里的王洛宾》中对涉案歌曲搜集整理过程进行了描述，载明“王洛宾约请了一位维吾尔族商人作为翻译，在西宁北门外的湟中公园，请哈萨克的歌手和冬不拉手弹唱了三天半的时间，《都达尔和玛丽亚》就是在这时记录的”。该书就涉案歌曲权利争议回应部分载明“王洛宾在一封信中说：当时采录的原歌曲几乎是散板，整理极为困难。原曲前两句结尾都是上行音，我则按照乐句对衬的理论，将第二句结尾做了调整”。 (三)与在先判决相关的事实 三原告提交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0303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知终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文书均认定王洛宾享有涉案歌曲著作权。经查，上述在先生效裁判文书均以原告提交初步证据，被告未提交相应反证为由认定王洛宾享有涉案歌曲著作权。 (四)三原告主张王洛宾享有涉案歌曲著作权的其他事实 王某2、王某3提交的国作登字-2019-B-00568374号《作品登记证书》载明，音乐作品《都达尔和玛丽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系1939年1月1日由王洛宾创作并发表的歌曲，著作权人为王某2、王某3，登记日期为2019年7月24日。该《作品登记证书》同时附录了歌曲词曲简谱，署名“哈萨克族民歌，王洛宾编词曲”。三原告明确本案主张王洛宾基于对原民歌整理、改编而形成的演绎作品著作权。该登记版本与1983年10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洛宾歌曲集》中收录的涉案歌曲词曲一致，署名形式不同，由之前的“洛宾记谱译配”更改为“王洛宾编词曲”。 1996年至2014年期间，三原告先后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将其享有权利的音乐作品信托给音著协管理。音著协就其收取涉案歌曲版税收入均向王洛宾继承人分配。自入会以来，三原告一直从音著协受领涉案歌曲的版税，未发生版权认领冲突。截止到本案诉讼发生时，无证据显示有相关主体对涉案歌曲主张著作权。本案诉讼中，音著协明确表示，其对三原告就涉案歌曲提起诉讼一节不持异议，其亦不就涉案行为另行向二被告提起诉讼。 二、与二被告提出的涉案歌曲权属异议有关的事实 本院审理另外关联案件中，被告董某交了一本带有“1931”字样的外文图书扫描件，主张该图书系哈萨克斯坦出版的《哈萨克民歌500首》，收录有涉案歌曲。但董华未就此出示原件、亦未提交翻译件。该外文图书收录的涉案歌曲为五线谱形式记载，曲调与涉案歌曲基本相似，歌名、歌词部分均为外文。 民国时期(1949年4月)甲公司出版了《民歌集中国之部》，封面署名“陈曼鹤编”，该书收录有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乐谱，该版乐谱与三原告主张权利的涉案歌曲曲调、歌词内容基本一致，署名“哈萨克族”。1951年天下出版社出版的《新疆民间歌曲集》亦收录有同名歌曲，署名“哈萨克情歌老志诚编作曲”。 1994年第6期的《人民音乐》中载有杜亚雄撰写的《编选<洛宾歌曲集>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记载：“《洛宾歌曲集》共收录由洛宾先生搜集、整理和改编的民歌五十五首，其中经过他改编的有……其他的一些民歌，如《玛依拉》《都达尔和玛丽亚》……等，都是由洛宾先生记谱译配的，没有经过他的加工和改编”。二被告另行提交了杜亚雄在1982年采访王洛宾时对王洛宾口述内容的手记，王洛宾在采访中自述涉案歌曲“1940年记于青海西宁，唱者是……，哈德尔翻译，喀什人……第一句原和第二句同，我改了”。 1996年第6期《人民音乐》载有《关于十首歌曲著作权的意见》一文，署名“乙公司”，该文第一段在文章背景部分介绍提到：“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艺术处的委托，丙公司音乐研究室专门就王洛宾向台湾卖断版权的十首歌曲的著作权问题召开会议并进行了研究。参加者有文化厅艺术处处长阿瓦克孜，该所研究员艾买提江、周吉，副研究员梁树年，周树萱、闫建国，见习研究员迪力夏提及新疆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朱志远、新疆歌舞团团长兼一级作曲努斯莱提瓦吉丁等同志。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会议就这十首歌曲的著作权问题提出如下意见，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该文的正文部分记载：“第六首：《都达尔和玛利亚》原词、曲作者为1887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市的玛利亚贾格尔(哈萨克斯坦人民艺术家，1950年去世)，该歌曲在哈萨克斯坦影响广泛，三十年代初期传入我国，在哈萨克族民间普遍流传。应署原作者姓名，并加注说明传入我国的时间及流传的情况。鉴于汉语词的译者已无从查考，以在原作者姓名之后加署‘佚名译，王洛宾配歌’为宜”。 三、与二被告被诉侵权行为有关的事实 2006年6月，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涉案被诉侵权图书，书号ISBN7-5440-2136-X，定价52元，封面署名郭某主编，该图书第92页到第93页收录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同名歌曲乐谱，署名“哈萨克族民歌”。经比对，涉案被诉侵权图书中收录的被诉乐谱与三原告主张权利的涉案歌曲曲谱内容旋律整体近似，但部分小节的音符存在不同。歌词部分基本相同，尾句等处存在细微差异。 以上事实，有遗嘱《公证书》及其他亲属身份证明文件、不同时代的王洛宾相关CD光盘、磁带、图书出版物、作品登记证书、音著协版税分配清单及证明、电视台专题节目、《人民音乐》相关文章、荣誉证书、杜亚雄记录手稿、民国及近现代出版物及双方当事人陈某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外民事案件，应当首先确定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规定，著作权的归属和内容，以及侵权责任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据在案证据，三原告主张侵权行为发生及起诉时间均在2021年6月前，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正)(以下简称著作权法)。 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辨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洛宾是否系涉案歌曲的整理改编者，三原告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二被告是否构成侵权，如果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一、王洛宾是否系涉案歌曲的整理改编者，三原告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一)王洛宾是否享有涉案歌曲著作权 民歌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过人民群众集体加工的民间音乐，其权利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特定群体。根据在案证据，尽管《关于十首歌曲著作权的意见》一文中，乙公司认定涉案歌曲系“原词、曲作者为1887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市的玛利亚贾格尔(哈萨克斯坦人民艺术家，1950年去世)”，但该认定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研究所亦明确该歌曲于“三十年代初期传入我国，在哈萨克族民间普遍流传”。结合在案证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版物均以“哈萨克族民歌”“哈萨克族”等形式对涉案歌曲民歌性质予以说明，本院对涉案歌曲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确认。 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第十一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根据上述规定，在没有相反证据情况下，在改编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应当推定为改编作品的作者。在认定基于民歌整理改编而形成的音乐作品权利归属时，既须以署名推定原则为基本依据，又应结合民歌整理改编的具体特点判断改编作品的权属。 就曲调而言，民歌在历史流传过程中，由于口耳相传，没有被复制到固定载体上，民歌具有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特点；且由于传唱者演唱能力、审美偏好等各有不同，或多或少会加入个性化元素，因此民歌曲调具有不稳定的传唱版本差异，并非唯一表述。记录者以书面曲谱形式表达民歌时，对于演唱者使用不同甚至模糊的音调演唱出来的民歌曲调，需要根据记录者的艺术审美和专业修养，通过其个人判断、选择、取舍，确定最终记录的音调、节奏、速度等。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情况，一般署名“记谱”指的是对民歌进行整理、加工，是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结合在案证据，最早收录《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的出版物系1942年出版的《西北民歌集》。该书在全书封面整体署名“王洛宾编译”，结合王洛宾自选歌曲集《洛宾歌曲集》，以及杜亚雄于1994年发表于《人民音乐》《编选<洛宾歌曲集>的前前后后》一文中的记载内容均显示王洛宾对涉案歌曲工作为“记谱译配”，可以认定王洛宾对涉案歌曲的搜集、整理付出了独创性劳动。 在案相反署名出版物中，《哈萨克民歌500首》一书系域外出版物，未经翻译、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未提交原件，本院不予采信。其他相反署名出版物出版时间均晚于《西北民歌集》，亦不构成对王洛宾权属认定的反证。 就歌词而言，涉案歌曲作为哈萨克族民歌，以哈萨克语形式流传，三原告主张权利的歌词版本为汉语词。显然，涉案歌曲并非对原有歌曲的简单复制，至少在歌词层面涉及翻译、配歌的独创性工作。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最早收录有丁公司出版的《西北民歌集》，署名“王洛宾编译”，该证据可以作为王洛宾对涉案歌曲汉语词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 二被告主张王洛宾不懂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客观上无法从事翻译工作。三原告主张王洛宾系委托他人对原有少数民族民歌的歌词进行汉语大意的直译，其在歌词大意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最终完成配歌。本院认为，以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民歌，从少数民族语言歌词到汉语歌词需经历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为汉语，再从汉语原意到歌词的过程，实现歌词与乐曲的匹配。歌词的翻译、与旋律的结合既要忠实于词的原意和风格，又要适合于汉语发音的音调和节拍进行演唱，还需去除原歌词中的粗俗的成分。这一过程需要付出大量创作性工作，故民歌基础上的译配应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劳动，不能因王洛宾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径行否定其为歌词付出的独创性工作。 在案构成相反署名的出版物证据中，《哈萨克族民歌500首》所载与涉案歌曲相关的歌曲歌词非汉语形式，与王洛宾对涉案歌曲是否翻译配歌无关。其他出版物出版时间均晚于署名“王洛宾编译”的《西北民歌集》，具体署名方式基本为“哈萨克情歌”“哈萨克族民歌”等民族、、地域性质的署名涉及歌词部分未有指向具体作者的明确署名，不能认定为对王洛宾译配者身份的有效反证。 二被告主张依据杜亚雄采访王洛宾时的手书记录，涉案歌曲“1940年记于青海西宁……哈德尔翻译”，能够佐证涉案歌曲并非王洛宾翻译。本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手书系杜亚雄为编辑1983年出版的《洛宾歌曲集》采访王洛宾个人记录而成，记录内容是否准确、是否经王洛宾认可均未可知，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不应单凭手书中的片段词句径行确认或否定王洛宾对涉案歌曲的独创性贡献。最终经王洛宾授权出版的《洛宾歌曲集》以及杜亚雄1994年回忆《洛宾歌曲集》编辑过程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均明确王洛宾对涉案歌曲歌词的部分系“译配”，表明了王洛宾对涉案歌曲歌词部分的独创性工作，故二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定王洛宾系涉案歌曲歌词译配者，享有涉案歌曲歌词著作权。 (二)关于三原告是否是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著作权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 王洛宾去世后，王某、王海星、王某2依法继承了其音乐作品的著作财产权，王海星去世后，根据其遗嘱，王某3继承了王海星自王洛宾处继承的著作财产权相应份额，因此，三原告均为王洛宾涉案歌曲的著作财产权继承人，三原告依法继承的涉案歌曲的著作财产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自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对于侵害合同中约定的著作权权项的行为，著作权人不能提起诉讼，但有证据证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怠于行使权利或者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有相反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权利人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授权音著协管理后，其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受到限制，取决于其与该协会订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是否对诉权的行使作出明确的约定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否对侵权行为及时采取维权行动。 涉案歌曲已经于音著协进行了登记，音著协明确表示，其对三原告就涉案歌曲提起诉讼一节不持异议，其亦不就涉案行为另行向二被告提起诉讼。故三原告行使诉权不应受到限制，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二、二被告是否侵害三原告著作权 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社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三原告主张由郭某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涉案被诉侵权图书未经许可，收录了王洛宾整理改编的涉案歌曲，未给王洛宾署名，该行为侵犯了王洛宾的署名权及三原告对涉案歌曲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 对此，本院认为，就曲调部分而言，因涉案歌曲源自民歌，任何人都有权对民歌进行采风和整理。不同的人对同一首民歌进行采风会因其对音乐的理解不同、采风的地域、表演者演唱差异、不同时期民歌的流变等因素而形成不同版本的民歌乐谱，故不同人对同一首民歌采风整理而形成的不同的歌曲版本，应当认定各自均对自己整理的版本享有著作权，但保护范围应当限于整理者在整理民歌过程中体现独创性劳动的部分，而不包括民歌本身已有的主旋律。不遵循上述基本原则，即无视了民歌与一般创作歌曲的差异，将导致民歌整理者取代某一区域内特定群体，成为民歌这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人的后果，不符合著作权法基本原理，亦不利于民歌的传播、传承。因此，不能因被诉侵权歌曲与民歌整理者主张权利的歌曲存在主旋律的相同或实质性相似即当然认定前者抄袭了后者。 本案中，三原告未举证说明其主张的涉案歌曲整理版本的独创性具体体现。经比对，涉案被诉侵权图书收录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与涉案歌曲的曲调版本存在音符和时值的不同。二被告出版的版本整体上唱词时值更长，更加舒缓。比如权利歌曲多处存在歌词为一拍，但二被告出版版本为两拍甚至四拍的情况，包括权利歌曲首句“玫瑰花”曲调为“4320”，二被告出版的为“432-”；权利歌曲“入云霞”曲调为“1()760”，二被告出版的为“1()76-”。第二句及第四句重复的歌词“赛地玛利亚”，权利歌曲均为两拍，二被告出版的均为四拍；末尾最后一个唱词的时值不同，权利歌曲为两拍，二被告出版的均为四拍。此外，歌曲最后四句歌词音符存在较大差异。据此，本院认定二被告的被诉版本与三原告主张权利的版本属于对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的不同版本，被诉图书中的涉案歌曲的曲调部分不构成对三原告版本歌曲曲调著作权的侵害。 针对歌词部分，被诉侵权歌曲的歌词与三原告主张权利版本构成实质性相似，在本院已经认定王洛宾系涉案歌曲歌词的记录整理者的情况下，郭某未经合法授权将涉案歌曲歌词交付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二被告共同侵害了三原告对涉案歌曲歌词部分享有的复制权和发行权。涉案图书署名“哈萨克族民歌”，该种署名方式割裂了作者王洛宾与涉案歌曲歌词的联系，二被告出版行为亦构成对王洛宾署名权的侵犯。 三、二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如前所述，二被告构成对涉案歌曲复制权、发行权、署名权的侵害，三原告主张二被告赔偿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鉴于在案证据难以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也难以采用其他合理方式确定赔偿数额，本院综合考量涉案歌曲民歌性质，二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情节、影响范围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1000元。关于维权合理支出的金额，鉴于三原告确已委托律师出庭代理诉讼，本院根据合理性、必要性、相关性原则酌情确定为1000元。 关于三原告要求二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主张，鉴于涉案歌曲源于民歌，且创作年代久远，涉案歌曲的在先出版物中署名情况不一，涉案歌曲本身著作权归属即存在一定争议，二被告未注意到涉案歌曲署名问题不具有主观过错，对于三原告提出的公开赔礼道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三原告要求二被告在后续再版时更正署名的主张，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二被告未实施对涉案作品的表演行为，故三原告主张二被告侵害其表演权的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郭某、被告山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2、王某3、王某(WANGHAIYAN)经济损失1000元； 二、被告郭某、被告山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2、王某3、王某(WANGHAIYAN)维权律师费支出1000元； 三、驳回原告王某2、王某3、王某(WANGHAIYAN)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某2、王某3、王某(WANGHAIYAN)负担10元(已交纳)，由被告郭某、被告山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王某(WANGHAIYAN)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3、被告郭某、被告山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崔树磊 审 判 员 谭雅文 审 判 员 裘 晖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唐铁星 书 记 员 耿培淋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9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48条1款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4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5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修订) 第15条1款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013修订) 第2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