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诉余姚市易生医疗器械店商业诋毁纠纷案

甲公司诉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商业诋毁纠纷案 浙江省余某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甬余知初字第18号 原告：甲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蔡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住所地：余某。 代表人：祝欣欣，该店投资人。 委托代理人：史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某，该店职员。 乙公司与被告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商业诋毁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顾某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5年8月2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某、被告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的委托代理人叶某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的委托代理人史某2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乙公司起诉称：原告于1988年注册成立，主要进行助听器研发、生产、销售工作，目前原告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ISO09001：2008与ISO13485：2012质量体系双认证单位，原告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拥有“惠耳”等多项商标权。2015年4月，有客户向原告在余姚的直营店反映被告在对原告进行恶意商业诋毁，向客户及广大群众宣传惠耳产品系杂牌产品，可以按市场价5折进行出售。原告随即进行调查，发现被告店面张某“杭州生产杂牌，国内组装助听器5折”。原告认为被告对外宣传恶意诋毁原告的商业信誉，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商业诋毁的行为，并在余姚当地报纸上向原告赔礼道歉；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答辩称：一、被告未对原告进行恶意的商业诋毁。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冒充成前往被告处购买助听器产品的客户，在被告向某常介绍被告所代理的“优利康”助听器产品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诱导被告陈某“惠耳”助听器不利的言语，但被告并未落入原告所设陷阱。二、原告向某2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存在诋毁原告商誉的行为。原告所提供的录音材料中主要内容是被告营业员向客户介绍“优利康”助听器产品以及介绍营业员所了解的各个助听器品牌的情况，并没有诋毁原告的意思。原告认为被告店面所张某的“杭州生产杂牌，国内组装助听器5折”是针对“惠耳”助听器产品，但这只是原告自己的想法。被告是出于自身经营策略考虑，把自己代理的另一个杭州产的“爱可声”助听器产品以5折销售来吸引消费者，并没有针对他人。三、被告并未符合商业诋毁的法定构成要件。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乙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9001：2008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各一份、杭州市科学技术奖证书两份、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证书各一份、发明专利证书四份、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份，商标注册证两份，拟证明原告相关经营活动获得了国家职能部门的许可、原告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担了国家多项技术科研任务，而且原告系ISO9001：2008与ISO13485：2012质量体系双认证单位，公司名下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并拥有“惠耳”等多项商标权，在国内助听器行业内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事实。2.被告店面宣传的照片一份、录音资料一份，拟证明被告对原告存在商业诋毁行为的事实。3.委托合同及律师代理费发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为维权支出费用的事实。4.杭州市地方标准规范《助听器验配及售后服务规范》、浙残联康复[2015]27号《关于做好2015年浙江省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相关辅助器具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有关事项的通知》、助听器项目采购及服务入围合同、浙江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在助听器行业享有较高声誉，原告产品并非杂牌产品的事实。5.《惠耳之声》第43期期刊、丙公司丁公司名单，拟证明原告产品及售后体系完善的事实。6.原告的助听器系列及价格单一组，拟证明原告产品系列齐全、价格高低均有分布，原告产品体系非被告所称的杂牌企业可以做到的事实。7.视频资料一份，拟证明原告多次得到政府领导关心，并经常举行公益活动，在社会中享有良好声誉的事实。8.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一份，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永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商业诋毁行为，被告店面张某的“杭州生产杂牌，国内组装助听器5折”是被告自己出于经营策略的需要，将被告代理的杭州生产助听器产品做低价销售，原告录音的被告营业员向客户介绍助听器产品的过程，也是被告营业员把其了解的助听器的情况解释给客户的过程，被告这些行为均没有侵害原告商誉。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该证据能否证明被告存在商业诋毁行为，本院将在以下予以综合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表示律师费发票没有提供原件，请法庭综合认定律师收费。本院认为原告委托律师出庭确属事实，对律师费的合理部将在认定被告商业诋毁行为成立的前提下予以酌情认定。 被告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为证明被告销售“爱可声”和“优利康”两个助听器品牌，其中“爱可声”己公司生产的国内组装的助听器品牌故被告采用了5折促销的营销策略，向本院提交特约经销商授权书一份和产品价目表两组。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张某“杭州生产杂牌，国内组装助听器5折”的正当性，对于被告经授权经销的品牌，被告也不能以“杂牌”来营销“爱可声”的产品。本院认为原告异议与原告在本案中关于被告对原告进行商业诋毁的主张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核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情况，本院认定下列事实： 乙公司于1998年3月30日成立，经营范围系生产：第二类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第二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批发、零售：第11类医疗器械等。被告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的工商登记形式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及方式为许可经营项目第Ⅱ类：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限助听器）的批发、零售。2015年6月2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蔡某来到位于余某巍星路47号的余某易生医疗器械店即被告处，发现被告店面张某有“杭州生产杂牌，国内组装助听器5折”广告。同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以消费者的身份在被告店内欲购买助听器产品。 本院认为：商业诋毁是指经营者针对竞争对手的营业活动、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虚假陈述而损害其商品声誉或者商业信誉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对此即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认定是否构成商业诋毁，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应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故意，客观上则表现为行为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其中，捏造可以是编造虚假信息，或是对真实状况加以歪曲，构成虚伪事实；散布则应是将所捏造的虚伪事实以各种方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或者特定的共同客户或同行业的其他竞争者进行传播。原告主张被告店面张某“杭州生产杂牌，国内组装助听器5折”广告引导消费者认为原告的“惠耳”助听器是杂牌产品，可以低价销售，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本院认为“杭州生产杂牌，国内组装助听器5折”此广告语与原告产品的关联度并未达到消费者看见上述广告语就会认为被告所称“杭州生产杂牌”产品即指原告生产的产品的密切程度。被告表示被告是出于自身经营策略考虑，把自己代理的另一个杭州产的“爱可声”助听器产品以5折销售来吸引消费者。从常理理解，被告张某在自家店面的广告所指产品应是被告所销售的产品，而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际在以5折的价格销售“惠耳”助听器产品，所以消费者更不易将被告店面张某的广告与原告产品联系起来，故本院认为被告店面张某“杭州生产杂牌，国内组装助听器5折”广告并不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原告主张被告在向消费者介绍产品过程中诋毁了原告的商誉以及原告实际控制人王永华的名誉。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材料可以发现，该录音是发生在原告代理人在陪同一位欲在被告店内购买“惠耳”助听器产品的消费者共同在被告经营场所，由被告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推销助听器产品过程中所录制的，对话中最初也是由原告代理人表述想要购买“惠耳”助听器，并非被告工作人员主动谈及“惠耳”产品，故被告工作人员陈述中关于“惠耳”助听器产品的评价并非是一种被告以损害原告商誉为主观故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播的内容，并未构成商业诋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庚公司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50元，乙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顾某 人民陪审员　　崔仁夫 人民陪审员　　张瑞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黄　芳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64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1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