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某、杨某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马某、杨某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新01知民初34号 原告：马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 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某县某地民委员会，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 负责人：佟某，具体职务不详。 原告马某与被告杨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某县某地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3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被告杨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某村委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M49”玉米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2.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计算方式：侵权制种面积约为245亩，以每亩非法获益2,000元计算为49万余元)；3.判令二被告赔偿马某为维权所支付的交通费8,000元、住宿费7,000元、检测费5,000元共计人民币2万元。庭审中，马某将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二被告的责任承担方式明确为杨某承担侵权责任、某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9年12月19日，“M49”玉米品种取得植物新品种权，甲公司，品种权号为CNA20151720.6。乙公司将“M49”玉米品种权转让给马某，马某作为“M49”玉米品种的品种权人，有权以自己名义就侵害“M49”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进行诉讼。2023年5月11日，马某授权千问知识产权服务(三亚)丙公司对侵害“M49”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进行维权。马某的维权人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某县某地两块约245亩育种农田上发现疑似将“M49”作为父本繁育玉米杂交种，后马某维权人员向当地农业执法大队反馈，经取样检测该地块父本玉米种子与“M49”玉米种子比较未能检测出位点差异，涉案地种植父本玉米系“M49”。经过相关部门调查询问，得知涉案地块种植并未进行备案，涉案侵权地块属于某村委会集体所有，种植户为杨某。杨某未经授权以商业目的使用“M49”作为父本繁育玉米种的行为已侵害马某的植物新品种权，并给马某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为维护马某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杨某辩称，我承认种植了被诉侵权种子，但在案件诉讼之前我不知道是侵权行为。种子是同学介绍给我的，我没有支付种子对价，对方承诺给我的3,000元／亩价格也并未向我支付。我不同意赔偿50万元，该制种地亩产200公斤左右，我并未获得如此大利润，马某也不能证明自己的损失。某县农业农村局并未测量地块面积，我不认可马某所述245亩面积。种子收获后我并未销售，转成了饲料自用。我种的地块是承包私人的土地，某村委会与本案无关，不应当承担责任。 某村委会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马某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玉米新品种“M49”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证据2．丁公司向马某转让M49职务新品种权的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官网查询截图；证据3．某村委会登记信息查询；证据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某县某地局(以下简称某县农业农村局)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2份。证明目的：1．“M49”戊公司培育研究的玉米新品种，丁公司于2019年12月19日获得该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品种权号为CNA20151720.6。2022年3己公司将“M49”植物新品种权转让给马某，马某有权对侵害“M49”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某县农业农村局2023年7月对杨某承包村集体土地上种植的245亩玉米制种地的父本进行抽检，经送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检测，杨某制种地的父本与“M49”进行真实性鉴定结论为极近或相同品种，杨某构成侵权。2．当庭检索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官网，点击首页区块品种保护页面，左上角品种权公告，点击更多，左边栏目最下面公告查询，输入品种权号20151720.6，显示提交截图内容。庚公司保管，马某不持有品种权证书。 杨某质证称对马某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 庭审结束后，马某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调查令申请书》，申请本院开具调查令，用于向某县农业农村局调取杨某行政处罚案的相关材料。本院向其出具律师调查令后，马某调取证据如下：1．《样品检测委托单》一张；2．某县农业农村局2023年8月7日对杨某的询问笔录一份；3．编号为YM2023001、YM2023002、YM2023003、YM2023004的《种子生产基地抽样证明》四份。杨某通过微信方式质证称：对证据1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确实本人已签字并且某县农业农村局全程录像，但其并不知道侵权种子的名称；对证据3不认可，其在该抽样证明签字时右上角并无品种名称，其也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表明，如果上面载有品种名称就不会签字。 被告某村委会经本院传唤，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视为其放弃了举证、质证的相应权利。 本院对上述马某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阐述。针对杨某认为其在《种子生产基地抽样证明》上签字右上角并无品种权名称，对该证明不予认可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其签字时抽样证明上并无该品种权名称并不能否认某县农业农村局实际进行抽样程序的事实，该处是否有品种权名称并不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效力，故本院对杨某质证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某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丁公司系品种权号CNA20151720.6、品种名称为“M49”的玉米植物新品种权人，该品种权申请日为2015年12月4日，2019年12月19日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授予第2019013741号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保护期限15年。2022年3月1日，丁公司将案涉“M49”植物新品种权转让至马某。上述事实由第2019013741号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官网公示信息予以证明。 2023年，马某发现杨某涉嫌将“M49”植物新品种作为父本繁育玉米杂交种，遂向某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举报。2023年7月14日，某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杨某种植的240亩制种地中各抽取了30株父本与母本、在其种植的63亩制种地中各抽取了28株父本与母本，形成四份编号为YM2023001、YM2023002、YM2023003、YM2023004的《种子生产基地抽样证明》，杨某与村负责人、乡镇政府负责人、某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抽样人员签字确认。上述事实由从某县农业农村局调取的四份《种子生产基地抽样证明》予以确认。 2023年7月20日，某县农业农村局向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样品检测委托单》。将从杨某处抽样的玉米种子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与农业农村部审定品种标准样品“M49”进行鉴定比对。2023年8月1日，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两份检测报告载明，编号为“YM2023001”“YM2023003”的委托检测样品与“M49”经鉴定，比较位点数40个，差异位点数为0，检测报告结论均为：极近似或相同。上述事实由《样品检测委托单》、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的两份《鉴定报告》予以确认。 2023年8月7日，某县农业农村局对杨某作出的询问笔录记载，杨某自述为案外人“某制种公司”及案外人聂某在某县西北湾镇西湾一队进行了玉米制种，为聂某种植了两块地，分别为65亩及185亩。其与聂某达成了口头协议，收货时以2,500元／每亩地价格为聂某制种。聂某分三次共向杨某支付32万元预付款，剩余款项在种子发货时一次性付清，其制种行为并未在相关部门进行备案。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杨某、某村委会是否侵害了“M49”植物新品种权，若侵权行为成立，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M49”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授权的玉米新品种，辛公司处受让而成为该玉米新品种的品种权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植物新品种权受到侵犯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马某对该植物新品种享有植物新品种权，且该植物新品种在有效期内，该品种权受法律保护，马某有权对他人未经许可擅自利用“M49”繁殖材料进行生产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关于杨某是否构成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五条规定：“种植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生产、繁殖行为认定处理”。本案中，杨某自认种植被诉侵权玉米种的事实，某县农业农村局从该制种地块中对涉嫌侵权玉米母本、父本进行取样抽检、封样，形成《种子生产基地抽样证明》，由杨某及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应当可以认定行政机关取样程序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检验样品。某县农业农村局将从被诉侵权地块中取样出的样品交由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对从涉案地点提取的父本与“M49”进行鉴定，出具的检验报告结果及结论为：与“M49”比对40个位点数，差异位点数为0，检测结论为：极近似或相同。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杨某在被控侵权实施地使用“M49”玉米植物新品种作为父本繁育玉米种的事实。杨某未经马某授权，以商业目的在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内，利用“M49”作为父本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其行为已侵犯了马某的植物新品种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和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规定，杨某当庭自认案涉被诉侵权种子在其仓库储存，其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案涉种子已经销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杨某应当承担立即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杨某辩称其系代委托种植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以农业或者林业种植为业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繁殖侵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知道代繁物是侵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杨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繁殖侵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知道代繁物是侵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杨某亦未举证证明涉案侵权的种子缴售于何处、其亦自述并未备案本案制种行为，其使用植物新品种权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取得的玉米新品种权的父本生产杂交制种玉米的行为本身存在过错。故杨某不承担本案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某称取样时某县农业农村局并未测量土地，案涉侵权制种地亩数并非马某主张的245亩的意见，本院认为，某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种子生产基地抽样证明》显示，该局通过GPS定位确认被诉侵权两块制种地信息为“北纬某°某′某″东经某°某′某″”及“北纬某°某′某″东经某°某′某″”，确认杨某被诉侵权制种地块面积为240亩及63亩的事实，应当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杨某并未对其主张种植的亩数提交相应证据，亦未对某县农业农村局测量亩数方法及结论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杨某称被诉侵权亩数并非245亩的主张不予支持。因此，本案采纳某县农业农村局通过GPS定位方式对杨某被诉侵权制种块确定的303亩作为本案杨某被控侵权制种地亩数。 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规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故意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马某主张以每亩非法获益2,000元为依据计算杨某非法获利，本院认为，该主张并无证据予以证明，依照该价值计算杨某获利亦显失公平，本院不予采纳。鉴于马某未提供其因侵权造成的损失及杨某获得的利益及许可使用费，本院综合考量：1．杨某使用“M49”作为父本进行繁殖的侵权行为；2．根据某县农业农村局确认，案涉侵权地块亩数共计303亩，庭审中杨某认可被诉侵权种子亩产在200公斤左右；3．马某主张产生合理开支2万元，其并未提交相应票据，但本案确产生了鉴定费用，马某委托律师调取证据、出庭参加诉讼，产生了一定的律师费及差旅费；4．杨某本职系农民；5．杨某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综合酌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及为制止侵权产生的合理开支共计17万元。 关于马某主张某村委会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对杨某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某村委会并未帮助杨某实施案涉侵权行为，某村委会将村集体土地发包给杨某种植被诉侵权玉米种的行为，并不构成支持马某主张某村委会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马某该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马某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某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以“M49”玉米植物新品种为亲本的玉米杂交种的行为； 二、被告杨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马某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产生的合理费用17万元； 三、驳回原告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000.00元(原告马某已预交)，由马某负担6,057.7元，由杨某负担2,942.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璟 人民陪审员　朱曦之 人民陪审员　王建忠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白国慧 书 记 员　顾 彦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2条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6条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第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修正) 第72条3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修正) 第72条4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修正) 第72条5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 第90条1款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