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某等与卢某等侵害著作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周某等与卢某等侵害著作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京73民终34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某。 原审被告：甲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某。 上诉人周某与被上诉人卢某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2)京0108民初62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违背了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接触+相似”原则。一、“接触”的问题。刊载我作品的出版物《XX》于2007年1月出版。卢某的包括被控侵权作品在内全套玛瑙雕刻作品自2015年开始创作，于2017年创作完成。卢某完全有条件在这10年间接触到我的在先作品。二、“相似”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前者原作与后者被控侵权作品之间的“相同”不是前者的独创错误。一审判决充分比对原作和被控侵权作品之间的不同也是错误。我对画面的整体构图、人物造型、姿态角度等已经在先完成了独创性表达，卢某在我的已有表达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未经允许属于违法行为。综上，请求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卢某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我在一审中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在周某的画作问世之前，相似的罗汉造像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我提供的瓷板画、五台山藏经阁壁画照片及辽代网络截图是我创作玛瑙俏色巧雕作品的主要参考对象。我没有接触过周某的涉案画作。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周某主观猜想、妄加臆断。综上，请求驳回周某的上诉请求。 乙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周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乙公司删除其网站上《XX》文章中使用的涉案作品的《XX》的玛瑙雕刻品图案；2.卢某就侵害周某著作权人身权的行为在《法治日报》中缝以外版面连续三天刊登声明、赔礼道歉；3.卢某停止使用周某的美术作品《XX》；4.卢某赔偿周某经济损失40000元。庭审中，丙公司的侵权行为已经停止并撤回关于要求其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周某现为宁夏书画院院长，宁夏美术馆馆长，宁夏大学美术学院硕导，国家一级美术师，宁夏美协副主席，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周某代表作《XX》中的《XX》(以下简称涉案作品)，创作于丙戌年(2006年)，发表在2007年1月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XX&某183;周某》。2018年7月4日，XX网上有题为《XX》的报道，其中编号“Lot3559”是卢某创作的“XX玛瑙套牌一组”，起首第一件玛瑙雕件(以下简称被控侵权作品)使用了周某的涉案作品。经比对，被控侵权作品玛瑙雕刻上的图案与涉案作品画作的人物部分基本相同，但是裁去了原作中的山羊和题款、署名、印章。这组雕件标价为800000到1000000。雅昌网显示以115万元的高价成交。根据《著作权法》第53条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涉案作品是周某独创性的外在表达，周某是著作权人。卢某未经周某许可，在玛瑙上复制周某的涉案作品画作，并进行展览销售，侵犯了周某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著作财产权中的复制权、展览权、发行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XX》一书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ISBN号为XX，2007年1月第1版，该书封面署名“周某绘”。该书第27页刊载作画及涉案作品(详见一审判决书附件1)，页面左下角有“XX(之十四)”字样。庭审中，周某主张创作于2006年，在前述图书中首次公开发表，涉案作品系其参考佛经中关于XX的描述创作。周某表示2006年之前没有与涉案作品涉及的XX相近似的造型。周某还提交了其出版的《XX周某画集》一书，封面载明周某著，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2018年12月第1版。该书前言部分介绍周某为宁夏书画院院长、宁夏美术馆馆长、宁夏大学美术学院、北方民族大学艺术设计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其作品参加第八、第十、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曾于2001年荣获全国五自治区作品展银奖、2002年荣获XXX讲话全国美展优秀奖、宁夏文学艺术评奖一等奖。 2021年9月26日，周某在XX网中浏览到一篇名为《XX》的文章，其中介绍了众多玉雕拍卖品，其中标号为“Lot3559”的作品为“XX玛瑙套牌一组”，作者卢某，前述套牌共10件，展示的第一个即被控侵权作品，该作品呈椭圆形，主体为一尊佛像(详见一审判决书附件2)。雅昌拍卖网上亦载有《3559卢某XX玛瑙套牌(一组)》的文章，其中展示有套牌图片和介绍。 卢某表示，XX为XX之一，自唐代以来有大量关于XX的画作留存于世，已形成固定形象，该种形象并不属于任何人。为此，卢某提交了关于迦诺迦跋黎堕阇尊者和XX画像图的网页截图，截图下方有作者信息介绍。其中一张关于迦诺迦跋黎堕阇尊者的画像作者介绍内容为“贯休(832年-912年)，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浙江省兰溪市)人。唐末五代时期前蜀画僧、诗僧，主要作品十六罗汉图，对后世绘画十八罗影响巨大。”一张关于XX图的作者介绍为“仇英(明代绘画大师)”。庭审中，周某对“仇英”画作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幅画作的真实性存疑。此外，卢某还提交了多份关于迦诺迦跋黎堕阇尊者和XX画像的网页截图，作者均为现代画家。 关于被控侵权作品的创作情况，卢某表示其被控侵权作品系玛瑙雕刻作品，属于其创作的一套作品中的一件，该套作品自2015年开始创作，于2017年创作完成。被控侵权作品雕刻的人物是XX中的XX，其创作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已有的关于XX的画像创作。为此，卢某提交了：1.照片四张，其中有两张拍摄的内容为五台山经阁寺唐末壁画，两张拍摄内容为卢某与寺庙住持交谈。2.瓷板画照片一张。卢某表示该瓷板画系友人赠送，该瓷板画的作者为王琦(1884-1937)，为中国陶瓷美术大师，民国时期景德镇瓷绘名家，瓷板画题字处有“庚午年冬月”字样，卢某表示庚午年为1930年。3.网页截图一张。画像下方有“辽代XX册页之一，现被著名古籍善本鉴赏家、收藏家王加勋收藏。 庭审中，周某表示将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相比：1.从整个构图来看，两者都是人物身披带斗篷的僧袍，盘膝而坐。2.从具体细节来看，二者人物的神态上都是眼帘低垂，闭目静思，神态安详。而壁画人物的神态与此不同，壁画人物两目圆瞪，双眉上扬，眉心紧蹙。人物双手摆放位置上，两者都是双手放在衣袖里面，并且左手叠放在右手上面，可以看见左手的位置要比右手高一些。而壁画人物的双手是在同一水平高度。僧袍上，两者人物的额头上部，僧袍的褶皱都比较明显。而壁画人物额头上的僧袍，则是比较单一的弯曲的线条。两者僧袍的下摆都垂在地上，褶皱很多，衣袖都在腿上，右膝高突。而壁画人物的袖口很长，盖在僧袍之上，比较平直地下垂，并且垂至地面。由此，周某主张被控侵权作品与涉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卢某雕刻被控侵权作品系复制自周某的涉案作品，被控侵权作品还对涉案作品进行了修改，涉案作品中的题款印章署名全被裁去，人物身后山羊也被裁去，身侧盛食的覆钵被换成了一个近似球形的花钵，里面有几支花草，侵犯了周某涉案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展览权和发行权。对此，卢某则表示，二者人物脸部的形象不同，被控侵权作品人物是罗汉脸，眉宇窄，戴有一个耳环，而涉案作品人物属于观音脸，眉宇宽，戴两支耳环，二者表情也不同；二者人物的衣着样式不同，被控侵权作品人物衣着到颈部，涉案作品的衣着到胸部，被控侵权作品人物帽式圆润、身体宽胖，涉案作品人物身体修长，二者人物整体比例也不相同；二者人物下方物品不同，被控侵权作品人物下面坐的是蒲团，左边罐中插有芭蕉芽，涉案作品人物下面坐的是芭蕉叶，身侧有覆钵和一只山羊。 庭审中，乙公司主张其XX号提供的是信息网络存储空间服务，周某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未向其发出过侵权删除通知，其在收到本案起诉材料后于2022年1月11日删除涉案文章，已经尽到了通知删除义务。为此，乙公司提交了《号百科>XX号服务协议》以及后台截图。庭审中，周某确认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未向XX网发出侵权删除通知，亦认可XX网中的涉案文章已经删除，丁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周某提交的《XX&某183;周某》、时间戳证书、《XX&某183;周某画集》，卢某提交的网页截图、照片，乙公司提交网页截图、后台截图，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著作权法上的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造型艺术作品，具有独创性。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周某系《XX&某183;周某》一书的作者，图书中包含涉案作品，涉案作品为美术作品，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可以确认周某系涉案作品的作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XX系中国佛教传说中十八位永住世间、护持正法的阿罗汉，由十六罗汉加二尊者而来，其中第十四位罗汉为XX，又被称为芭蕉罗汉。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描绘的均为XX。从总体上看，二者人物均身着包裹至头部的袈裟、盘膝而坐，双手自然置于身前，双目静闭呈禅坐状态，描绘取景角度均为人物右侧，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发生的原因在于二者均是对佛教人物禅坐时状态的描绘，取景角度亦为惯常采取的角度，该部分内容并非周某所独创，前述内容无法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形式。综合本案所涉作品的具体情况来看，涉案作品的独创性应体现在其对人物衣着、人物表情、人物与静物的描绘等细节方面。从衣着细节上看，二者均身着佛教服饰袈裟，袈裟在人物头部、胸前、底部等位置均有褶皱，但二者对袈裟线条的描述并不相同。比如涉案作品人物头部袈裟呈现有连续的褶皱，被控侵权作品人物头部的袈裟圆润平滑、没有褶皱；涉案作品人物袈裟内衣服高度至胸口且有横向带状装饰，被控侵权作品人物袈裟内衣服高度至脖子且无其他装饰，二者人物底部袈裟垂落的褶皱走向也存在差异。从面部细节上来看，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在人物的眉毛、鼻子、唇部的描绘线条上均存在差异。从静物上来看，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的静物种类亦不相同。由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不构成实质性相似，周某的相关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再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周某提供的包含涉案作品的《XX&某183;周某》一书的署名信息，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周某为涉案作品的作者，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卢某的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及应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本案中，周某主张卢某的被诉侵权行为系卢某创作玛瑙雕刻作品一尊佛像即被控侵权作品，并进行展览和出售的行为，构成对周某创作的《XX》中《XX》美术作品即涉案作品的复制权、展览权、发行权的侵权。判断著作权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应当遵循“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审查原则。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周某的涉案作品于2007年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卢某的被控侵权作品于2017年创作完成，故卢某存在接触涉案作品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判断卢某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应当确定被控侵权作品与涉案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均基于XX中XX为原型创作。考虑到XX形象系来源于中国佛教传说中的佛教人物，而佛教人物的形象表达有来源于名胜古迹中壁画、雕像等的惯常表达，故此在进行相似性比对时应当剔除属于特定人物惯常表达的要素，即来源于公有领域的元素后，再进行比对。具体到本案，经比对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人物的服饰—均身着包裹至头部的袈裟；人物的姿势—均盘膝而坐，双手自然置于身前；人物的神态—均闭目禅坐，故此二者从总体上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上述相似之处属于通过美术作品所表达的佛教人物的惯常姿势及惯有的神态和服饰，应认定为来源于公有领域的元素。涉案作品的上述表达不应认定为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表达，故被控侵权作品即使在上述表达上与涉案作品相似亦不应为认定构成抄袭。此外，在细节比对上，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存在诸多差异，例如人物服饰的具体细节、装饰；人物的五官设计及面目表情等等。一审法院对此已进行详尽比对，既细致全面，又与客观实际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通过细节比对可知，涉案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在涉及公有领域的元素表达上存在相似的基础上，各自针对作品的细节，在应有的创作空间内形成了各自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因此不应当认定卢某雕刻的被控侵权作品与周某的涉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认定被控侵权作品与涉案作品不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基础上，周某主张卢某的被控侵权作品构成抄袭，并据此要求卢某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周某的相关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周某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周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丽娜 审 判 员 杨 洁 审 判 员 夏 旭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申家杰 书 记 员 秦梦晨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3条1款4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5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1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177条1款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67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