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某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潘某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粤民申15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潘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甲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某地。 法定代表人：陈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潘某因与被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6民终9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潘某申请再审称：1.潘某二审证据2“(2020)桂东博证民字第2324号公证书”，载明日期是2012年5月31日，内容也真实地记录要去顺德签订合同，并附有《6月1日原版合同》，佐证公证的“6月1日版合同”是篡改后的欺诈合同。2.潘某二审证据1(2019)桂南内证字第04220号公证书，丙公司向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丁公司都认可《红尘情歌》女声版权没有转让。二戊公司欺诈行为，己公司，自相矛盾。3.二审判决没有引用法律法条，相反却违反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和著作权法第三章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的规定。4.涉案《红尘情歌》庚公司提供，在转让合同的模板上修改的，加上了划分男女版权等内容约定。合同出现的原模板“全部转让”词语，但已明确排除了女版权。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再审改判支持潘某的所有诉讼请求。 乙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二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与审理程序均正确，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1.双方2012年6月1日签订的《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下称转让合同二)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欺诈等情形。2.转让合同二明确约定，潘某辛公司，合同条款清晰无歧义，并非所谓“部分转让”或“授权使用”。3.“女声独唱”仅是表演作品的一种形式，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所定义的作品，依法不享有著作权。转让合同二就涉案作品《红尘情歌》为案外人蒋姗倍保留“女声独唱”权益，正是对作品表演形式的一种约定，不能据此不认潘某转让的是全部著作财产权，或者认定相关条款无效。 潘某向本院提交了(2018)桂东博证民字第7179号公证书，拟证明在涉案合同签订后，潘某打壬公司，乙公司并无异议。该证据与涉案合同总则第一、五条、一审证据5、6及二审证据1、2形成证据链，共同佐证女版权并未转让，乙公司得到的男声版只是授权。乙公司经质证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认为，该公证书显示是2018年12月3日作出，不属新证据，且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的请求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潘某请求确认案涉著作权转让合同系约定部分转让、其拥有涉案《红尘情歌》女声版权及《红尘情歌》男女声对唱版权利转让无效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 首先，本案中，癸公司围绕音乐作品《红尘情歌》于2012年4月16日签订第一份《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转让合同一》)；于2012年6月1日签订与《转让合同一》约定内容大部分一致的《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即《转让合同二》，并对《转让合同二》进行公证，双方在公证处提问时均表示对合同条款所有内容已全部了解，没有疑义，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无受到胁迫或有重大误解情况。本院认为，该两份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合法有效合同。《转让合同二》相较于《转让合同一》虽在第一条、第五条有所变更，其约定内容并无实质不同。其中，《转让合同一》第一条约定：“乙方以转让的方式将其独自创作(作词/作曲)的词曲作品之《红尘情歌》全部相关著作权、邻接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即日起都转让给甲方独家在全球永久享有。甲方享有将‘该作品’使用于男女声对唱及男声演唱。”第五条约定：“甲方发表该作品时，乙方享有作词、作曲的署名权。本合同仅就《红尘情歌》之男女声对唱版及男声演唱版的相关著作权达成条款并转让，《红尘情歌》女声独唱版权利仍归乙方所有，但乙方仅可唯一授权给蒋姗倍(真名：储桂莲)。”《转让合同二》第一条约定：“乙方以转让的方式将其独自创作(作词/作曲)的词曲作品《红尘情歌》全部相关著作权、邻接权及其他相关权利(除《红尘情歌》女声独唱版权利仍归乙方所有，并由乙方仅授权给蒋姗倍(真名：储桂莲)演唱，即日起都转让给甲方独家在全球永久享有。甲方享有将‘该作品’使用于男女声对唱及男声演唱的相关权利。”第五条约定：“甲方发表该作品时，乙方享有作词、作曲的署名权。本合同就《红尘情歌》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以及男女声对唱版、男声演唱版相关权利达成协议并按合同条款转让。”可见该两份合同在第一、五条关于转让权利的范围均约定为“全部相关著作权、邻接权及其他相关权利”“男女声对唱版及男声演唱版的相关著作权”，其内容并无实质不同。鉴于《转让合同二》签订在后，且依法经过公证处公证，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为依照《转让合同二》的约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潘某认为《转让合同二》是篡改后的欺诈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潘某认为涉案合同把《红尘情歌》作品分为男声唱版、女声唱版和男女声对唱版三个权利进行转让或不转让，但从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合同中所涉及的男声、女声或是男女声对唱的《红尘情歌》版本中所涉及的词曲均一致。换言之，本案中双方争议的音乐作品仅有一项，即潘某词曲创作完成的《红尘情歌》，不同演唱者对同一作品进行表演，并不会因演唱者的不同而存在多个不同的著作权。涉案合同中对不同演唱者版本权利归属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对作品表演形式的约定，不影响涉案作品著作权的转让。在双方约定转让涉案作品著作权的情况下，涉案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理应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转让。 最后，《转让合同二》明确载明潘某“以转让的方式”转让《红尘情歌》全部“相关著作权、邻接权及其他相关权利”，故双方约定的并非所谓“部分转让”或“授权使用”。 综上，潘某请求确认案涉著作权转让合同系约定部分转让、其拥有涉案《红尘情歌》女声版权及《红尘情歌》男女声对唱版权利转让无效的诉请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潘某申请再审的事由不能成立，其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潘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某 审判员　郑某 审判员　林某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　叶某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20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204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56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 第395条2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