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甲公司著作权纠纷案

陈某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甲公司著作权纠纷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ｌｏｚ2014ｌｏｚ鄂民三终字第00403号 委托代理人：张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青年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21号。 法定代表人：续文利，该社社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甲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某地。 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某，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侵犯文字作品《﹤最炫民族风﹥作者张超从高空作业员到著名音乐人》（以下简称《民族风》）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3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9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陈某的委托代理人张某，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某到庭参加了诉讼。中国青年出版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于2013年8月22日诉至一审法院称：中国青年出版社擅自在《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总第531期）杂志上将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修改后予以转载，侵害了其对作品的修改、使用、复制、发行、传播等著作权，甲公司是该杂志的实际复制印刷单位。请求判令：一、中国青年出版社立即停止将含有侵犯陈某著作权内容的2013年7月上（总第531期）《青年文摘》在国内外继续复制、发行、传播，甲公司就其参与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二、禁止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含有侵犯陈某著作权内容的2013年7月上（总第531期）《青年文摘》期刊以图书、期刊合订本、电子版制作或数字化等形式的出版、发行和传播，甲公司就其参与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三、中国青年出版社赔偿已复制、发行和传播的2013年7月上（总第531期）《青年文摘》期刊部分带来的损失63，126.4元（人民币，下同），并在《华西都市报》、《青年文摘》、《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公开赔礼道歉，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及甲公司负担。一审庭审中，陈某选择其经济损失应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违法所得作为计算依据，并主张按照（单期期刊发行量×单价＋页面广告价×广告彩页数）×60%作为当期可得利润，再分别按照涉案文章在当期期刊中所占篇数或字数比例计算因侵权作品获得的利润作为损失参考。 一审法院查明，，《华西都市报》刊登题为《民族风》的报告文学一篇，约4，000字，作品内容主要通过对音乐作品《最炫民族风》作者张超的专访，描述张超成为著名音乐人的成长历程。该文署名“文／陈某”，并在文末标明“作者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之新闻特稿，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半月刊总第531期）期刊，该期刊第4页至第5页刊登了《民族风》一文，其文字内容系将上述《华西都市报》刊载的同名文章摘编而来，并未改变作品的主题和故事情节，字数约3，000字，署名为“文／陈某”，并在文末标注“李从渊摘自《华西都市报》”。，陈某通过购买方式取得《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半月刊）两本，发现其中刊登有上述摘编文章后，向《华西都市报》电话查询摘编原因。，华西都市报社向陈某发送电子函件，确认该报在刊登《民族风》一文时已在结尾标注转载声明，该社从未许可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也未许可其他单位或个人转载、摘编，该文作者为武汉陈某。随后，陈某就前述摘编行为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提出异议，并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进行交涉未取得解决结果。，中国青年出版社向四川省华西都市报周末生活部汇款500元，并注明“作者陈某稿费和华西都市报资料传用费”。2013年10月，陈某通过京东网上商城购买了《青年文摘（第35卷，总第531-536期）》合订本图书3本，该合订本系将《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至2013年9月下共6期杂志合订而成，除封底标明邮购网址www.qianshou.net.cn和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金源时代商务乙公司外，并未载明该合订本的出版发行单位。 一审审理过程中，经组织双方当事人勘验，可以确认青年文摘杂志官网、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官网、乐读网均未提供《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半月刊）电子杂志供读者阅读。陈某为本案的诉讼维权活动支付了购书费58.4元、邮寄费68元、律师费3，000元，共计3，126.4元。 一审另查明，甲公司于成立，其经营范围包括出版物印刷。，该公司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期刊印制协议书》，丙公司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制2013年《青年文摘》红、绿版，该期刊为每月一期，甲公司负责本地印刷，每期印数5万册。2012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甲公司按照出版行业规定，填写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并完成印刷报备工作，得到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盖章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华西都市报》刊载《民族风》一文署名作者为陈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陈某是《民族风》一文的作者，并对该文享有著作权。 （一）关于中国青年出版社转载涉案文章的行为是否侵犯陈某所享有的著作权问题。《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华西都市报》刊登原文时已附带有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的声明，属于作者或者出版单位对转载、摘编权利进行了明确限制，而中国青年出版社对此未予实质审查，仍在其出版期刊中摘编该文进行刊登的行为，并不能被认定为法律规定的合理转载、摘编行为。其出版发行包含摘编涉案文章的期刊行为构成对陈某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的侵犯，中国青年出版社对于被控摘编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国青年出版社虽然提交汇款票据证明其履行了向华西都市报社及作者支付摘编费用的义务，但该行为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陈某协商未果后，为弥补自身过错而进行汇款，并未得到陈某或者华西都市报的有效认可，并不能改变在先摘编涉案文章时的侵权性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付酬行为不能依据法定许可的相关法律规定而免除民事责任。另外，从本案提交的证据显示，中国青年出版社摘编的文字内容仅是文字上的删节，并未改变作品所要表达的故事主题和情节，并未形成对作品内容的歪曲、篡改，故中国青年出版社对涉案文章所作的文字删节工作并不构成对作品修改权的侵犯。 （二）丁公司是否应对被控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甲公司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有《期刊印制协议书》，丙公司接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委托而印制摘编有涉案文章的《青年文摘》半月期刊，戊公司印刷涉案期刊系接受出版社委托完成，其印刷授权具有合法来源；同时，该公司亦按照出版行业的管理规定履行了印刷审批报备手续，取得了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至于期刊中的文字作品是否侵犯己公司的审查能力范围，并非法律所规定的审查义务，对侵权行为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因而不应对本案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三）关于本案陈某的诉讼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以及本案侵权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在陈某作品发表时已登载不得转载、摘编声明的情况下，其摘编涉案作品的行为仍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复制、发行其作品的行为，构成对作品复制权、发行权等财产性权利的侵犯，陈某关于请求中国青年出版社承担该期刊发行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被控杂志的出版信息及印刷合同显示，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半月刊）属于半月版期刊，基于该期刊的出版特点，其出版、发行行为均为一次性完成，并未存在多次出版发行情况。在没有证据证明该期杂志仍在出版或印刷的情况下，该期刊的出版发行行为并不具有持续性，故陈某所指控的继续复制、发行、传播涉案期刊的行为缺乏相应证据证明，其要求停止侵权的请求因而不能得到支持。对于陈某所指控的《青年文摘》期刊合订本的销售行为，因该期刊合订本并未依照我国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明确标明主办、出版及印刷单位等版本记录，其标注的邮购信息以及购书对象均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缺乏关联，并不能被认定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实施的出版销售行为。同时，经组织双方当事人勘验核实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相关网页，可以确认涉案文章内容未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网站显示，亦未发现涉案期刊进行网络传播，故陈某指控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青年文摘》期刊合订本以及通过网络传播涉案文章的行为依据不足，其关于禁止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涉案期刊以图书、期刊合订本、电子版制作或数字化等形式出版、发行和传播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摘编时已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作品来源，履行了出版刊物所规定的标示义务，故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摘编行为并未侵犯陈某对涉案文章享有的包括署名权在内的人身权利，并未对陈某造成精神损害后果，因而不应承担侵犯著作权人身权利所对应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经济损失的计算方式。陈某主张按照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违法所得计算本案的经济损失，但其关于该违法所得的计算方式是通过每册定价、当期发行量、广告单价等数据估算该期杂志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之和后再乘以60%作为可得利润，并按字数或文章篇幅的比例进行推定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中采用60%比例作为计算获利的比例并未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确认，也缺乏相关经济数据予以有效印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导致计算得出的数额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违法所得之间难以有效对应，并不适宜作为本案违法所得的计算依据予以采用，故陈某关于经济损失计算的依据不足，对于陈某的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因本案证据无法真实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数额，或中国青年出版社违法所得数额，故本案应适用酌定方式确定赔偿数额，鉴于涉案权利作品为文字作品，被控摘编行为也不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转载、摘编等法定许可情形，陈某作品的稿酬损失应参照国家版权局《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的标准予以计算。考虑到陈某使用其作品的获利方式，涉案作品的类型、文字内容的使用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和范围，以及经济水平的发展现状，酌定本案被控侵权行为给陈某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000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负担。同时，陈某还提供了购书费、邮寄费、律师费的票据，可以证明陈某为本案维权活动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为3，126.4元，其中，《青年文摘》合订本购书费50.4元缺乏与本案发行行为的有效对应，不能被认定为本案的合理费用，其余的购买《青年文摘》期刊费、邮寄费、律师费则与本案侵权行为的成立及诉讼维权活动相适应，该部分费用应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承担。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第（六）项、第十一条第四款、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青年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某经济损失1000元；二、中国青年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某合理费用3，076元；三、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负担。 上诉人陈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1、中国青年出版社立即停止将含有侵犯陈某著作权内容的2013年7月上（总第531期）《青年文摘》在国内外继续复制、发行、传播，甲公司就其参与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2、禁止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含有侵犯陈某著作权内容的2013年7月上（总第531期）《青年文摘》期刊以图书、期刊合订本、电子版制作或数字化等形式的出版、发行和传播，甲公司就其参与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赔偿已复制、发行和传播的2013年7月上（总第531期）《青年文摘》期刊部分带来的损失63，126.4元，并在《华西都市报》、《青年文摘》、《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公开赔礼道歉，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遗漏了《青年文摘》杂志每本4元的事实；2、一审判决遗漏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开设有网络《青年文摘》红绿版、e杂志、阅览室、手机报、期刊合订本的出版、传播服务等；3、一审认定采信中国青年出版社提交的汇款凭证有误，陈某对该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是“收款人不是华西都市报社，与陈某及华西都市报社均无关”；4、甲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不具有证明涉案期刊出版社印数的证明力，一审法院采信该两份证据有误；5、一审认定《青年文摘》合订本第35卷（总第531—536期）“并未载明该合订本的出版发行单位”有误，合订本的出版者为中国青年出版社；6、一审遗漏了《青年文摘》杂志有12页彩色版面用于刊登广告，平均每个版面的广告收费为80000元；7、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九，上诉人主张的当期可得利润计算方式是“单期期刊发行量×单价＋页面广告价×广告彩页数-单期期刊发行量×单价×60%”。按此计算方式，中国青年出版社单期获利3400000元，利用陈某文字所获得的违法所得在68000-105400元之间。陈某主张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违法所得有充分事实证据，一审法院根据侵权情节确定赔偿数额显失公平；8、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涉案文章从4000多字删减到不足3000字，虽未形成对作品内容的歪曲、篡改，但构成了对陈某对涉案作品修改权的侵犯；9、甲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明显具有过错，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侵权行为理当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青年出版社书面答辩称：1、涉案期刊为半月刊，其出版、发行行为均已经一次性完成，因出版行为不具有持续性，且发行行为也在当次出版期刊的数量范围内完成，答辩人没有再继续复制发行的事实和法律基础；2、在一审法院组织的勘验，及在答辩人或与答辩人相关的网页上均未显示涉案文章和涉案期刊内容，答辩人并没有侵犯上诉人对于涉案文章的网络传播权；上诉人仅对涉案文章享有著作权，而非对整本涉案杂志享有权利，其主张禁止涉案期刊以其他形式出版发行的请求，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范围；3、答辩人并非故意侵犯上诉人的著作权，实际上已向华西都市报支付了上诉人的稿费和资料传用费（涉案文章是通过读者荐稿选登的文章，《青年文摘》涉案文章结尾处明确标注荐稿人为“李从渊”），因读者提供的电子版并未显示《华西都市报》刊登的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的声明，答辩人就按照常规的报刊转载流程对该文章进行了转载，正在答辩人进行该期刊文章稿酬统计和联系支付的过程中，上诉人对此事提出异议，答辩人随即向华西都市报支付了上诉人的稿酬和资料传用费，答辩人汇款的收款人林晓枫系华西都市报工作人员；4、上诉人主张60000余元的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的实际经济损失应当为稿酬，而且依据《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涉案文章的稿酬应适用报刊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品的每千字50元的稿酬标准计算，因此答辩人仅负有赔付上诉人稿酬的义务；5、答辩人转载时已标明文章的作者和原刊出处，并未侵犯上诉人的署名权、发表权，且依据《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青年文摘》版的文章仅仅是在《华西都市报》版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文字性的修改和删节，并未对原文主要内容和思想表达进行改动，也没有产生歪曲、篡改涉案作品的客观后果，并未侵犯上诉人的修改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甲公司答辩称：作为具有合法印刷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有出版协议及图书印刷委托书，并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了报备手续，我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举证期限内，各方均未提交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除《青年文摘》合订本的作者归属一节认定有误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青年文摘》总第（531—536）期合订本侧封显示“青年文摘杂志社编辑”，青年文摘杂志社系中国青年出版社下属部门，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根据诉辩双方的请求及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否侵犯了陈某的修改权，是否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2、陈某上诉主张中国青年出版社停止在国内外继续复制、发行、传播涉案期刊以及禁止以图书、期刊合订本、电子版制作或数字化等形式出版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3、陈某主张中国青年出版社赔偿损失63，126.4元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4、甲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否侵犯了陈某的修改权，是否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的问题。 由于报社、期刊出版有周期短、版面固定等因素，《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授予报社、期刊一定的修改权：“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这就是说，报社、期刊社如果仅对作品进行文字性修改、删节，无需征得作者同意，但不能对作品内容进行歪曲、篡改。从中国青年出版社摘编的文章和陈某原文对比来看，中国青年出版社只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字性的修改和删节，并未对原文主要内容和思想表达进行改动。陈某在上诉状中也自认，中国青年出版社对涉案作品的删节未形成对作品内容的歪曲、篡改。故本院认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对陈某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的文字性删减没有构成对陈某修改权的侵害。在转载涉案文章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注明了作者为陈某及来源于2013年4月24日《华西都市报》，没有侵害陈某的人身权，陈某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赔礼道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陈某上诉主张中国青年出版社停止在国内外继续复制、发行、传播涉案期刊以及禁止以图书、期刊合订本、电子版制作或数字化等形式出版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首先，涉案期刊属于半月版期刊，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一、二审中陈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涉案期刊在国内外继续复制、发行、传播，或者即将在国内外继续复制、发行、传播，陈某不能就没有发生的行为，请求法院判令中国青年出版社停止。故陈某请求中国青年出版社停止在国内外继续复制、发行、传播涉案期刊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从一审组织双方当事人勘验的结果来看，双方明确确认《青年文摘》杂志官网、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官网、乐读网均未提供以电子版制作或数字化等形式出版《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半月刊）供读者阅读。因此，陈某认为一审遗漏中国青年出版社开设有网络《青年文摘》红绿版、e杂志、阅览室、手机报的理由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陈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中国青年出版社将陈某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因此，陈某要求法院禁止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图书、电子版制作或数字化等形式出版涉案期刊的上诉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 第三，关于陈某通过京东网购买的《青年文摘》合订本第35卷（总第531-536期）是否系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及是否应当禁止发行的问题。本院认为，合订本封面显示合订期刊为《青年文摘》第35卷总第（531—536）期合订本，侧封有《青年文摘》合订本、青年文摘杂志社编辑字样。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的规定，《青年文摘》合订本上署名的青年文摘杂志社即为作者，因青年文摘杂志社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相应民事责任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承担。中国青年出版社虽然在一审辩称，没有出版过《青年文摘》的合订本，合订本系他人盗用之名。但一、二审期间中国青年出版社均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或者提供曾对盗用《青年文摘》之名的个人或单位进行过举报、或工商、公安部门对此进行查处的相关证据。据此，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没有提交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中国青年出版社系《青年文摘》合订本的出版单位。一审法院以合订本未载明出版发行单位，标注的邮购信息以及购书对象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缺乏关联性为由，未认定中国青年出版社系《青年文摘》合订本的出版单位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至于陈某是否能够请求禁止《青年文摘》合订本第35卷的复制、发行、传播的问题。涉案文章是转载在《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旬期刊中，而《青年文摘》合订本第35卷是将包括涉案的2013年7月上旬期刊在内的六期《青年文摘》期刊合订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再现了陈某享有著作权的文章，涉案文章仅占整个合订本很少的一部分，陈某不享有对涉案期刊以及整个合订本的著作权，判令禁止合订本的发行将会损害其他文章作者的合法权益，这是其一；其二，从陈某的诉讼请求来看，对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已出版、发行的涉案期刊转载《民族风》一文侵犯其著作权的行为，陈某主张了经济损失的赔偿。故，陈某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禁止以期刊合订本形式出版的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 （三）陈某主张中国青年出版社赔偿损失63，126.4元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陈某主张的经济损失63，126.4元中有3，126.4元是陈某维权的合理开支，而其中陈某在京东网上购买的《青年文摘》合订本3本共计50.4元，一审法院以缺乏与本案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行为的有效对应，未认定为本案的合理费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确认陈某的维权合理费用为3126.4元，应全部予以支持，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承担。 至于陈某认为其损失应按照“单期期刊发行量×单价＋页面广告价×广告彩页数-单期期刊发行量×单价×60%”的计算方式来计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违法所得的问题。本院认为，《青年文摘》的发行量以及广告收入与涉案文章并无直接关联，无论陈某认为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其要求损失计算方式“（单期期刊发行量×单价＋页面广告价×广告彩页数）×60%”，还是陈某二审主张“单期期刊发行量×单价＋页面广告价×广告彩页数-单期期刊发行量×单价×60%”的计算方式，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没有采用上述计算方式，而是考虑到陈某使用其作品的获利方式，涉案作品类型、侵权情节，并参照国家版权局《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的标准予以酌定1000元，并无不当。陈某上诉认为一审遗漏查明涉案期刊售价4元，遗漏广告版面的收费为80000元∕每页的事实因与本案经济赔偿的酌定不具有关联性，不属于一审法院遗漏查明的事实。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3年7月10日向华西都市报汇款500元，有邮政储蓄银行汇款收据及北京市东区邮电局香河园邮电支局出具的7元“收汇手续费”发票证实，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故陈某请求中国青年出版社赔偿60000元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丁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甲公司接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委托印刷涉案期刊签订有《期刊印制协议》，并取得了《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也履行了印刷审批报备手续，符合出版行业的管理规定，庚公司提交的《期刊印制协议》以及《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不予认可，辛公司提交上述两份证据系伪证。一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甲公司作为期刊的承印单位，不可能去审查每一期期刊中所有的作品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壬公司的审查能力范围，亦非法律所规定的审查义务，甲公司不应对本案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但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34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341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中国青年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某维权的合理费用人民币3126.4元； 四、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中国青年出版社未按本判决第一、三项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由陈某负担780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负担5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建新 代理审判员　　陈　辉 代理审判员　　张　浩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　新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5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1款6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1条4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33条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34条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48条1款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49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