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律师事务所、黄胜等诉讼、仲裁等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判日期 2021-06-29案由 专利
引注:(2020)粤1971民初20790号
全文
某律师事务所、黄某等诉讼、仲裁等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粤1971民初20790号
原告(反诉被告):某律师事务所,住广东省东莞市某地鸿福大厦A座七楼,证号:××。
法定代表人:曾某,系原告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胜举,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黄某。
被告:甲公司(曾用名:乙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某地5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隐去】。
法定代表人:黄某。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凤娇,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反诉原告)黄某、丙公司(以下简称“丁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某律师事务所的诉讼代理人祁胜举、戊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二被告立即支付律师费170000元及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一点五从2018年12月22日计算至付清之日,违约金暂计1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因与陈某专利权商标权转让纠纷案,2016年5月19日与原告签订《风险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诉讼,前期无需支付任何律师费及办案费,律师费按调解或判决金额的10%在被告收到款后七日内一次性支付,分期收到,分期支付;协议履行中,未经原告同意,被告不得中止代理,否则,视为原告完成代理事项;案件自法院立案之日起超过一年四个月仍未收到执行款的,被告有权解除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关系;被告收到款后,逾期未支付律师费按照应付款的日千分之一点五支付违约金;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立即开展工作,2016年5月24日先向陈某两个地址发了律师函,告知其继续履行其与黄某签订的《转让合同》,办理专利权和商标权过户和后续转让款支付等事宜。因陈某拒收导致律师函均被退回(诉讼期间,2016年12月再发,2017年1月13日陈某签收)。2016年6月14日原告代理被告向某2知识产权法院起诉,陈某收到法院提交的诉讼材料后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将案件移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6年9月8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陈某不服该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1月2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为了防止陈某转移财产,导致判决无法执行,原告代理被告申请了财产保全,陈某因此提出了财产保全复议,原告代理被告对该保全复议进行了答辩,2016年11月14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作出裁定驳回陈某的复议请求。在案件移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过程中,原告多次催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加快进度,原告还代理被告向某2知识产权法院申请诉讼费退费。案件移送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0日受理该案件。陈某提出反诉,反诉标的为106万余元,原告一并代理了反诉审理,且未收取任何反诉律师费。2017年11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两被告、陈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办理相关专利及商标的变更登记手续,自变更登记完成之日陈某向黄某支付合同款1505232元,并向黄某支付违约金300000元。2017年12月21日黄某向原告邮寄《风险合同解除函》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诉讼代理关系。2018年8月3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陈某应自相关专利、商标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向黄某支付合同款1700000元。经原告向某知识产权局官网查询,上述案件的案涉商标已经于2018年11月9日变更登记到陈某名下,案涉专利权最后转移登记日期为2018年12月14日。2020年7月1日原告代理人也和黄某联系,黄某也确认收到了案款,但拒绝支付任何律师费。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风险代理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原告为履行该合同做了大量工作。在案件不具有解除条件情况下,被告擅自解除该合同,根据代理合同约定视为原告完成代理事项,被告应当支付律师费。故原告诉至法院。
黄某答辩称,一、其是依法依合同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无违约行为。原告代理其于2016年6月14日以陈某为被告向某2知识产权法院提出诉讼,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16)粤73民初自第901号。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直至2017年12月21日其仍未收到陈某支付的执行款项,距离法院立案已经过了1年6个月有多,故其于2017年12月21日依据双方于2016年5月19日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向原告发出《风险合同解除函》,原告收到该函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原告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为其执行回款项,其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依据《合同法》第97条规定,其不再负有向原告支付律师费的合同义务。二、原告所称的“视为原告完成代理事项”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是依法行使解除权,并未“不经同意中止代理”,故根据《风险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不能视为代理事项完成。其与陈某的涉案诉讼中并没有私下调解,也没有减少或放弃请求,根据《风险代理合同》第八条约定,不能视为完成了代理任务。综上,原告在代理其与陈某的专利权、商标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原告的确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其表示感谢,但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并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为其追回款项,并没有实现其的合同目的,其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其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未成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丁公司答辩称:1、丁公司从未与原告签署《风险代理合同》,也没有出具过任何书面委托及存在事实上的履约行为。该《风险代理合同》是黄某与原告签署的,拟代理的案件亦是黄某与陈某之间的纠纷,丁公司无关,且《风险代理合同》己公司的真实意思。2、某律师事务所庚公司列为原告是为了诉讼便利,企图将案件留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原告作为法律专业人员,辛公司与争议无实际联系并不符合原告身份的情况下未如实告知黄某导致的结果。3、《风险代理合同》抬头只有黄某一人,且黄某手中的《风险代理合同》壬公司的签章,故《风险代理合同》是由黄某与原告签署的。4、原告的起诉状证癸公司无关,子公司无实际关系。5、丑公司列为上述案件中的原告,但并未获得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综上,丁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黄某向本院提出如下反诉请求:1、某律师事务所立即向黄某返还款项20000元;2、某律师事务所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某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合同》约定: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祁胜举为甲方诉讼代理人,参与上述案件诉讼、调解。”第四条“本案若起诉,诉讼费由甲方缴纳,若申请保全,寅公司担保手续费。除此之外,甲方不承担任何额外的办案差旅费用。”签订合同后,某律师事务所以案件申请财产保全需要支付相关费用为由,要求黄某支付25000元。某律师事务所的祁胜举支付了25000元,某律师事务所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时仅支付了5000元的费用。除了上述费用外,某律师事务所没有提供其他相关票据证明产生了其他费用,因此剩余的20000元应当返还给黄某。庭审中,某律师事务所退还10000元。由法院进行处理,但诉讼请求不变。
某律师事务所答辩称:某律师事务所在接受黄某、丁公司委托后,在诉讼过程中办理诉讼财产保全,根据当时东莞市场行情,保全担保费为20000元,但后来案件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诉讼,卯公司,广州收取保函费用为10000元,还结余10000元费用,某律师事务所在代理黄某、丁公司过程中,案件被多次提出管辖权异议,最后案件移送至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且在案件开庭前后黄某、丁公司未向原告支付任何差旅费用及办案费用。其中一次在成都中院开庭,因为传票当时是发给黄某,某律师事务所,该案开庭前因为另案(718号)被告提出反诉,开庭被推迟,但黄某并没有告知,导致其购买了机票无法退回。另外,在该另案(718号)中被告提出反诉,反诉金额为100多万元,其也没有加收任何费用,所以多出的10000元抵作差旅费和另案(718号)的反诉费。请法院予以驳回黄某的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案涉《风险代理合同》于2016年5月19日签订,抬头显示甲方为黄某,某律师事务所。该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祁胜举为甲方诉讼代理人,参与上述案件诉讼、调解。”;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本案若起诉,诉讼费由甲方缴纳,若申请保全,寅公司担保手续费。除此之外,甲方不承担任何额外的办案差旅费用。”;该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代理费收取办法:甲方先支付案件登记费0元,其余甲方按本案调解(含诉前调解或诉讼中调解)或判决后最终确定金额的百分之十支付给乙方,该款应于甲方收到款后七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如上述款项甲方分期收到的,则甲方按上述比例分期支付代理费给乙方。”;该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甲方不得未经乙方同意中止乙方的代理,否则,视为乙方的代理事项完成。如案件自法院立案之日起超过一年四个月仍未收到执行款(包含部分收到)的,甲方有权解除与乙方的委托代理关系。”;该合同第八条约定:“以下情况视为乙方完成代理任务,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第五条支付律师代理费:1、乙方接受代理后的任一阶段甲方私下调解的;2、合同签订后,由律师通过非诉讼或非仲裁的方式完成工作任务的;3、甲方在调解过程中减少或放弃请求的,必须征得乙方同意,否则,乙方有权按起诉金额的10%要求甲方支付律师费。”。;该合同第九条约定:“甲方收到款项后,如未经乙方同意逾期支付或者不足额支付代理费的,应按照其应付款的日千分之一点五支付违约金。”;该合同底部甲方处有“黄某”签名辰公司公章,乙方处有“祁胜举”某律师事务所公章。巳公司认为该合同上清楚注明了合同相对方是黄某和大洲律所,丁公司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午公司的公章,未公司的;合同第六条注明了黄某的合同解除权,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合同第一条约定了诉讼和调解,调解属于非诉讼程序,诉讼就是法律程序,包括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等法律程序;法院立案之日就是指法院立案之日,并不会区分也没有区分有无管辖权和非管辖权。某律师事务所称最早签署风险代理合同时,其是依据黄某与陈某签订的合同起诉,认为黄某就是另案(901号、718号)的原告,在其审查证据时发现案申公司名下,且另案(901号、718号)酉公司所有,因为最终起诉确定时要以黄某、丁公司作为共同原告,戌公司就在风险代理合同上加盖公章;合同约定了参与案件的诉讼和调解,一般理解诉讼是不包括执行的;自立案之日起应理解为有管辖权的法院立案之日起。因此,本案因一年四个月的起诉时间应成都中院受理该案之日,即2017年1月20日起。
某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5月24日先向陈某两个地址邮寄《律师函》。该《律师函》某律师事务所亥公司的委托,针对陈某与其委托人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关于专利所有权及注册商标的转让合同》(下称《转让合同》)的履行事宜及货物转让事宜,告知陈某须继续履行《转让合同》,并办理专利权和商标权过户和后续转让款支付等事宜。但该两邮件均未妥投。某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2月27日再次向陈某邮寄《律师函》,陈某于2017年1月13日签收。
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祁胜举于2016年6月14日向某2知识产权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委托书、原告身份证、营业执照、律师证、律所公函以及证据材料。民事起诉状载明原告为黄某、乙公司(以下简称“甲23公司”),被告为陈某,诉请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款项、违约金以及利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后【案号为(2016)粤73民初901号】,陈某于2016年7月25日向某2知识产权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该案件移送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黄某、甲23公司就该管辖权异议共同提出答辩称:1、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有管辖权;2、即使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不具有管辖权,该案的管辖法院应当是黄某的户籍所在地法院,即移送至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6)粤73民初9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移送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某律师事务所的祁胜举律师为原告黄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同时该裁定书载明:“经审查……原告黄某与被告陈某签订的《关于专利所有权及注册商标的转让合同》第八条约定属于有效约定,原告的住所地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对专利第一审民事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陈某不服并于2016年10月11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黄某与陈某签订的《关于专利所有权及注册商标的转让合同》第八条约定属于有效约定,黄某的住所地位于四川省资阳市,黄某住所地有权管辖专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故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粤民辖终7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6)粤民辖终700号民事裁定书显示被上诉人黄某、某律师事务所的祁胜举律师。
某律师事务所代理黄某向某2知识产权法院申请查封陈某价值200万元的财产。黄某于2016年7月14日、7月15日、7月21日向祁胜举支付了共计25000元。乙24公司丙25公司收取了保险费10000元。陈某于2016年10月13日提出财产保全复议。黄某、甲23公司于2016年11月1日提交《财产保全复议答辩状》。该答辩状显示黄某、甲23公司的代理人为祁胜举。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粤73民复901号裁定书,裁定驳回陈某的复议请求。黄某、甲23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向某2知识产权法院书面申请退回诉讼费。该申请书显示黄某、甲23公司的代理人为祁胜举。
2017年1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黄某、甲23公司诉陈某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陈某于2017年3月11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反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受理陈某的反诉后向黄某、甲23公司发出应诉通知书。某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5月15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原告补充代理意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川01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黄某、甲23公司、陈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办理相关专利及商标的变更登记手续,自变更登记完成之日陈某向黄某支付合同款1505232元,并向黄某支付违约金300000元。该判决书显示黄某、某律师事务所的祁胜举。庭审中,某律师事务所称给法院的保全费5000元,案件到广州后,丁26公司收费是10000元,所以就支付了10000元;因签订合同时没有考虑到移送到外地审理,如果要移送到外地审理不负担差旅费,其是不会接受委托,况且案件在一审期间陈某提出了反诉,反诉标的为两百多万元,其没有加收任何律师费及差旅费,就是考虑到该案件如果胜诉后有10%的律师费,所以剩余的10000元就抵作反诉费及差旅费用,有口头跟黄某说过,在成都第一次开庭,因反诉,黄某并没有告知其法院推迟开庭,导致其订的机票不能退,但因时间久远,相关的证据没有保留。
2017年12月20日黄某向原告发出《风险合同解除函》,称按照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解除合同。庭审中,某律师事务所称委托合同的解除不能针对之前委托工作的解除,并且合同中约定了支付律师费的条件以及时间,黄某发出的解除通知,仅仅是起到原告不能代理黄某进行诉讼,不能起到不给律师费的作用,同时合同法第410条规定,案涉代理合同对支付律师费已进行明确约定。黄某、丁公司称其依据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戊27公司完成了代理事项,且合同解除之后,某律师事务所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也没有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其就不再有按照合同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在黄某与案外人的诉讼中分三个阶段(一审、二审、执行),某律师事务所仅仅代理了一审阶段,二审及执行是其另行委托代理人完成,即使有工作量,也没有达到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律师费的程度。
后黄某及陈某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23日立案后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川民终13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涉案转让合同己28公司申请并获得授权,庚29公司,甲23公司在该案中附有承担转让的责任和义务,辛30公司是该专利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适格当事人。
案涉商标已经于2018年11月9日变更登记到陈某名下,案涉专利权最后转移登记日期为2018年12月14日。
黄某于2019年6月4日收到执行款1730359元。
某律师事务所的祁胜举微信联系黄某要求支付律师费,黄某确认收到款项但拒绝支付律师费,称按合同履行,不欠钱。
另,甲23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19日,法定代表人为黄某,于2018年壬31公司,同年8癸32公司。
以上事实,某律师事务所提交《政府部门公示信息》、《风险代理合同》、《律师函》、《EMS单及查询单》、《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接收凭证》、《材料证据清单》、《民事起诉状》、《民事反诉状》、《应诉通知书》、《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管辖权异议答辩状》、(2016)粤73民初901号民事裁定书、《管辖权异议上诉状》、(2016)粤民辖终700号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申请书》、《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书》、《财产保全复议答辩状》、(2016)粤73民复901号民事裁定书、《退费申请书》、《补充代理意见》、《风险合同解除函》、《EMS邮单》、(2017)川01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132号民事判决书、《商标权、专利权查询网页》、《微信聊天记录》、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单,黄某、丁公司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收入交易明细及本院庭前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侵权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及其他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原、被告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与证据,本院予以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律师事务所诉请的律师费及违约金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黄某所诉请的退还2万元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本院逐一分析如下: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丁公司抗辩称其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其与黄某与陈某之间的案件无关,某律师事务所将其列为原告是为了诉讼便利。本院认为,案涉《风险代理合同》上盖有“乙公司”的公章,黄某与陈某之间的案件【(2017)川01民初718号】子33公司丑34公司的公章,某律师事务所将其列为原告曾某2异议,且(2018)川民终寅35公司为黄某与陈某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适格当事人,某律师事务所卯36公司列为(2017)川01民初718号一案的原告并无不当。同时(2017)川01民初718号案件的一系列法律文书、管辖权异议答辩状、辰37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原告。巳38公司午39公司,丁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未40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其次,黄某、丁公司抗辩称其依据案涉《风险代理合同》某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同,在案涉合同解除之后,某律师事务所没有提出过异议,也没有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其就不再有按照合同支付律师费的义务。本院认为,第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而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实际上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剥夺了被限制行使解除权的一方的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权利,故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六条中关于限制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约定无效。第二,申41公司享有任意解除权,故在大洲律师所收到《风险合同解除函》之日案涉《风险代理合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虽按照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六条及第八条约定,未经同意中止代理委托视为代理事项完成,委托人需按照第五条约定支付律师费,但该约定有违公平原则,某律师事务所存在过错的情况下,酉42公司关于合同解除后其不负有支付律师费的义务的抗辩不予采信,某律师事务所支付相应的报酬。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一条约定“参与案件诉讼、调解”。对此,某律师事务所主张是一审、二审程序,戌43公司则认为是包括一审、二审和执行等所有法律程序。结合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的其他条款,本院认为,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一条约定的诉讼包括一审、二审和执行等所有法律程序。因(2018)川民终132号民事判决书最终判决陈某需支付170万元给黄某,某律师事务所在(2017)川01民初718号一案中的工作情况,本院酌情认定黄某、丁公司支付报酬120000元。对于大洲律师所超出上述律师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再者,亥44公司,构成违约,根据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九条的约定,戌43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某律师事务所请求按日千分之一点五计算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结合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违约金应当计算如下:以12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11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但以本金120000元为限。某律师事务所超出上述违约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某律师事务所,其中5000元缴纳了诉讼保全费、10000元缴纳了保全保险费,剩余10000元,某律师事务所予以确认,但主张签订合同时没有考虑到移送到外地审理,故约定无需承担差旅费,在该案后移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且陈某提出反诉后,其并未加收任何律师费及差旅费,黄某支付的25000元的剩余的10000元就抵作反诉费及差旅费用,有口头跟黄某说过,且在成都第一次开庭,因反诉,黄某并没有告知法院推迟开庭,导致其订的机票不能退,某律师事务所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某律师事务所不加收反诉律师费,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置,且因案涉《风险代理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除诉讼费、保全费、担保手续费外,委托方不承担任何额外的办案差旅费用,某律师事务所返还剩余款项,本院予以支持,某律师事务所应当返还1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黄某、甲公司甲45公司支付律师费120000元及违约金(以12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11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但以本金120000元为限);
二、某律师事务所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黄某返还10000元;
三、某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黄某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某律师事务所已预交),某律师事务所负担1620元,由黄某、甲公司负担3780元;本案反诉费150元(黄某已预交),由黄某负担75元,某律师事务所负担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庾少锋
人民陪审员 李润娣
人民陪审员 黄建平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庆达
李嘉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40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4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9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4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25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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