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某某、甲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蒋某某、甲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最高法知民终137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蒋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甲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某地乙12号院1号楼4层510。 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乙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的(2023)皖01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3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3年11月8日、12月22日询问当事人。蒋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翟某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丁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蒋某某未实施侵权行为，蒋某某培育的被诉侵权种苗与“苏翠1号”同为梨属植物，基因具有高度相似性，甲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告结论仅为“极近相似或相似品种”，蒋某某销售的被诉侵权种苗系自行培育，与“苏翠1号”不同。(二)江苏某科学院2017年就获得“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但未立即进行维权，而是等广大农民开始大规模种植才开始维权，甲公司并未在砀山县公开宣传其为“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不应当认定蒋某某构成侵权。蒋某某是自繁自用，未以商业为目的生产、繁殖、销售被诉侵权种苗，戊公司多次诱导之下，才答应出售，销售数量仅仅几十枝，甲公司未提供蒋某某其他销售的证据。(三)甲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以及惩罚性赔偿金额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蒋某某仅销售了几十枝“苏翠1号”植物，获利数额较小，己公司主张的损失金额。甲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其未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本案只能参庚公司的经济损失。 甲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蒋某某销售的被诉侵权种苗使用“苏翠1号”的名称，依法可以推定被诉侵权种苗是“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且涉案检验报告可对上述事实予以佐证。蒋某某自称被诉侵权种苗是其自行培育，足见其不仅有销售行为，另有生产、繁殖行为。甲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告结论为“极近似品种或相同品种”，并非蒋某某所称“极近相似或相似品种”，蒋某某始终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检验报告结论，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二)甲公司系得到合法授权后进行正当维权，为维权进行证据保全，合理、合法。蒋某某对外宣传且实际销售被诉侵权种苗，足以证明蒋某某系以商业为目的进行销售，其关于自繁自用的主张不成立。(三)蒋某某并未举证证明其盈利数额仅限本案的销售数额，辛公司的经济损失和蒋某某因侵权所得利益无法确定，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的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并不过高。(四)蒋某某未取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以无标识、标签的包装销售被诉侵权种苗，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甲公司依法要求加重其赔偿责任，理由正当。 甲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3年2月3日立案。甲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蒋某某立即停止生产、繁殖、销售侵害“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的种苗，并对未销售的侵权种苗进行灭活处理；2.壬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3.判令诉讼费及维权合理费用由蒋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江苏某科学院为“苏翠1号”品种权人，江苏某科学院与甲公司签订了“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合同书及合同补充协议，癸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内独家实施“苏翠1号”梨新品种权。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向河南省桐柏县公证处申请对该公司员工在微信×××ＰＰAPP中购买蒋某某“苏翠1号”梨苗等过程进行保全。2021年9月24日，子公司工作人员一同前往江汉大学系统生物研究院领取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被诉侵权种苗与“苏翠1号”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蒋某某未经许可长期大量生产、繁殖、销售被诉侵权种苗，丑公司的权益。 蒋某某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相同。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 (一)“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权属事实 江苏某科学院系名称为“苏翠1号”、品种权号为CNA20121041.1的梨属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品种权申请日2012年11月22日，授权日2017年5月1日。 2020年2月1日，甲公司作为甲方，江苏某科学院作为乙方，签订了“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技术合同书，约定：乙方以书面资料向甲方许可实施“苏翠1号”梨新品种，乙方向甲方交付栽培技术资料、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复印件等，履行范围为中国除江浙沪地区外该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履行期限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2037年4月30日止；品种实施方式为独家实施许可；首期许可费100万元于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支付，提成费从2024年开始支付；乙方配合甲方进行“苏翠1号”的市场维权及打假活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等。同日，江苏某科学院出具“苏翠1号”梨新品种生产经营权许可，载明：兹将上述“苏翠1号”品种实施许可权100%(除江浙沪外)寅公司，甲公司在国内(除江浙沪外)独家性拥有“苏翠1号”的生产经营权，直至2037年4月30日止，其他任何个人、团体、企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侵权。甲公司卯公司名义进行市场维权的权利。 2020年7月22日，甲公司作为甲方，江苏某科学院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关于《“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双方2020年2月1日签订了“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合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变更条款如下：1．“苏翠1号”实施许可及范围变更为：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独家实施许可。2．增加实施许可费叁拾万元。首付款壹拾万元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第二笔许可费贰拾万元于2021年12月31日前支付，甲方按时汇入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3.乙方拥有的“苏翠”系列品种于“原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内不再对外转让，三年后若乙方对外转让该系列品种，同等条件下甲方拥有优先受让权。4.2021年开始，在“原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每年向乙方提供两万株“苏翠1号”梨苗，按乙方要求时间提供，乙方不另行支付费用。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其他条款按原合同执行。同日，江苏某科学院出具一份“苏翠1号”梨新品种生产经营权许可，载明：兹将该品种实施许可权100%寅公司，甲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内独家拥有“苏翠1号”的生产经营权，直至2037年4月30日止，其他任何个人、团体、企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侵权。甲公司卯公司名义进行市场维权的权利。 2021年2月7日，江苏某科学院出具一份“苏翠1号”梨新品种生产经营权许可，载明：兹将品种权号CNA20121041.1的“苏翠1号”梨新品种实施许可权100%寅公司，甲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内独家拥有“苏翠1号”的生产经营权，直至2037年4月30日止，其他任何个人、团体、企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侵权。甲公司卯公司名义进行市场维权的权利。 2020年3月6日，甲公司向江苏某科学院转账支付100万元，附言：产权费。2020年3月11日，江苏某科学院向甲公司开具金额均为50万元的“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费发票2张。2020年7月31日，甲公司向江苏某科学院转账支付10万元，附言：“苏翠1号”成果实施费。2020年8月12日，江苏某科学院向甲公司开具金额为10万元的技术许可费发票，备注：关于《“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合同的补充协议。2021年12月8日，甲公司向江苏某科学院转账支付2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苏翠1号”成果转让费。2021年12月10日，江苏某科学院向甲公司开具金额为20万元的技术许可费发票，备注：关于《“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合同的补充协议。 2021年12月10日，江苏某科学院作为收货单位，辰公司的种苗验收单上签字盖章，单据载明：“苏翠1号”梨苗667捆×30棵=20010棵，单价10元/棵。 (二)被诉侵权事实 2021年10月9日，河南省桐柏县公证处指派公证人员，巳公司使用微信×××ＰＰAPP与蒋某某的聊天记录、转账信息、相关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等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并于2021年10月16日出具(2021)豫宛桐证内民字第901号公证书。公证书附件显示：2021年1月31日，“Ａ一亩田—蒋先生159＊××＊＊”的微信朋友圈展示了成捆苏翠种苗的照片，2021年10月1日，其微信朋友圈展示了其他品种的照片并附文字“2021年10月1号新鲜的桃胡大量上市，欢迎新老朋友来电咨询，159＊××＊＊”。2021年3月7日，微信昵称“绿色水果”在好友中添加了“Ａ一亩田—蒋先生159＊××＊＊”。2021年3月9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绿色水果”说：“你家苏翠1号咋卖的，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随州客户，买50棵苏翠1号小苗，定杆70厘米，你叫啥名，转款得填名字”，“Ａ一亩田—蒋先生159＊××＊＊”回复称“蒋某某”，当即收下“绿色水果”通过微信转账的150元(转账说明备注“购买苏翠1号50棵”)，并通过韵达快递发货，收件人叶远会，运单号4312＊××＊＊。 2021年3月15日，河南省桐柏县公证处指派公证人员，巳公司在(2021)豫宛桐证内民字第901号公证书记载过程中所购梨苗快递件的收取、栽种、采集、封存、送检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并于2021年10月8日出具(2021)豫宛桐证内民字第946号公证书。公证书记载：2021年3月15日，午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到湖北省随州市随县韵达快递淮河便民服务站收取一个快递件。经公证人员现场观察核对，快递件外包装完整无破损，所附快递单完好，快递单记载收件人叶远会，运单号4312＊××＊＊。当日12时30分，上述人员携带该快递件一同来到位于桐柏县××未公司桐柏基地。在基地厂房外侧搭建的塑料大棚内，基地工作人员打开快递件。经公证人员现场观察，快递件内包裹有一捆树苗50株，从中随机挑选6株树苗栽种在该大棚内。公证人员使用一根完整的塑料绳将已栽种的树苗逐一进行缠绕、捆扎并编号为8861-81，在加盖有“河南省桐柏县公证处”印鉴的封条上签名、标注编号，并将塑料绳捆扎的唯一接头处使用该封条封存，使用透明塑料袋及胶带对封条进行保护。2021年6月18日上午11时20分，公证人员和张某一同再次来到该塑料大棚，发现栽种在大棚内的编号为8861-81的树苗长势良好，捆扎树苗的塑料绳及封条完好，与当初封存时一致。公证人员从上述树苗枝条上摘取了叶片装入已写有对应编号的信封内并使用双面胶将信封密封。当日16时30分，公证人员携带上述采集样本回到公证处，将样本从信封内取出并分装入三个已装有干燥剂的、外部标注编号8861-81的自封口塑料袋内，并分别装入已标注有对应编号的信封内，使用加盖有“河南省桐柏县公证处”印鉴及公证人员签字的封条将信封封口粘贴密封。该三份样品一份用于送往相关机构做梨品种真实性鉴定、一份留存于公证处、申公司保管。2021年8月18日17时50分，顺丰快递人员应约来到公证处，公证人员将编号8861-81和其它共计52份样品以及送检清单1份2页一并放入纸箱内并密封，按照检测机构工作人员预留的收件信息寄出。2021年8月20日，检测机构工作人员李甜甜通过微信告知公证人员，已收到上述送检的样本并将已签收的送检清单通过ＰＤＦ格式发送给公证人员。公证人员使用其手机对上述快递件的收取、梨树苗的栽种、样本的采集以及封装、邮寄送检的过程进行拍照，共取得照片13张，并将3张照片局部放大打印，制作工作记录3份留存于该公证卷宗内。9月24日，午公司员工一同前往江汉大学系统生物研究院，该研究院工作人员李甜甜将编号为Ｎｏ.ＸＴＳＷ＊××＊＊及其它共计52份检验报告一并交给公证人员。编号为Ｎｏ.ＸＴＳＷ＊××＊＊的检验报告载明：检验依据参照《植物品种鉴定ＭＮＰ标记法》(ＧＢ／Ｔ38551-2020)，检验结果及结论为待测样品原编号8861-81，对照样品“苏翠1号”，比较位点数481，差异位点数0，遗传相似度100.00%，为极近似品种或相同品种。 2021年12月30日，河南省桐柏县公证处向甲公司开具金额均为1500元、发票号码分别为12953＊××＊和12953＊××＊的公证费发票共2张。2021年9月27日，江汉大学向甲公司开具金额为10000元的梨品种测试费发票，备注8861-81等10个待测样品编号，甲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测试费1000元。2022年1月14日，某律师事务所甲公司开具金额为3000元的“与蒋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律师费”收据。2022年1月17日，某律师事务所甲公司就本案纠纷一审、二审、执行的诉讼代理事宜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先支付律师费3000元，后期提取本案回款的10%作为律师费。 (三)鉴定机构相关事实 2021年10月9日，河南省桐柏县公证处出具(2021)豫宛桐证内民字第1416号公证书，载明：2021年9月24日上午，午公司员工及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来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的国家果树种质武昌砂梨圃，研究员向公证人员指认种植位置处的两棵果树就是“苏翠1号”梨树，并随机摘取树上若干叶片交给公证人员，封入标注“‘苏翠1号’标样”字样的自封口透明密封袋中。公证人员携带上述“‘苏翠1号’标样”1份，甲公司员工来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的江汉大学的门前，将上述“‘苏翠1号’标样”移交给了江汉大学系统生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2021年10月21日，江苏某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酉公司桐柏基地提供“苏翠1号”梨树样品的情况说明，载明：2020年3月8日，甲公司从江苏某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溧水基地移植了6年生“苏翠1号”梨树4棵、3年生“苏翠1号”梨树16棵，戌公司河南桐柏基地，并于3月10日栽植于该基地，当年成活率100%。我单位提供“苏翠1号”梨树是根据江苏某科学院与甲公司签订的“关于‘苏翠1号’梨新品种实施许可协议”的有关内容，我单位对上述“苏翠1号”梨树的品种真实性负责。 2021年10月21日，江汉大学系统生物研究院出具“苏翠1号”对照样品移交的情况说明，载明：2020年7月1日，亥公司张某送来的“苏翠1号”梨品种的叶片，甲23公司委托的梨品种真实性鉴定的对照样品。采用本单位专利技术(《用于梨品种鉴定的MNP标记位点、引物组合物和试剂盒及其应用》)中记载的MNP标记位点，并按《植物品种鉴定MNP标记法》(GB/T38551-2020)乙24公司送检的“苏翠1号”样品与2021年9月24日桐柏县公证处工作人员高尚送往我院的标有“国家果树种质武昌砂梨圃”的“苏翠1号”叶片进行品种真实性鉴定，鉴定结果表明两样品差异MNP位点为0个。 2021年11月22日，河南省桐柏县公证处出具(2021)豫宛桐证内民字第1448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前面的《关于江汉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院具有梨品种鉴定能力的情况说明》丙25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出示给本公证员的原本相符；所附专业资格证书、毕某书、学士学位证书共6份复印件与张某出示给本公证员加盖有“江汉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院”印鉴的复印件相符。 一审法院认为，“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目前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甲公司与品种权人江苏某科学院签订了“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技术合同书、关于《“苏翠1号”梨新品种独家实施许可》合同的补充协议，江苏某科学院出具了“苏翠1号”梨新品种生产经营权许可等，丁26公司与江苏某科学院之间陆续的转款凭证、发票、种苗验收单等，戊27公司涉案权利来源有效，甲公司享有本案“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的诉权，其诉讼主体适格。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蒋某某是否实施了侵害“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二)如构成侵权，蒋某某应承担何种责任。 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2021)豫宛桐证内民字第901号公证书等公证书系有权机关依法作出，公证过程均系公证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且无相反证据推翻其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可依据公证书的内容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依据(2021)豫宛桐证内民字第901号公证书所记载的事实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定蒋某某实施了生产、繁殖、销售被诉侵权种苗的行为。关于检验报告。江汉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院在本案中出具的检验报告，系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单方自行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个人出具的书面意见，虽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上所称的由人民法院经由司法鉴定程序所获得的鉴定意见，但法律并未排除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对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一般可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鉴定意见的审查规则和准用私文书证的质证规则，结合具体案情，对其证明力进行从严审查。当自行委托取得的书面意见由具有相应资格的机构和人员作出、检测程序合法、对照样品来源可靠、检测方法科学，经质证对方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一般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江汉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院具备检测管理体系和检测实验设备，具有鉴定能力，其主导制定的国家标准ＧＢ／Ｔ38551-2020《植物品种鉴定ＭＮＰ标记法》列明的适用范围虽不包括梨树品种，但该标准载明“其他植物品种鉴定可参考本标准”，案涉编号为Ｎｏ.ＸＴＳＷ＊××＊＊的检验报告亦载明“检验依据参照《植物品种鉴定ＭＮＰ标记法》(ＧＢ／Ｔ38551-2020)”，检验得出待测样品原编号xxx与对照样品“苏翠xxx号”为极近似品种或相同品种的结论，且被诉侵权种苗的取证、送检、领取检验报告等均有公证书佐证，整个过程中被诉侵权种苗的编号是唯一的，故该检验报告符合前述认证条件要求，其检验结论应予采信。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种苗与“苏翠1号”属相同品种，蒋某某未经许可，生产、繁殖、销售侵害了“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的梨苗，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焦点二，辛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被侵权遭受的实际损失或蒋某某因侵权所得利益的情况，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被诉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维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己28公司侵权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6万元。 综上，甲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蒋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并对未销售的侵权种苗进行灭活处理；二、蒋某某于判决庚29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合计6万元；三、辛30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甲公司负担2800元，蒋某某负担3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因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以后，2022年3月1日以前，故本案应适用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综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蒋某某是否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二)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一)蒋某某是否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 蒋某某上诉主张，被诉侵权种苗与“苏翠1号”是不同品种，因同为梨属植物，故基因具有高度相似性。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之规定，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举证证明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本案中，根据(2021)豫宛桐证内民字第901号公证书载明的事实，蒋某某在朋友圈宣传销售“苏翠1号”种苗，在与取证人员的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其销售的种苗名称为“苏翠1号”，并实际销售被诉侵权种苗。由于被诉侵权种苗的名称为“苏翠1号”，且蒋某某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被诉侵权种苗并非“苏翠1号”繁殖材料，故可以推定被诉侵权种苗即为“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 蒋某某上诉还主张，被诉侵权种苗是其自主培育、自繁自用，未对外销售，故不构成侵权。本院认为，蒋某某未提交其自主培育被诉侵权种苗的相关证据，且其在微信朋友圈对外宣传并销售被诉侵权种苗，因此，其前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蒋某某已对外销售被诉侵权种苗，且不能说明被诉侵权种苗的来源，故一审法院认定蒋某某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繁殖、销售“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构成侵权，并无不当。 (二)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第三、四款规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甲公司因被诉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蒋某某亦未提交被诉侵权种苗的种植规模、种植时间、交易数量等有关获利情况的证据，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主体的经营规模等情况，确定蒋某某承担6万元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蒋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霞 审 判 员　杜某 审 判 员　牟 丹 二〇二四年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　董 宁 书 记 员　倪 烁 裁判要点 案号 (2023)最高法知民终1377号 案由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合议庭 审判长：罗某 审判员：杜某、牟丹 法官助理：董宁 裁判日期 2024年2月6日 涉案品种 “苏翠1号”梨植物新品种，品种权号为CNA20121041.1 关键词 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生产；销售 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蒋某某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甲公司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主文：一、蒋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苏翠1号”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并对未销售的侵权种苗进行灭活处理；二、蒋某某于判决庚29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合计6万元；三、辛30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涉案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 法律问题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中名称推定的应用 裁判观点 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如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4修订) 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4修订) 第3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4修订) 第3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修订) 第73条3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修订) 第73条4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2条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6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