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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吕红军等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裁判日期 2023-03-13案由 其他知识产权
引注:(2023)云0115民初2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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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吕某等一审民事判决书 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云0115民初236号 原告:甲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隐去】。 法定代表人:杨某。 住所: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 原告:乙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隐去】。 法定代表人:杨某2。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丙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隐去】。 法定代表人:吕某。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 被告:吕某。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吕某2。 丁某、戊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5月9日、2015年3月1日签订的《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及《自育新品种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二、判令三被告连带向某支付2017年至2019年的品种权使用费250000元,以及判令三被告连带向某支付2020年至2023年应支付的品种权使用费600000元,以上合计850000元;3、判令三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1日,杨某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三个涉案绣球新品种权保护申请书,国家林业局向其授予3个涉案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三证书均自2015年12月25日起生效,品种权期限为20年。原品种权人杨某于2019年8月1己公司,庚公司成为合法植物新品种权人,辛公司丁某的独家授权商。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吕某2系被告吕某女儿,癸公司的主要经营负责人。2014年5月9日,被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某,丑公司签订《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2015年3月1日,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某签订《自育新品种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两份协议涉及案涉三个授权品种种苗购销及品种使用权费的约定,品种权使用费的收取以对方销售额10%的比例提取,且应每2个月由乙方向甲方提供可信的销售记录,并按销售额的10%交于甲方指定账户等内容。但被告在签订协议后,未曾向某支付应付的品种权费,截止2019年末,被告应支付的品种权使用费高达一百多万元。2020年3月26日,被告吕某全家找到原告协商,申某少2017年至2019年的品种权使用费,原告主动放弃自己大部分利益,双方将2017年至2019年的品种权使用费确定为每年10万元,三年共计30万元,被卯公司签署《欠条》,约定先支付50000元,2020年7月31日前将剩余250000元支付完毕,故吕某2构成债务的加入,应当一起承担还款责任。该协议签署后,被告吕某通过微信向某方某人员杨某2分三次共转账支付50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付,且从2020年至今别仍拒绝支付后续品种权使用费。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依法裁判。 辰公司、吕某辩称: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巳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午公司有权依据合同向被告主张责任,未公司也并未获得案涉合同中名称为姹紫嫣红植物品种权和许可权,申公司也无权向被告主张关于姹紫嫣红品种的合同责任。酉公司及吕某同意解除两份案涉协议,但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从2017年至今的品种权使用费,原因如下:一是被告在2015年最后一次向某购买过案涉的花苗,被告自2017年至今并未再种植案涉品种的绣球花,且被告已向某支付完毕2017年之前的品种权使用费。2017年后被告的经营模式发生转变,从传统的自产自销已经变为了二次包装后加工后进行贩卖,现被告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向市场和农户收购,后自己进行加工包装后对外进行贩卖,现在被告对外销售的绣球花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品种费;二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品种权使用费25万元无请求权的基础,原告是基于《欠条》而要求被告支付品种权使用费,但该《欠条》的落款为吕某2和案外人杨某、何晓芳,以上3人中杨某、何晓芳并非本案的诉讼当事人,而吕某2并非案涉合同相对方,故本案中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至2019年的品种费25万元;三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2020年至今的品种权费60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020年至今被告并未种植原告原告绣球花,如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种植及销售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丁某戊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证明:2014年5月9日,被告戌公司负责人杨某协商签订该协议,约定原告收取授权品种的种苗费以及按销售额比例提成的品种权费。 二、《自育新品种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证明:2015年3月1日,亥公司负责人杨某协商签订该协议,约定原告收取授权品种的种苗费以及按销售额比例提成的品种权费。 三、《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三份,证明:杨某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三个涉案绣球新品种权保护申请书,国家林业局向其授予3个涉案品种(姹紫嫣红、湖蓝、博大蓝)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证书。 四、《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公告》第201903号,证明:品种名称为“湖蓝”和“博大蓝”的两个品种的品种权人由甲23公司。 五、《植物新品种权独家实施许可合同》,证明:涉案授权品种“湖蓝”和“博大蓝”,原品种权人和受让方以及授权许可方三方签订合同,约定原告关某权品种的维权可由二原告共同行使。 六、《姹紫嫣红新品种权独家实施许可合同》,证明:乙24公司行使维权事宜。 七、《欠条》,证明:2020年3月26日,被告吕某及其妻子、女儿、女婿一起来原告处,由被告吕某2及吕某妻子何晓芳与原告签署该《欠条》,约定2017年至2019年三年向某支付300000元品种权费等内容,现仅支付50000元,剩余250000元未支付。 八、微信转账记录,证明:被告吕某实际履行欠条的部分约定义务,于2020年3月26日及2020年3月27日分三次向某方某人员支付50000元。 辰公司、吕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中一份合同签订人为何晓芳并非三被告,该合同也不能证明是有夫妻合意所签订,即所购得种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何晓芳才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应当向何晓芳主张权利。 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13年3月1日,被人为修改成2015年3月1日,丙25公司也没有姹紫嫣红和花团锦簇的品种授权,合同里面写有姹紫嫣红花、花团锦簇两个品种的品种权和销售许可权,原告不能以这两个品种向主张品种权费。 三、对证据三的三性均予认可,三份里面的品种权人均为杨某个人,而且姹紫嫣红品种权号为20150105号。 四、对证据四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但在品种权人变更公告中并无姹紫嫣红这个品种,故该品种权人并没有进行变更。 五、对证据五的合法性予以认可,但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仅提交了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合同中第六项约定对第三方侵权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的时候才拥有诉讼权利,而因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违约责任,丁26公司和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戊27公司己28公司主张违约责任。 六、对证据六的三性均不认可,首先是关联性,庚29公司戊公司,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庚公司也没有通过转让和登记获得姹紫嫣红的品种权,丁26公司辛30公司获得相关许可,戊公司也没有获得姹紫嫣红的品种权或许可权,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主张关于姹紫嫣红的违约责任。其次是合法性及真实性,我方认为这份合同是两原告恶意伪造的合同,虚构品种授权的事实及时间,目的是为了损害被告的合法利益,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 七、对《欠条》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没有吕某2和何晓芳的手印,壬31公司癸32公司对外进行民事活动,子33公司的行为,丑34公司的意思表示。虽然该份证据为欠条,但是并不构成法律上真实的借贷关系,本案也非民间借贷案由,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份欠条应该对其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八、对证据八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明是吕某转账,关联性不认可,寅35公司的行为,卯36公司对《欠条》内容的追认。 被告吕某2未到庭质证,辰公司、吕某、吕某2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双方无争议上述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上述四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本院将根据实际案情及全案证据依法认定并在说理部分阐述;证据五、六系两原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观点,因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并不涉及第三方侵犯植物新品质权,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证据七、八系杨某与吕某2、何晓芳签订的《欠条》及微信付款记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本院将根据实际案情及全案证据依法认定并在说理部分阐述。 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9日,辰37公司杨某签订《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2015年3月1日,亥公司杨某签订《自育新品种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上述两份合同涉及三个授权品种(湖蓝、博大蓝、姹紫嫣红)种苗购销及品种使用权费等约定,品种权使用费的收取按乙方销售额10%的比例提取,约定每2个月由乙方向甲方提供可信的销售记录,并按销售额的10%交于甲方指定账户等内容。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向某付清了2017年之前的种苗费及品种权使用费,2020年3月26日,巳38公司杨某与吕某2、何晓芳进行结算,双方签署一份《欠条》,载明:午39公司未40公司负责人吕某2就案涉两份合同品种权费达成一致,2017年至2019年品种权费支付金额合计300000元,并约定上述款项分两次付清。2020年3月26日当天即次日,被告吕某通过微信向某方某人员杨某2分三次共计转账支付50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付。 另查,国家林业局于2015年12月25日向杨某颁发三份涉案绣球花品种(博大蓝、姹紫嫣红、湖蓝)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品种权人均为杨某,后案涉湖蓝、申41公司。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合同主体及责任主体如何认定?二、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及《自育新品种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两份合同合法有效,两酉42公司,戌43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亥44公司签订上述合同,上述两份合同首部乙方处空白,尾部乙方处有何晓芳及吕某签名,甲45公司还未登记注册成立,故本院认定,案涉《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乙46公司及乙方何晓芳,案涉《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乙46公司及乙方吕某。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辛公司作为签订合同甲方有权依据合同向对方主张权利,丙47公司诉讼主体资质适格,丁48公司是否取得合法的品种权授权或许可,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戊49公司没有取得案涉品种的品种权授权或许可与他人签订合同构成侵权,合法品种权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经本院在工商登记网上查询,辰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吕某,该公司的唯一股东系吕某,持股比例为100%,该公司监事为何晓芳。对于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己50公司未成立,庚51公司及吕辛52公司成立后承接了案涉两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壬53公司在履行两份合同,癸54公司应当在本案中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子55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丑56公司寅57公司财产独立与股东自己财产的,卯58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辰公司辰59公司,巳60公司唯一股东,午61公司财产相互独立,未62公司一起对所欠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至于被告吕某2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责?首先,吕某2并没有签订合同,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吕某2承接了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其次,原告提交的《欠条》上虽有吕某2的签名,但该《欠条》申63公司负责人吕某2就案涉两份合同协商一致2017年至2019年品种权费支付金额合计300000元,《欠条》酉64公司一起承担责任或担保等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为加入式的债务承担,戌65公司的职务行为,故本院认定,被告吕某2在本案中不应承担合同责任。 针对争议焦点二:对于原告主张解除案涉《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自育新品种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亥66公司、吕某代理人明确表示同意解除上述两份合同,根据实际情况案涉合同确无履行的必要及可能,故本院认定,上述两份合同自本案诉状副本送达被告时即2022年4月15日解除。对于原告要求责令被告销毁所有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仍在繁殖及繁殖材料具体位置与数量等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对于原告主张的品种权使用费,原告提交的《欠条》上有吕某2及何晓芳的签名,甲67公司的监事,《欠条》乙68公司的负责人,且丙69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转账支付50000元,丁70公司杨某的结算应当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戊71公司及股东吕某承担,故本院认定,辰公司及吕某应连带向某支付剩余的品种权费250000元。对于原告要求三被告连带支付2020年至2023年的品种权费600000元,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仍在种植销售案涉品种绣球花及销售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五百七十九条,《子55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案涉《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自育新品种种苗购销及技术服务合同》于2022年4月15日解除; 二、己72公司、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庚73公司支付品种权使用费25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 三、辛74公司、乙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150元(原告已减半预交),己72公司、吕某承担1808元,壬75公司承担4349元。 如果在本判决生效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判员 王 梅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姚某 本案法律依据 子55公司法(2018修正) 第6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50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56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565条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57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12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147条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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