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乙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合同解释与变更的认定和应用

甲公司乙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合同解释与变更的认定和应用 【裁判要旨】认定讼争软件是否属于合同项下争议软件，可从该软件的命名是否系臆造词、是否与软件开发合同的相关开发项目名称重合，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上传时间是否正值双方软件合同履行期，两者的开发团队人员是否基本一致，争议软件是否具有线上属性等自身特质，受托方是否深度参与争议软件开发，争议软件在整个委托开发的软件架构中的定位及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范围，开发及交付的相关产品是否符合约定要求，原被告双方有无动机独立于合同之外进行开发等角度出发，合理应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规则进行审查。 案号　一审：（2017）浙02民初1495号　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 【案情】 原告：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 被告：乙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宁波海曙戊公司（以下简称戊公司）。 丙公司诉称，原告组织技术团队，于2015年9月开发出一套针对理发快剪门店的快剪购票机计算机软件系统。2016年3月至今，在未经原告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乙公司将原告开发的快剪购票机软件大量复制、安装于其自行生产或采购的购票机硬件上，然后销售给其全国各地理发直营店、加盟店，获利巨大。丁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在巨大投入研发出该软件系统后却无法正常销售、经营，损失巨大。戊公司的加盟店，己公司处采购了快剪购票机，并在该机器中使用了原告开发的快剪购票机软件系统。原告认为，原告对涉案软件享有专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应受法律保护。乙公司未经许可，在网络平台及微信公众号上传播该计算机软件，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擅自复制、庚公司登记为著作权人，侵犯了原告的修改权及署名权；乙公司大量复制原告软件并将其安装或提供安装包安装于购票机硬件上，销售给各门店，侵犯了原告的复制、发行权。乙公司应当承担全面停止侵权、销毁侵权复制品的责任；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的商业声誉、市场营销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经济损失巨大，应当承担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耀广理辛公司提供的软件侵权复制品，也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当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两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1.壬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享有的快剪购票机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壬公司在《浙江日报》《宁波晚报》等报刊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3.判令戊公司立即停止使用、癸公司提供的侵权复制品软件；4.壬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万元（包括原告支出的律师费4万元），判令戊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万元；5.判令两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6.子公司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登记的版本号为V1.0、登记号为2016SR229122、登记批准日期为2016年8月22日、名称为“快发门店购票系统”的计算机软件侵犯原告享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判令撤销该机算机软件登记。 丑公司和戊公司辩称： 寅公司也拥有自主研发的计算机管理系统；2.乙公司卯公司速剪业务计算机软件系统特别是对购票机软件系统享有自主知识产权，不侵犯原告著作权；3.技术开发合同的开发成果包括购票机的软件源代码“QCH0USE1111”“QC- HOUSE”及“QCHOUSE20160127修改前”;4.原告针对快发购票机软件系统不享有任何著作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其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5.本案属于原告恶意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辰公司的正当维权行为。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审判】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一系列证据及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事实，可认定该涉案争议快剪购票机软件是双方软件开发合同项下的软件，理由为：1.原告主张权属的软件在上传云盘后命名为“QC- HouseMachine ”，而“QCHouse”巳公司为快剪业务项目命名所臆造的英文词，在双方软件开发合同中即明确约定合同开发项目名为“QCHous- es线上平台开发”。在双方纠纷发生之前，午公司当时员工徐某强、林某杰作为双方合同软件的主要开发人员上传云盘进行软件备份是常见的软件工程工作做法，此时上传软件的最初命名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开发人员对该软件开发目的、权属的真实认识，在同一云盘中未公司有关的命名，亦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争议软件与其他合同项下软件具有相同的工作性质。2.在时间线上，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上传时间正值双方软件合同履行过程中，至2016年底左右，申公司徐某强团队主导下上传至合同约定线上云盘等。故在时间前后逻辑上，并非原告在双方合同软件完成后，再独立另行开发完成，而是与合同软件同步开发完成。3.涉案争议软件与双方合同软件的开发团队人员基本一致。4.酉公司服务器联网才能正常使用，具有线上属性。5.涉案争议软件作为整个软件架构的必要组成子系统部分，并非是原告独自构思成形的智力成果，也显然应在双方商定的软件结构之中，属于合同第一条约定开发的内容。6.丑公司深度参与了该讼争软件的开发，如果不是出于认为此软件当属合同项下一部分的认知，被告当时此种深度参与行为不具有合理性。7.门店安卓机器操作系统为安卓4.4.2，符合合同约定要求“Android：适配系统：Android4.0以上”。原告供货的40台机器及被告二门店中安卓机器操作系统均是安卓442，符合涉案合同约定要求。至于合同约定“适配机型：市面上大部分主流机型”，此条款并未限定于手机端。8.本案中涉案合同第13条保密义务，包括“甲方的机密信息及项目的技术内容”。如上所述，戌公司整体软件架构的子系统，亥公司的深度参与，此种深度参与所披露的内容，显然包括“甲方的机密信息及项目目的技术内容”，故在涉案软件本身可能包含保密内容的情况下，甲23公司而言，更无动机独立于合同之外而开发。 综上，原告已举证证明原告主张权属的上传于云盘的涉案软件早于被控侵权软件；且经司法鉴定，被控侵权软件与原告上传于云盘的软件多处重合一致，具有实质性相似，原告亦在庭审中乙24公司名称信息；被告亦接触了开发该软件的技术人员，有接触涉案软件的事实。丙25公司当时存在“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软件开发合同关系，在一系列证据及事实可证明该涉案软件具有高度概然性属于该合同项下开发内容的情况下，法院认为，被告抗辩理由成立，该涉案软件属于合同项下的软件，依合同约定权属属于被告。原告之诉证据不足，诉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宁波中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涉案合同约定的开发软件内容是否包括属于线下门店中安装于安卓机器的涉案争议软件？本案判决通过合理应用合同解释方法及规则，考量市场交易活动的实际情形，合理探求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的真实运用，切实斟酌涉案争议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命名、时间线、开发团队、自身定位及属性等多项细节，并合理应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规则进行审查判断，体现了谨慎中立的司法立场、严谨细致的司法判断及成熟完备的司法智慧。 一、司法裁判中合同解释的应用 众所周知，合同解释需在实践中结合案情进行综合性的价值判断与考量权衡，才能达到合法、合理、合情的效果。为此，需要明晰合同解释与相关概念的异同，并注重其核心内容的解读。 （一）法律解释与合同解释的辨析 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规定的具体涵义作说明；合同解释，则是指运用一定的解释方法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诚如德国民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所言：“在解释法律时，双方当事人的理解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立法背景、法典体系乃至立法目的来诠释法律的前后脉络关系、背后隐含着的立法意图、法律的理性原则及避免价值矛盾的判断等；而合同解释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为表示及受领表示的双方当事人对表示的意指及理解不同，因而争论的意义为何。”从中不难发现，法律解释通常与案件具体事实密切相关，并体现某种价值判断或者价值选择的过程；且基于对法律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的追求，更加崇尚构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标准。合同解释的目的则在于更好地规范当事人的言行，确保其适当地履行权利及义务，以实现缔约时所欲实现的目标，故而更重视在意思自治的框架内保障当事人个案权利的圆满。 （二）当事人真意的解读 关于合同解释中的“当事人真意”，法条规定似乎倾向于探求当事人主观上的真实意思，但多数观点认为，当事人的立约真意并非指其内心的主观意思，而是应当从维护善意相对人合理信赖及保障交易安全的立场，从意思表示受领人的角度出发，认定“客观表示价值”；还有观点认为，应避免过于强调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主观认知，而应探求双方共同的主观意思。笔者认为，探求当事人真意应采客观标准，考量缔约双方共同作出且能为善意第三人所理解的外在意思表示。 （三）合同解释方法的适当运用 在具体的解释方法上，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也即，对争议条款的合同解释，应以合同条款所表达的文义解释为基础，结合合同文本的相关条款，通过整体解释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借助合同目的解释进行适当的判断印证，同时要以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含义，以确保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首先，是以合同争议条款本身文义为解释基础。合同条款由语言文字构成，因此解释合同必须先由词句的语义入手，进行文义解释。但鉴于语言文字在描述、应用过程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产生两种或两种以上可能的解释。本案中，原告主张权属软件在上传云盘后命名为“QCHouseMachine ”，而“QCHouse”巳公司为快剪业务项目命名所臆造的英文词，在双方软件开发合同中即明确约定合同开发项目名为“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涉案争议软件与双方合同软件的开发团队人员基本一致。门店安卓机器操作系统为安卓4.4.2，符合合同约定要求“An- droid：适配系统：Android4.0以上”。 其次，是联系合同有关条款，通过体系解释确定合同真意。合同文本乃有机统一的整体，可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关关联、所处地位及整体联系，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并进行合同漏洞的填补。如本案计算机软件，其自身是由多种功能有机联系、集合而成的系统，故应避免机械、孤立地对某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以免误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讼争软件作为整个软件架构的必要组成子系统部分，并非是原告独自构思成形的智力成果，也显然应在双方商定的软件结构之中，属于合同第一条约定开发的内容。 再者，依托缔约目的验证争议条款的真实含义。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强调探求当事人真实的缔约目的，而合同目的亦被用于验证前文适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本案中，丑公司深度参与了该讼争软件的开发，如果不是出于认为此软件当属合同项下一部分的认知，被告当时此种深度参与行为不具有合理性。且涉案合同第13条规定的保密义务，包括“甲方的机密信息及项目的技术内容”，如上所述，戌公司整体软件架构的子系统，亥公司的深度参与，此种深度参与所披露的内容，显然包括“甲方的机密信息及项目目的技术内容”，故在涉案软件本身可能包含保密义务内容的情况下，甲23公司而言，更无动机独立于合同之外而开发。 最后，结合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平衡。在合同文本或条款发生歧义时，可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予以明确；当合同存在漏洞，致使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亦可参照交易习惯予以补充。另外，作为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贯穿合同订立、履行及终止的整个过程，故在解释争议条款时亦应遵从诚实信用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各项因素，并以公平原则适度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本案依交易习惯，在时间线上，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上传时间正值双方软件合同履行过程中，至2016年底左右，申公司徐某强团队主导下上传至合同约定线上云盘等。故在时间前后逻辑上，并非原告在双方合同软件完成后再独立另行开发完成，而是与合同软件同步开发完成。丁26公司戊27公司己28公司同行业，庚29公司本应负有保密义务，辛30公司同行业。壬31公司所述，其实独立开发被控侵权软件，鉴于两者业务上的直接关联，属于同行业软件，甲公司的开发亦有违涉案合同约定和其自身负有的保密义务，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二、司法实践中合同变更的认定 合同变更是指在合同成立后，尚未履行或履行完毕以前，基于法律规定、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以及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等，使其内容发生变化的现象，一般不改变主体，仅改变内容。在如本案所涉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的需求常常发生变化，合同也可基于双方协商一致进行变更。实践中发生争议的情形，往往是当合同约定不明时，如何判断履约过程中双方是否就变更原定的功能需求等达成了合意。该问题本质上即是合同变更的认定问题，还涉及对于当事人默示意思表示的审查。关于沉默能否构成意思表示，多数观点认为，通常情形下，沉默不能构成意思表示，但在双方当事人具有事先约定或者存在法律直接规定的情形下，可以构成意思表示。司法实践中，也将交易习惯等纳入沉默发生意思表示效力的要件。梅迪库斯曾在《德国民法总论》中提及：“对于默示的推定，应当综合考量当事人可推测的意思、通常的以及衡平的意义。”申言之，对于当事人可推测意思的把握，应当由法官在依据客观情形作出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得出，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考量。 本案中，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地分析其是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并未明确界定何为线上，癸32公司所述被控侵权软件并非线上软件，也并不必然得出其不属于合同范围的结论。因为在软件开发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完全可能对原本约定的功能需求进行变更和增加，软件开发的内容和范围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子33公司需求，甲公司开发完成了被控侵权软件，除非有相反的特别约定，否则应当认定被控侵权软件属于合同范围。 综上，丑34公司虽已举证证明其主张权属的上传于云盘的涉案软件早于被控侵权软件；寅35公司上传于云盘的软件多处重合一致，具有实质性的相似，甲公司亦在庭审卯36公司名称信息，乙公司亦接触了开发该软件的技术人员，有接触涉案软件的事实，但因双方当时存在“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软件开发合同关系，在一系列证据及事实可证明该涉案软件具有高度概然性属于该合同项下开发内容的情况下，法院认为，涉案软件属于合同项下的软件，辰37公司。 马洪；洪婧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承办人}；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25条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