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某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叶某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鲁02民终140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圣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甲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某地长江财富中心1907室。 法定代表人：郑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某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1)鲁0211民初12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并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某上诉请求：1.撤销黄岛区人民法院(2021)鲁0211民初12744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双方的合同目的是处分案涉电影的版权即著作权，而合同中也明确约定了双方的转让标的是版权而非收益权。被上诉人并不享有案涉电影的版权，被上诉人就处分权对上诉人进行了欺诈导致上诉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时行为的欺诈性质并不因电影是否上映而改变。1.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同标的是著作权而非收益权，原审法院混淆了概念。合同在明确区分了“版权”和“收益权”两个概念的前提下约定合同标的为版权。双方签订的合同标题明确为“版权转让协议”，突出了合同性质是版权即著作权的转让。而合同的开头、描述合同目的的“鉴于”部分以及合同的正文部分也明确对版权与收益权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多次强调上诉人购入的是版权，而非收益权，收益权仅仅是附赠。倘若双方的合同目的真的如原审判决中所述为收益权转让，那么合同中又何刻意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此外，从合同中引用的法律《著作权法》也可以看出，双方交易的客体是知识产权，而非具有金融产品性质的收益权。2.被上诉人无案涉电影版权，就处分权对上诉人进行了欺诈。被上诉人并无案涉电影的版权，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享有案涉电影的版权。而在合同中，被上诉人多处以“版权方”、“版权单位”表明自己的身份，又多次承诺其享有完整的版权。处分权的有无是版权转让的基础，也是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基础，被上诉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对上诉人进行了欺诈，导致上诉人签订了一份不存在履行可能的合同，欺诈行为已经成立，案涉合同应当被撤销。此外，合同中虽然记载了“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知晓投资有风险”等内容，但也明确说明了风险是针对附赠的收益权，而非交易标的的版权即著作权，原审法院仅根据附赠产品的约定就认定被上诉人对实际交易标的的欺诈不成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原审判决与(2021)鲁02民终1408号判决案情相同，但判决结果不同，属于同案不同判。原审法院以案涉电影已经上映为由解释同案不同判。但合同的欺诈指向的是双方签订合同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而上诉人作出签订意思表示的前提是被上诉人有相应的处分权，不论后续电影是否上映，都不影响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欺诈行为的认定，原审法院仅以电影上映为由就认定欺诈不成立，进而认定同案不同判的合理性，属于法律使用错误。 乙公司辩称，一审法院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准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时涉案电影《生生》已经于院线放映完毕，合同双方依据合同进一步执行即可。 叶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丙公司签订的《版权转让协议》;2.乙公司立即退还叶某投资款30000元；3.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9年12月19日，乙公司作为甲方，叶某作为乙方，签订了《电影<生生>版权转让协议》，《协议》鉴于部分约定：1.甲方(版权方)，依法获得大陆版权方电影《生生》(暂定名，最终以“电影片公映许可证”上的片名为准)的份额，拥有电影《生生》的投资权和收益权；2.乙方拟购买该项目电影版权，乙方在对电影《生生》项目进度和风险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自愿就甲方所持有电影项目份额进行购买。甲方同意并转让给乙方该项目的版权份额，乙方通过购买版权份额获赠该项目的收益权。3.甲、乙双方保证各自为合法成立并真实存在的法人机构(或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双方完全拥有法律权利和能力签署此合同书并无需取得任何第三方授权，双方应履行此合同书项目下各自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条项目信息1.名称《生生》(以发行许可证核准名称为准)。2.出品单位：戊公司、己公司。3.大陆版权单位：甲公司。4.发行单位：庚公司、凌创时代(北京)辛公司、春秋时代(霍尔果斯)壬公司。7.上映日期：2020年暑期档(上映时间为拟定，最终以上线时间为准)。第三条基本条款。1.经双方协商同意，总投资预算为人民币20000000元，乙方决定出资3万购买该项目版权份额0.15%，占项目收益的0.15%，取得相应比例的收益权，乙方须在本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购入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第四条电影收入与收益分配。2.中国大陆地区票房分账收入=中国大陆地区的票房总和-(减去)国家专项基金-(减去)增值税及附加税-(减去)与各院线票房分账-(减去)发行代理费。以上票房分账收入以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发行方签署的发行协议和最终结算清单为准，甲方对该片的收益不做任何承诺保证，通常不低于36%，最终以院线实际签约比例为准。3.乙方可获得分配的收益：乙方可获得分配的收益=影片的片方发行总收入×乙方获赠的项目收益权比。甲乙双方确认，在取得与电影有关的收入时，扣除政策性收费及税收及发行费用。合同签订后，叶某依约支付了3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电影《生生》于2021年4月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猫眼电影查询显示，累计票房10.6万。癸公司包括出品、发行、制作、其他，子公司。 关于双方签订的《电影<生生>版权转让协议》合同性质，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合同性质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来确定，不应仅以合同名称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其著作权，并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获得报酬。在同类案件审理中可知，乙公司通过与凌创时代(北京)辛公司签订《院线电影<生生>版权转让协议》的方式，购买电影份额，以实际到账金额占比，享有实际到账比例对应版权收益及相关署名权，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不违反该法关于著作权转让合同的规定。从电影行业及电影作品发行的特点看，电影作品著作权人将自己所有的发行收益权部分转让，以分账发行的方式获得投资回报的方式，与法律保护民事主体依法行使民事权利的宗旨不相违背，不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禁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具体要件为： (一)欺诈行为和欺诈故意。 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性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丑公司的欺诈行为有二，寅公司不持有《生生》版权；卯公司无法确定电影上映档期。 对于叶某认为的欺诈行为一，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电影<生生>版权转让协议》约定，“乙公司为电影《生生》的版权份额持有单位，拥有该项目的收益权。叶某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的自然人，且知晓投资会有风险，自愿购买该项目版权份额。乙公司同意并转让给叶某该项目的版权份额，叶某通过购买版权份额获赠该项目的收益权。”辰公司为版权份额持有单位，并非版权单位。在项目信息中，乙公司以“大陆版权单位”名义存在，后电影《生生》于2021年4月2日上映，乙公司巳公司的名义署名，虽然在著作权午公司的概念，但是，在视听类作品投资拍摄市场化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各市场主体出于不同目的在作品上以不同头衔署名的情况较为普遍，符合行业惯例。故在这一点上，乙公司不存在故意隐瞒情况。 关于叶某认为的欺诈行为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电影<生生>版权转让协议》对涉案电影上映日期约定为2020年暑期档(暂定)，约定的上映日期仅为暂定时间，并非是明确的上映时间，且实际上映时间为2021年4月2日，考虑到新冠疫情等实际情况，电影延期上映亦符合客观情况。未公司不存在欺诈。 (二)被欺诈方因欺诈行为限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 双方签订的《电影<生生>版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拟购买该项目电影版权，乙方在对电影《生生》项目进度和风险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自愿就甲方所持有电影项目份额进行购买。甲方同意并转让给乙方该项目的版权份额，乙方通过购买版权份额获赠该项目的收益权。”第五条权利与义务乙方E.约定“乙方仅享有该项目获赠的收益权…”庭审中叶某陈述了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在取得著作权份额的基础上获得相应收益，申公司签订协议后能够按照投资比例分取影片的收益。就欺诈这一法律概念而言，隐瞒的事实应当是能够对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有决定性影响，该事实或是合同履行的基础，或是对合同目的的实现有决定性作用，并非所有隐瞒的事实都能够作为撤销合同的理由。上文所述，乙公司并不存在隐瞒的事实。退一步讲，酉公司行为存在瑕疵，在本案中，叶某的合同目的是为了获得影片发行收益，虽然叶某陈述是在取得电影权份额的基础上获得相应收益，但根据转让协议第五条权利与义务乙方E.约定“乙方仅享有该项目获赠的收益权…”，叶某应当知晓对影片版权不应有期待。乙公司的行为并未导致叶某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叶某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叶某所述，乙公司违反了《电影管理条例》关于进口电影引进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电影管理条例》和《影片交易暂行规定》有关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有偿转让等活动中对主体和客体所作的限制性规定，是在我国电影行业机制改革过程中，电影行业主管部门为了加强行业管理所制定的，其目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和繁荣电影事业。乙公司并不直接参与进口、发行活动，通过与叶某签订协议的方式，对影片收益权进行转让，无论主体还是客体均不影响电影市场的正常秩序，亦不妨碍国家对电影行业的行政管理，并且与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广电总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广播影视产业的实施意见》明确，应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亦以法律的形式鼓励企业、个人参与电影项目。 其次，根据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相关规定，戌公司亥公司庚公司。在电影《生生》上映后，甲23公司可以看出，乙24公司丙25公司，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致。 再次，《电影管理条例》是行政法规、《影片交易暂行规定》是行政规章类的规范性文件，均属于管理性规定，并不属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电影《生生》于2021年4月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累计票房10.6万。叶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投资会有风险，《电影<生生>版权转让协议》亦有约定“甲方对该片的收益不做任何承诺保证…甲乙双方确认，在取得与电影有关的收入时，扣除政策性收费及税收及发行费用。”因票房较低无法获取投资利润，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应当由叶某自行承担后果。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叶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叶某负担。 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丁26公司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5日作出(2021)鲁0211民初111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在该判决中，黄岛区法院认定的事实包括： 1.2018年2月5日，己公司(甲方)戊公司(乙方)签订《合约书》，约定一、释义，发行影片《生生》，授权地区：中国大陆地区，有效年期：由乙方向甲方交付正片物料起计十年。发行权：指在本协议项下由乙方谨此授予甲方有关发行影片于下文第(二)项条款所述的权利。二、发行权，版权权利授权范围包括(二)音像系统发行权：所有录像、录影带、数码录影带、VCD、DVD、BD(蓝光碟)产品在授权地区内音像系统制造、发行、家用出租、家用发售之权利及公开放映权(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文教、旅馆等场合进行公开播放的权利)包括现有及将来所有发明之全部影音产品之公众放映权。 2020年10月6日，戊公司(授权人、甲方)己公司(被授权人、乙方)签订《电影年限延长授权书》，约定缘双方于中华民国107年2月5日签订之合约书(以下简称原合约)，甲方授权乙方行使中国大陆地区发行权，现同意延长合约授权时间，甲方同意将原合约授权期限民国107年4月11日-117年4月10日延长至民国157年4月10日。除本授权书之约定外，其余双方权利义务之履行皆按原合约之规定，且本授权书视为原合约之一部分。 2020年8月10日，己公司(委托方、甲方)与凌创时代(北京)辛公司(受托方、乙方)签订《合作备忘录》，约定就甲方已获得影片相关著作权人授予负责本影片之全球发行权和放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乙方则欲向甲方支付一定金额获得合约约定影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发行权利。合约标的包括《生生》。第一条：乙方于本备忘录签订后于2020年9月30日前支付拾万元合作标的版权金首付款给甲方。第二条：甲方收到本备忘录第一条中的款项，与乙方签署正式《电影作品发行授权合约书》。第三条：甲乙双方签订《电影作品发行授权合约书》后，本备忘录中约定的合作标的的版权金首付款拾万元视为乙方依照合约书第六条支付的第一期授权费用。双方权利义务应按照合约书履行。第四条：戊27公司发展，计划更名为“己28公司”，更名后双方合同仍具有法律效应。2020年8月31日，双方进一步签订《电影作品发行授权合约书》，合作基础、合约标的、授权费用与《合作备忘录》内容一致。六、付款方式(二)内容为“双方确认，乙方在向甲方支付完第一期授权费用后，甲方同意将合约标的发行权、放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与本合约有关的，即甲方授权乙方在中国大陆地区对合同标的享有的相关权利转让给乙方。” 2.2019年4月9日，凌创时代(北京)辛公司(甲方)乙公司签订《院线电影<生生>版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一条转让作品：甲方合法拥有作品《生生》的全部版权，负责电影的制作及宣发上映。第二条转让范围：甲乙向乙方转让的作品版权限于中国大陆区域。第三条合作模式：3.1甲方拟以总成本400万人民币，含宣发费用。甲方出让院线版权份额给乙方，最大100%股权，乙方以实际完成募资比例享有电影院线版权同股同权，如乙方未能按上述比例出资，则以实际到账金额占比，享有实际到账比例对应版权收益及相关署名权。3.2乙方拟以投资额400万元购买甲方电影100%院线版权，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享有实际到账比例对应版权收益。乙方电影可分配收入=电影发行总收入-国内宣发费用-院线发行代理费-版权销售代理费。 2020年10月16日，凌创时代(北京)辛公司庚29公司。 3.2021年国家电影局出具电审进字(2019)第60号电影公映许可证，影片名称《生生》，辛30公司。 2021年4月2日，电影《生生》在中国大陆上映，猫眼电影查询显示，累计票房10.6万。癸公司包括出品、发行、制作、其他，壬31公司(版权方)、乙公司。庭审中，癸32公司是否依照合同向朱克丰进行过收益分成，乙公司称因票房总收入为10.6万，电影为亏损状态，故无法进行收益分成。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版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 首先，关于双方签订涉案合同的性质和目的。 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目的是处分涉案电影的著作权，子33公司并不享有涉案电影的版权，乙公司就处分权对上诉人进行了欺诈导致上诉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本院认为，认定合同的性质，应根据合同条款所反映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结合其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综观双方合同的全部条款，特别是涉案合同第三条“电影收入与收益分配”、第四条“权利与义务”等诸项约定，对于转让项目“收益权”及“收益权”的实现方式，以及电影“票房分账”的方式做了大篇幅、详细的约定，而对于涉案电影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发行权、复制权、放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权利，合同双方应当如何处分及法律后果，则较少提及，仅以“版权”或“版权份额”概括表达。在合同第三条“基本条款”第1款第(3)项亦明确约定“本合同签订后，自甲方收到乙方按协议约定时间支付的全部项目购买款之日起，乙方正式获赠该项目收益权，享受相关影片票房分红权”。因此，本院认为涉案合同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对涉案电影的著作权的处分，而是双方对于涉案电影收益权份额的处分。综上，上诉人所称涉案合同的目的是处分涉案电影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涉案合同签订过程中，乙公司是否存欺诈行为。 丑34公司无涉案电影版权，就处分权对上诉人进行了欺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和另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乙公司通过与凌创时代(北京)辛公司签订版权转让协议》，享有涉案电影院线版权同股同权，乙公司以实际出资金额享有对应版权收益及相关署名权。寅35公司签订的版权转让协议中，项目信息已明确表明涉案电影的出品单位为“戊公司、己公司”，该陈述与查明的事实相符，并未作出虚假陈述。在涉案协议中，乙公司告知上诉人自己“拥有电影《生生》的投资权和收益权”的陈述，亦符合上述事实，不存在虚假陈诉。卯36公司在协议中以“大陆版权单位”的身份出现，并称自己为“电影《生生》的大陆版权单位”的陈述，辰37公司与凌创时代(北京)辛公司签订的版权转让协议看，巳38公司享有与其实际出资金额相应的收益权及署名权的约定，而署名权属于著作权的一种，且在涉案电影上映后，乙公司确以“午39公司”的名义署名，未40公司在涉案电影著作权问题上故意作虚假陈述，申41公司属于明知自己对涉案电影不享有任何著作权，而故意谎称自己为版权方，从而欺诈对方的情形。而且如前所述，酉42公司双方签订合同的真正目的乃是转让收益权份额，获取票房收益。因此，涉案电影上映以后，如果有票房收入，上诉人参与分配票房的依据是基于合同中关于收益权的约定，戌43公司是否拥有涉案电影的著作权。换言之，乙公司对涉案电影是否享有著作权这一事实，并不是合同履行的基础，对合同目的的实现不起决定性作用，不属于足以导致合同撤销的关键事实。亥44公司关于其是否持有涉案电影版权份额的陈述存在瑕疵，也不足以影响涉案合同目的的实现。本案中，涉案电影已上映，上诉人未能获得票房分红的原因在于电影票房总收入太低，无法获得投资利润，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而与上诉人所称的“乙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甲45公司并不存在故意告知上诉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上诉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订立合同的行为，乙46公司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涉案版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与(2021)鲁02民终1408号判决属于同案不同判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前述判决及其所对应的一审案件中，乙公司提交的关于其享有涉案电影收益权或著作权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当时涉案电影并未上映，法院根据当时的证据情况认定相关事实，并作出相应判决并无不当。而在另案生效判决案件中，乙公司提供了其对涉案电影享有收益权的相关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与前述案件及其所对应的一审案件中的证据及证明效力均有所不同，且本案一审时涉案电影已经上映，案件事实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审法院以新的事实为依据，作出相应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叶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叶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尊知 审 判 员 王 燕 审 判 员 李英三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孔 帅 书 记 员 许郑楠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54条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广电总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广播影视产业的实施意见(2015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电影管理条例(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170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6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