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乙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丙公司、南昌百货大楼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裁判规则 关键词：录音制品,音乐作品,许可 核心问题：1.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的录音制品进行复制、发行，是否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裁判要点：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得报酬的权利。被许可人复制、发行录音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另外，根据该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司法实践中，不能仅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就简单认为凡是对录音制品进行复制、发行的，均须经著作权人许可。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是鼓励作品创作与传播，所以应对该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做扩张解释，即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的录音制品进行复制、发行，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 （北大法宝编写） 甲公司、乙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丙公司、辛某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案情与裁判】 原告：王某3、王某、王某2(以下简称寅公司) 被告：丁某(以下简称丁某) 被告：戊公司(以下简称戊公司) 被告：广州音像出版社 被告：己公司庚公司(以下简称己公司) 被告：辛某(以下简称辛某) 原审法院查明：《亚克西》是王洛宾1957年根据吐鲁番民歌改编并作词的音乐作品。王洛宾于1996年去世后，其子寅公司于1996年3月1日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签订了音乐著作权合同，将该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音著协管理。 2004年7月5日，罗林(艺名刀郎)戊公司签订合同，壬公司将罗林制作并享有版权的《喀什噶尔胡杨》歌唱类音乐专辑节目制作录音制品(CD)出版发行。2004年12月3日，广州音像出版社与戊公司签订了音像制品合作出版合同，约定由广州音像出版社制作、出版、发行《喀什噶尔胡杨》专辑录音制品。2004年12月6日，戊公司丁某签订委托复制加工合同，约定复制该录音制品20万张。2004年12月8日，广州音像出版社委托丁某复制该录音制品90万张。2004年12月 24日，广州音像出版社向音著协申请使用音乐作品《冰山上的雪莲》、《打起手鼓唱起歌》、《亚克西》制作、发行20万张《喀什噶尔胡杨》专辑录音制品，批发价为6．5元，后向音著协支付上述3首音乐作品的使用费21900元。2005年3月17日，音著协出具了《音乐著作权使用收费证明》。2005年3月2日，癸公司和辛某分别购得《喀什噶尔胡杨》录音制品一盘，该制品的盘芯及彩封上出版号为ISRCCN—F28—04— 466—00／丸J6，共存储了11首歌曲，其中第8首歌曲为《亚克西》。该制品外包装上版权管理信息记载：“声明：本专辑内子公司／罗林共同拥有，未经授权严禁使用。”“戊公司全国独家发行”，“广州音像出版社出版”。原告认为，其享有音乐作品《亚克西》的著作权，上述五被告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含有该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且复制、发行的数量超过520万张，侵犯了其复制、发行权为由诉至法院，丑公司、辛某停止销售上述录音制品；丁某、戊公司各分别赔偿其经济损失45．5万元及合理开支4万元，广州音像出版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丁某、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在《中国文化报》上向其赔礼道歉。 丁某口头辩称：其手续齐全，没有侵权故意，涉案音乐作品已由音著协管理，寅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口头辩称：《亚克西》是一部公开发表的音乐作品，涉案录音制品复制、发行符合法律规定，复制、发行数量为20万张，其已向音著协交纳了21900元音乐作品使用费。己公司辩称：涉案光盘的进货来源合法，且已停止销售。辛某未作答辩。 【一审法院判决理由与裁判结果】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亚克西》是一首于涉案录音制品复制、发行前早已公开发表并已制作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按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寅公司并未主张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已声明不许使用该作品，故广州音像出版社、戊公司在使用涉案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时，属于法定许可，可以不经其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寅公司将涉案音乐作品已交由音著协以信托的方式管理，根据著作权法第八条，及音著协与寅公司的约定，音著协有权许可他人使用。广州音像出版社、戊公司、丁某出版、发行、复制《喀什噶尔胡杨》录音制品使用音乐作品《亚克西》，属于法定许可范围。广州音像出版社虽向音著协提出了使用该音乐作品的申请，并按申请发行数额20万张向著作权人支付了报酬，但广州音像出版社委托丁某复制数量为90万张，故对广州音像出版社提出实际复制20万张，及寅公司提出的实际复制为520万张的主张，因双方均未提供有力证据，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验证委托出版单位盖章的音像制品复制委托书，故本案将以复制委托书的委托复制数量90万张予以认定。对超出70万张未按规定支付报酬，侵犯了王海，成等的获酬权，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国家版权局1993年8月制定的《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对录制发行录音制品采用版税的方式付酬，即录音制品批发×价3．5％×700000的两倍，即318500元为赔偿数额。丁某复制手续齐全，法定许可使用的作品，委托人只要按规定支付报酬，复制方无需审查著作权人的授权书，故其复制涉案录音制品的行为未构成对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侵犯。由于广州音像出版社侵权行为是未按照法律规定按发行量支付报酬，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后，销售方可继续销售。因本案属于音乐作品著作权财产权利纠纷，寅公司、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公开赔礼道歉缺乏依据。判决：(一)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共同赔偿寅公司318500元，及合理费用支出15433元，并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二)驳回寅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70元由寅公司共同负担9935元，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共同负担9935元。 【上诉与答辩理由】 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寅公司提起侵权诉讼缺乏诉讼资格，与涉案作品相关的权利应由音著协行使。涉案录音制品复制数量为20万张，一审法院依据复制委托书记载的90万张认定，不符合本行业的有关规定和做法，其不可能在2个月内发行90万张。其仅使用了1首歌曲，一审法院按照《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计算的是11首歌曲的金额，按行政罚款的标准确定赔偿数额错误。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不存在过错，不构成对寅公司获得报酬权的侵犯。请求驳回寅公司的诉讼请求。寅公司、己公司、辛某、丁某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法院判决理由与裁判结果】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1)关于寅公司有否诉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1993年9月14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规定，著作权人在其著作权受到损害而音著协未提起诉讼或者权利人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依法仍有权提起诉讼。(2)卯公司、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复制、发行含有《亚克西》音乐作品的《喀什噶尔胡杨》CD制品的行为是否侵权。辰公司签订的合约书，罗林享有《喀什噶尔胡杨》录音制品的录音制作者权，其通过合约书将该录音制品的复制、出版、巳公司行使。戊公司与广州音像出版社签订合作出版合同，委托广州音像出版社出版该录音制品，广州音像出版社并给丁某出具了复制委托书。上述事实表明，广州音像出版社、戊公司是该制品的出版、发行者，丁某是该制品的复制者。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复制、出版、发行《喀什噶尔胡杨》录音制品，除应取得该制品所使用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即罗林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外，还应取得该制品所使用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录制发行录音制品采用版税的方式付酬，即录音制品批发价X版税率X录音制品发行数。”这一计算方式表明，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系将使用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的报酬与录音制品的复制发行的报酬一并计算，实践中音著协也是按照暂行规定的方法操作的。为此，音著协与广州音像出版社之间就音乐作品《亚克西》所发生的往来，午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在一年内复制、出版、发行 20万张涉案录音制品，已取得了音著协的许可，并支付了报酬。如有超量、超期复制、发行，因超出部分未取得许可，也未支付报酬，应认定为侵害了权利人所享有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 (3)关于涉案录音制品的发行量数量问题。广州音像出版社于2004年12月 8日，未公司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载明的复制数量为90万张，申公司酉公司签订的《委托复制加工合同》载明的复制生产数量为20万张。根据出版行业惯例，一份复制委托书项下的复制数量可分一次或多次履行，戌公司丁某签订的这份《委托复制加工合同》虽属有效证据，但并不能当然排除他们在这20万张以外没再复制生产，该证据与《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所记载的复制数量并不矛盾。《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音像复制单位不得接受非音像出版单位或者个人的委托复制经营性的音像制品。本案《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系由具备出版资格的出版单位广州音像出版社出具，故本案《喀什噶尔胡杨》CD制品的复制、出版发行的数量应以其记载的为准，即复制、出版发行的数量为90万张。因音著协许可和收取报酬的只有20万张，其余 70万张的复制、发行并未取得著作权人或音著协的许可，也未支付报酬，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复制、发行70万张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赔礼道歉、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4)关于应如何确定赔偿金额问题。一审法院按照6．5× 3．5％×700000计算出的报酬159250元系《喀什噶尔胡杨》录音制品中所有的报酬总额，按整张制品所含作品的报酬总额的两倍确定其中一首作品的赔偿数额显然缺乏合理性。由于本案侵权人的非法所得和权利人的损失数额无法计算，故按定额确定赔偿数额。亥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和支付报酬而复制、发行含该作品的录音制品数量较大，达70万张，且该制品的影响也较大，再结合王洛宾先生的知名度，确定赔偿数额为15万元。综上，一审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审理音乐作品《亚克西》著作权人所要求保护的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著作权人的权利，显属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撤销。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停止复制、出版发行《喀什噶尔胡杨》录音制品；(三)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共同赔偿寅公司15万元人民币，并承担连带责任；(四)寅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9870元，合计39740元由王某3、王某、王某2负担 9740元，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各负担15000元。 【当事人申某审与答辩理由】 戊公司申某审称：寅公司已将著作财产权委托音著协信托管理，其作为音著协的会员已无权行使已信托的著作财产权，并提起侵权之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复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直接援引作为审判依据。本案属法定许可，不是侵权。复制委托加工书载明涉案录音制品的数量是90万张，戊公司首批复制、发行的20万张已委托广州音像出版社向音著协支付《亚克西》法定许可使用费，双方的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超过部分按规定支付使用费，即应当按照《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的标准支付报酬，王洛宾只是音乐作品《亚克西》的词作者，不享有曲作者权，不应获得全额分配。原审法院在使用报酬可以计算的情况下，行使自由裁量权属适用法律错误。 寅公司答辩称：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没有按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两个月的法定期限内支付报酬，应当按照应付报酬的五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涉案录音制品《亚克西》的制作者是罗林，戊公司不是录音制品《亚克西》的录音制作者，其复制、发行录音制品《亚克西》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取得录音制作者、表演者和著作权人的许可。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答辩称称：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不构成侵权，其使用涉案音乐作品属于法定许可，应当按照法定许可标准支付报酬。己公司、辛某服从原审判决结果。 【再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另查明：涉案《喀什噶尔胡杨》录音制品外包装上版权管理信息记载：“声明：本专辑内子公司／罗林共同拥有，未经授权严禁使用。”“戊公司全国独家发行”，“广州音像出版社出版”。戊公司已按二审判决执行完毕。 【再审法院判决理由与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甲23公司的再审申请的理由，及寅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己公司及辛某各自对其制作、出版、复制及销售《喀什噶尔胡杨》专辑录音制品的行为，是否侵犯寅公司享有的著作权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依法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但录音录像制品的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或者许可他人通过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该录音录像制品，均应依法取得著作权人及表演者许可，并支付报酬。但是，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设定了限制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权利的法定许可制度，即“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该规定虽然只是规定使用他人已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该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便于和促进音乐作品的传播，对使用此类音乐作品制作的录音制品进行复制、发行，同样应适用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法定许可的规定，而不应适用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著作权人许可制作的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一经公开，其他人再使用该音乐作品另行制作录音制品并复制、发行，不需要经过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但应依法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乙24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己公司及辛某复制、发行的《喀什噶尔胡杨》专辑系录音制品，根据该录音制品外包装上版权管理信息，丙25公司与罗林，并由广州音像出版社出版，戊公司在国内独家发行。广州音像出版社的出版行为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丁26公司录音制作者身份，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鉴于《喀什噶尔胡杨》专辑录音制品中使用的音乐作品《亚克西》，已经在该专辑发行前被他人多次制作成录音制品广泛传播，且著作权人没有声明不许使用，戊27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己公司、辛某使用该音乐作品制作并复制、发行《喀什噶尔胡杨》专辑录音制品，符合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法定许可的规定，不构成侵权。寅公司认为法定许可只限于录音制作者制作录音制品，复制、发行录音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不符合立法本意，不予支持。原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正确，原二审法院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己28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没有取得著作权人寅公司许可，复制、发行涉案音乐作品《亚克西》构成侵权，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二、关于付酬问题 著作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鉴于1993年8月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目前仍为各有关单位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参照执行的依据，故审理此类案件，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该规定确定付酬标准。如前所述，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己公司及辛某不构成侵犯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寅公司的复制、发行权，但应依法向其支付报酬。本案因涉及多个音乐作品使用人，以谁的名义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应遵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或行业惯例。因法律没有规定支付报酬必须在使用作品之前，因而作品使用人在不损害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的前提下，“先使用后付款”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应付报酬数额，取决于复制、发行的数量，在当事人之间对复制、发行数量有争议的情况下，原二审法院根据出版行业惯例，以一份复制委托书项下的复制数量可分一次或多次履行，庚29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在20万张以外没再复制、发行的理由适当。 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确认《喀什噶尔胡杨》专辑录音制品复制、发行的数量为90万张，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应据此依法向寅公司支付报酬。戊公司主张《亚克西》是王洛宾根据民歌改编并作词的音乐作品，王洛宾只是音乐作品《亚克西》的词作者，不享有曲作者权，不应获得该曲目全额分配。本院认为，民歌一般具有世代相传、没有特定作者的特点，根据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对改编的音乐作品享有著作权，使用他人根据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并复制、发行的，可以向改编者支付全额报酬。报酬的具体计算方式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广州音像出版社已向音著协支付的20万张音乐作品使用费21900元，涉及3首曲目，其中包括王洛宾创作的音乐作品《亚克西》，寅公司作为继承人可依法向音著协主张权利；第二部分，未支付报酬的70万张音乐作品使用费，可以按照《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计算，即批发价 6．5元×版税率3．5％×录音制品发行数量70万张÷11首曲目，辛30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应向寅公司支付的报酬为14477元。原一审、二审法院按照法定赔偿确定赔偿数额不当，应予纠正。壬31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复制、发行涉案录音制品90万张，系一次性完成的情况下，癸32公司等延迟付款，应当按照应付报酬的五倍向其支付报酬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寅公司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根据该规定，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授权音著协管理之后，其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受到限制，取决于其与音著协订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是否对诉权的行使作出明确的约定。因本案寅公司在其与音著协的合同中未对诉权问题作出约定，故其行使诉权不应受到限制。原审法院认定寅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戊公司提出的寅公司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戊公司申某审理由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赣民三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及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3九中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　(二)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丁某向寅公司支付音乐作品使用费14477元，子33公司已按原生效判决履行的款项中扣除；(三)驳回寅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原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9870元，合计39740元，戊公司、广州音像出版社各负担15000元，寅公司负担9740元。 【判解与学理研究】 近年来，涉及录音录像制品的案件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自2008年以来，当事人就此类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某审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因各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上的差异，导致案件处理结果不尽一致，影响了司法的统一及法院裁判的权威性。本案当事人也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明确相关法律问题，以保障执法的统一。下面主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原审法院的判决理由和结果，分析、探讨本案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关于录音录像制作者权 录音录像制品亦称音像制品，首先，我国对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等均实行许可证制度，并有严格的监管程序，国务院颁布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对此有相应的规定。音像制品包括录音制品与录像制品，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何谓录音、录像制品作了界定。本案涉及的侵权标的物是录音制品，根据著作权法规定，首次将表演者的声音或其他声音固定在唱片、磁带、激光唱盘等载体上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录音制作者，并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该录音制品的专有权利。但音像制作者权毕竟属于作者、表演者享有的权项下位的一种权利，故录音制作者在一般情况下，使用他人作品或表演制作录音制品的，应当依法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并支付报酬。 二、关于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使用 关于录音制作者与著作权人、表演者之间，及录音制作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著作权法及相关行政法规作了规定。 实践中，录音制作者使用可供人们演唱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专辑时，会涉及众多的词、曲作者，如要求录音制品制作者取得词、曲作者的一致同意，往往难以操作。为了方便作品的传播，满足公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设立了对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权利限制的法定许可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即“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根据该条规定，对于经著作权人许可制作的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一经公开，其他人再使用该音乐作品另行制作录音制品并复制、发行，不需要经过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但应依法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著作权法的这一规定与我国加入的《伯尔尼公约》规定的，允许成员国对著作权人的录音权实行非自愿许可制度是一致的。一般来说，作品只有公开发表才能被人所感知，从而实现其价值。著作权人公开发表作品的行为，表明其愿意让其作品在社会上传播，所以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对音乐作品使用设立的法定许可制度，不违背著作权人的意愿，不损害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符合著作权法鼓励作品创作与传播的立法宗旨。 需要说明的是，原著作权法规定：“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与之区别在于增加了“合法录制”，且仅限于根据“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内容，不包括其他录音制品，也不包括“录像制品”。所谓“他人已经合法录制”的条件包括：(1)他人已经取得音乐作品词曲作者授权；(2)已经录制为录音制品(不仅仅是报刊上发表、现场表演)。也就是说，如首次录音制品的制作人满足了上述条件，之后其他的录音制作者再使用该音乐作品无需经著作权人许可。 关于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与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关系，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应属于对录音录像制品(包括录音制品)的一般性规定，而第三十九条第三款则属于法定许可的特别规定。从字面看，虽然第三十九条第三款只是规定“使用他人已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制作人“制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制、发行，并非仅为欣赏，且如仅为个人欣赏而制作录音制品，应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根据著作权法便于和促进音乐作品的传播的立法本意，对该条款作了扩张解释，即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的录音制品进行复制、发行，同样应适用第三十九条第三款有关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的规定，而不应适用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的规定。 三、关于民歌改编者享有的权利及付酬标准 涉案歌曲《亚克西》是王洛宾根据民歌改编并作词的音乐作品。民歌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畴，它具有世代相传、没有特定作者的特点，故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多年来，该行政法规始终没有出台。就本案而言，目前可以按照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根据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对改编的音乐作品享有著作权，使用他人根据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并复制、发行，应向改编者付酬，但对于改编自民歌的“曲”，是否仅支付改编部分的报酬，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参考了音著协对其会员著作权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规则，即对涉及音乐作品改编自民歌的，采取改编者获得词曲全额分配的原则，不再区分是“改编”还是“原创”。关于法定许可付酬标准，鉴于1993年8月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目前仍为各有关单位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参照执行的依据，故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时，参照该规定，并以此计算出涉案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使用费。因寅公司不能确定复制、发行涉案录音制品90万张，系一次性完成，丑34公司等延迟付款，应当按照应付报酬的五倍向其支付报酬的请求，未予支持。 四、关于寅公司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乙24公司申某审称：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给音著协的复函不当。对此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判决中能否直接引用“复函”；二是作为音著协的会员，寅公司能否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的问题。首先，“复函”不是司法解释，不能在判决中直接引用，原审法院在判决中直接引用该复函不当，应予纠正。其次，关于寅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因寅公司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05年3月4日，故本案应适用2005年 3月1日起施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确认。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根据该规定，在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将其著作财产权授权音著协管理之后，音著协即享有了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此时著作权人诉讼主体资格应否受到限制，取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如合同中没有限制著作权人诉权的约定，著作权人行使诉权不违反合同约定。戊公司提出的寅公司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未予支持。 应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给音著协的复函的本意问题。该“复函”中关于“音乐著作权人在其著作权受到侵害而音乐著作权协会未提起诉讼或者权利人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依法仍有权提起诉讼”规定，实际有以下几层含义：(1)著作权人的权利已经受到侵害；(2)音著协未提起诉讼，包括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3)著作权人认为有必要，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4)依法提起诉讼。 实际“复函”与“条例”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即著作权人能否提起诉讼，都应遵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另据音著协相关人员介绍，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施行前，如发现侵权行为，音著协与著作权人(会员)都可以分别提起诉讼，但在条例之后，因著作权人与音著协之间已经形成信托关系，著作权人能否单独提起诉讼，要看当事人有无约定，如著作权人与音著协合同中没有约定对著作权人不得单独提起诉讼条款，那么著作权人可以单独行使诉权。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如果对所有的侵权行为都由音著协提起诉讼，会涉及诉讼开支，及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困难，故音著协对著作权人自己去打官司是支持的。 五、结论 音像制品在制作、出版、复制、发行过程中因环节较多，涉及的各相关权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较为复杂。从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的情况看，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各自作为原告主张权利的案件都有出现。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如何准确适用法律，依法确认各权利人各自享有的不同的权利义务及其相互间的法律关系，是人民法院认定被诉侵权人是否构成侵权，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首先，澄清了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与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关系，并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本意对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张解释，明确了音乐作品法定许可使用的条件。其次，对本案涉及的民歌改编者享有的权利及法定许可付酬标准，参考了音著协对其会员报酬分配规则，并在当事人没有就付酬问题有约定的情况下，参照了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计算付酬数额。再次，明确了音著协会员能否单独提起诉讼的相关问题。该判决结果将对今后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 第39条3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 第8条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 第2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 第42条2款 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 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 第41条2款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 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