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乙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指导案例86号的理解与参照：基于公共利益原则考量的品种权行使限制

甲公司乙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86号的理解与参照：基于公共利益原则考量的品种权行使限制 为了正确理解和准确参照适用第86号指导性案例，现对该指导性案例的推选经过、裁判要点和需要说明的问题等予以解释、论证和说明。 一、推选过程及其指导意义 丙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相互以对方为被告，分别向法院提起的两起植物新品种侵权诉讼案件。其中，丙公司丁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8日作出（2009）宁民三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乙公司戊公司、己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南京中院于2011年8月31日作出（2010）宁知民初字第069号民事判决。两案一审宣判后，丙公司乙公司均不服判决，分别提起上诉。庚公司、乙公司在两一审案中互为原告与被告，在两二审案中又互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且两案诉讼标的具有事实与法律上的实质关联，经征得当事人同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两上诉案合并开庭审理，并基于两案特殊情形，于2013年12月29日以并列两个案号（2011）苏知民终字第0194号、（2012）苏知民终字第0055号合并作出二审民事判决。 该案曾获评2014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创新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建议推选为指导性案例。201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收到该案例后，对其进行初审、修改。2017年1月22日，最高法院研究室室务会经讨论，同意推荐该案例，建议提交最高法院民专会予以讨论。2月21日，民专会第261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案例。3月6日，最高法院以法[2017]53号文件将该案例列在第16批指导案例予以发布。 该指导案例旨在明确品种权行使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即当品种权人行使品种独占权与国家粮食安全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准确界定品种权行使的权利边界。该案例通过裁判父本、母本品种权的相互许可，妥善解决了涉案品种权争议，有利于指导品种权人正确行使权利，对于促进实现《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的“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的立法目的，具有指导意义。 二、本案例的相关情况 本案例所涉三系杂交粳稻9优418水稻品种，系由北方杂交粳稻工程技术中心（辛公司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主管部门均为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壬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农科所）共同培育成功，并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品种来源：9201A/C418，审定编号：国审稻20000009。2003年9月25日，徐州农科所就其选育的三系杂交粳稻不育系徐9201A水稻品种向国家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该品种于2007年1月1日获得授权，品种权号为CNA20030344.9。徐州农科所癸公司独占实施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2003年12月30日，子公司向国家农业部提出杂交粳稻恢复系C418水稻品种植物新品种权申请，该品种于2007年5月1日获得授权，品种权号为CNA20030544.1。子公司丑公司独占实施C418植物新品种权。法院经审理查明，徐9201A在审定之前命名为“9201A”，简称“9A”，审定时命名为“徐9201A”；乙公司丙公司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使用的配组完全相同，均使用母本徐9201A和父本C418。简言之，9优418水稻品种本身并不享有品种权，但因该品种系杂交粳稻，其父本和母本分别享有品种权，故9优418水稻品种的生产事实上受到限制。一般品种权纠纷案件主要发生在品种权人与被诉侵权人之间，而本案纠纷则发寅公司卯公司之间，双方当事人为了独占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而相互指控对方侵权，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无法达成妥协，导致司法裁判面临难题。 三、裁判要点的理解与说明 本指导案例裁判要点确认：分别持有植物新品种父本与母本的双方当事人，因不能达成相互授权许可协议，导致植物新品种不能继续生产，既损害双方各自利益，也不符合合作育种的目的。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确保已广为种植的新品种继续生产，在衡量父本与母本对植物新品种生产具有基本相同价值的基础上，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令双方当事人相互授权许可并相互免除相应的许可费。现围绕与该裁判要点相关的问题解释和说明如下： （一）关于植物新品种权及权利行使的限制 植物新品种权，简称品种权，是指选育植物新品种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享有在一定时期内生产销售和使用所选育品种繁殖材料的独占性专有权利。品种权是一种类似于专利权的法定授权性权利。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属于品种权的审批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条例规定的植物新品种授予品种权。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属于由审批机关确定和公布的、属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中列举的植物属或者种。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规定，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新颖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在申请日前该品种繁殖材料未被销售，或者经育种者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该品种繁殖材料没有超过1年；在中国境外销售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6年，销售其他植物品种繁殖材料没有超过4年。特异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明显区别于在递交申请以前已知的植物品种。一致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经过繁殖，除可以预见的变异外，其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一致。稳定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在特定繁殖周期结束时，其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保持不变。 品种权权能包括排他性独占权、使用权、许可使用权和转让权，而排他性独占权是品种权的核心权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根据以上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如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都必须经过品种权所有人的授权许可。 但是，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一定的边界。为了促进科技进步、文化传播，各类知识产权制度均构建了相应的权利实施限制制度，以寻求权利人、使用者和公众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品种权也不例外。《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以下权利行使的限制：一是合理使用，是指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或者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但是不得侵犯品种权人依照条例享有的其他权利（第十条规定）。这里包括两种情形：1.育种与研究免责。育种研发本身属于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育种者免责”是品种权独有的免责制度，是指为促进育种科学研究和创新，凡以育种为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使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用于育种研究或者其他科研活动，不构成侵权。“考虑到育种研发的特殊性，亲本即育种材料的使用是育种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而杂交育种方法的有限性也决定了可供选择的亲本范围的有限性，如杂交育种只能是使用野生的或已有的品种进行杂交，然后再进一步选育，因此，植物品种权制度中，更侧重于保护育种者能以培育新品种为目的、自由地使用授权品种。”值得一提的是，“育种者免责”作为品种权限制的基本形式之一，早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1961年文本中即获得了认可。2.农民免责。农民免责是品种权制度中另一项特有免责制度，是指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构成侵权。农民享有的该项权利又称为农民留种权，其意义在于，通过允许农民自行留种，给历代农民长期培育或传承植物遗传资源予以一定回馈，同时也为农民来年继续农业种植活动维持生计留下空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8条将农民范围界定为“以靠农业或林业种植维持生计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二是强制许可，是指为维护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不经品种权人同意，通过行政申请程序作出强制许可决定，直接允许具备实施条件的申请者生产使用授权品种。《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品种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商定；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审批机关裁决。至于何种条件下可以对品种权实施强制许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2007年修订）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部可以作出实施品种权的强制许可决定：（一）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需要；（二）品种权人无正当理由自己不实施，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的；（三）对重要农作物品种，品种权人虽已实施，但明显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的。”从上述规定可知，我国品种权强制许可除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外，还包括不实施或不充分实施品种权的强制许可。 （二）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适用 如上所述，强制许可的本质是强制授权。对专有权而言，强制许可是比较严厉的权利限制形式，而基于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考量，则是最为首要的强制许可实施理由，当然必须保证权利人能够从中获得合理的报酬。在知识产权法中，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可统称为公共利益原则。需关注的是，长期以来，我国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制度如同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一样，至今尚无行政强制许可实施的先例。这足以表明，在知识产权法实施过程中，公共利益原则是一项极为昂贵的制度资源，而知识产权领域极少适用强制许可制度的原因主要在于，防止任意突破规则，擅自利用公共利益以限制私权。 所谓公共利益原则，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一致性，具有主体数量的不确定性、实体上的共享性等特征。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通过知识产权权利限制与例外制度实现。尊重公共利益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传统。在几百年的知识产权立法设计和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始终体现在满足公共利益基本前提下，促进知识产权权利实现，实现利益平衡。当然，如何识别社会公共利益则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要注意区别社会公共利益与相关公众利益，而后者属于特定利害关系群体的利益，如市场竞争者的利益，因此在判断社会公共利益时，要结合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宗旨、权利类型、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等进行整体综合考量。 就品种权而言，哪些情况能够满足符合公共利益原则的强制许可，我国法律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可资借鉴的是《欧盟植物品种保护条例》序言所提及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导致强制许可的公共利益，包括向市场供应具有特定品质繁殖材料的需要或者为继续培育已改善品种提供激励的需要等”。而该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解释：“下列理由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构成公共利益：（a）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b）向市场供应具有特定品质的品种繁殖材料的需要，或者（c）向继续培育已改善品种提供激励的需要。”总体上看，品种权强制许可制度是防止品种权滥用的一项重要手段，而本指导案例所体现的促进国家粮食战略实施以及维护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司法价值导向，显然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 （三）本案例裁判思路体现公共利益原则对品种权行使的限制 如前所述，植物新品种一旦获得授权，未经许可他人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本案的现实困境是，由于父本与母本品种权不能相互授权许可，可能导致已经广为种植的9优418水稻品种无法继续生产，这不仅是当事人的损失，更直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有损公共利益，显然本案具有适用公共利益原则的基础。然而从审判实践看，无论何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因本身符合适用公共利益原则的案件少之又少，因而长期以来公共利益原则事实上已基本搁置不用。本案一审因反复调解未果，依照《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辰公司、丙公司的行为均构成侵权，分别判决双方各自停止侵权，并认定母本徐9201A的价值高于父本C418，巳公司午公司损失50万元，丙公司未公司损失200万元。从形式上看，一审裁判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体现了对品种权的绝对保护，但是9优418水稻无法继续种植生产，不仅法院不愿意看到，实际也并非当事人的本意。双方在二审中均表达了希望法院调解继续生产的意愿，而仅仅因为一审判决双方互赔金额折抵后尚有150万元差额，对此双方无法达成妥协，导致二审调解失败。最终，二审基于公共利益原则的考量，调整裁判思路，从品种权保护的立法宗旨出发，参照《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的行政强制许可制度，撤销两案一审判决，改判双方当事人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均不构成侵权，且互免许可费，申公司酉公司50万元的经济补偿，以体现公平合理，从而妥善解决了争议。 从二审判决可见，本案在适用公共利益原则时考虑了以下因素：首先，戌公司与徐州农科所合作选育。该合作选育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杂交水稻科研大合作，本身系无偿配组，在合作之初以及9优418水稻品种通过审定后，合作双方就后续权利及获得授权的亲本品种权如何行使，并没有作出特别约定。正是基于本案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合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双方均有权利使用对方亲本生产9优418品种。其次，9优418水稻品种性状优良，在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广泛种植，受到广大种植农户的普遍欢迎，已成为中粳杂交水稻的当家品种，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相互指控对方侵权，本身也足以表明9优418水稻品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既涉及双方的重大经济利益，更关涉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双方在行使权利时均应当受到限制。再次，9优418水稻品种是三系杂交组合，综合双亲优良性状，杂种优势显著，其中母本不育系徐9201A作用重要，而父本C418的选育也成功解决了三系杂交粳稻配套的重大问题，因此，在9优418配组中父本与母本至少具有相同的地位及作用。最后，亥公司为推广9优418水稻品种付出了许多商业努力并进行种植技术攻关，甲23公司是在9优418水稻品种已获得市场广泛认可的情况下进入该生产领域，其明显减少了推广该品种的市场成本，为体现公平合理，丙公司乙24公司一定的经济补偿。当然，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各自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市场竞争和利益冲突，故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告诫“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诚实经营，有序竞争，确保质量，尤其应当清晰标注各自的商业标识，防止发生新的争议和纠纷，共同维护好9优418品种的良好声誉”。上述二审裁判思路，丙25公司和徐州农科所合作双方的利益以及本案双方当事人各自独占实施品种权的共同利益，亦兼顾了广大种植农户的利益，更维护了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体现出品种权行使应当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根本要求。 四、其他相关问题的说明 其一，关于司法强制许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行政程序作出强制许可决定，其性质属于行政强制许可，而条例本身并没有就司法裁判强制许可作出规定。正是由于我国知识产权领域行政强制许可几无先例，制度空置，导致一些本可以寻求行政强制许可的争议转而寻求民事司法救济。以专利领域为例。目前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争议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已日益成为当事人的重要选择，诉讼类型既包括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请求法院裁决许可费，也包括实施者针对专利权人的侵权指控提出强制许可抗辩等，且在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判决。在华为公司丁26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案中，华为公司请求法院按照FRAND条件判决IDC公司就其中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华为公司的许可费率或费率范围，广东两级法院就华为公司戊27公司涉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作出了裁决。在此类诉讼中，法院拒绝判令停止侵权，实施者可以继续实施专利并支付相应的许可费，与专利行政强制许可在性质上并无不同。 就品种权而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品种权人对强制许可决定或者强制许可使用费的裁决不报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如果品种权人就行政强制许可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对该行政强制许可决定是予以维持还是撤销，最终将由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作出判断。至于当事人寻求民事司法途径解决品种权许可争议，即使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法院仍可结合个案案情，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精神，参照行政强制许可制度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总体而言，当事人无论是申请行政强制许可还是寻求民事司法救济，尽管处理机关和处理程序不同，但案件裁判结果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和价值指引则应当完全一致，这也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的必然体现。当然，本案特殊性在于，己28公司与徐州农科所合作选育，且系无偿配组，而合作双方对该品种特别是父母本的后续权利如何行使并没有特别约定，因此，二审法院系从不侵权入手作出裁判，即合作双方均有权使用对方亲本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互免许可费，且该权利延及合作双方品庚29公司乙公司，这与一般案件中品种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 其二，关于许可费的裁判问题。法院审理涉及许可争议的案件，往往需要根据个案情形和当事人的诉请确定许可费、许可费率或许可费率范围。例如，上述华为公司丁26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案中，广东法院最终对华为公司应付的许可费率范围作出了裁判。当然，此类案件的利益平衡点在于许可费是否公平合理，而这恰恰是审判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本案系品种权许可争议，与一般案件可能仅涉及单方品种权不同，本案涉及双方父母本品种权的市场价值判断，故更为复杂。一审认为母本不育系的价值高于父本且母本用种量多于父本，故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判以不同的赔偿额。但二审认为：“C418具有特异亲和性，抗病性强、配合力高、穗大粒多，结实性好。C418含有1/3籼稻遗传成分，杂种F1，釉粳遗传成分搭配适度，实现了釉粳有利基因集团与本地优势生态群相结合，使杂种优势达到新水平。9优418综合双亲优良性状，杂种优势显著，在江苏、安徽、河南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受到广泛好评。试验表明，9优418竞争优势强，产量显著高于常规中粳和原有杂粳组合。这说明，对于9优418而言，虽然母本不育系的作用重要，而C418的选育成功因解决了三系杂交粳稻配套的重大问题，故在9优418配组中父本与母本至少具有相同的地位及作用”。二审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判决双方互免许可费，这显然具有个案特性。因此，在参考适用本指导案例时，应注意考察双方授权品种的特点。如果经审理，父母本的市场价值确实差异较大，亦可以由双方协商确定各自应付的许可费数额，在当事人协商不成时，再由法院基于公平作出差异性的许可费判决。 宋健；石磊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3修订) 第11条3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3修订) 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3修订) 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2007修订) 第1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