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等诉高青县农业局等产品责任纠纷案

甲公司等诉高某农业局等产品责任纠纷案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淄民一终字第4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甲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某。 法定代表人：张某，董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乙公司（以下简称甲23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宁津县。 法定代表人：时春勇，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农业局。住所地：山东省高某。 法定代表人：王某2，局长。 原审被告：刘某2。 上诉人鲁某业、甲23公司因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某人民法院（2011）高民初字第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鲁某业的委托代理人李某，上诉人甲23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某、刘某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王某、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原审被告刘某2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原告鲁某业于丙公司变更而来。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张某同时为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法人代表，与被告王某系同学关系。2、2006年9月30日，原告高某农业局通过被告刘某2将20万元款项转存入被告王某的农行账户。2006年10月份，经被告王某联系被告甲23公司，由其销售给两原告郑某958玉米种子。另，经原审法院查询山东省农业厅的文件显示：2006年4月5日，山东省按照农业部、财政部《2006年专用玉米良种推广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的要求，下达鲁农财字（2006）17号《山东省2006年优质专用玉米良种推广补贴项目实施意见》的通知，把高某列为山东省优质专用玉米良种推广补贴县之一，要求农业部门会同财政部门通过招标确定供种单位，负责本区域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同时，山东省农业厅将郑某958玉米种子列入山东省2006年优质专用玉米良种推广补贴项目玉米品种之一。3、2006年12月6日至2006年12月14日，被告甲23公司派员分6次将种子36万斤运送至高某。原告高某农业局的下属单位高某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孙中海以原告高某农业局的经手人名义分别为送货人出具4份证明，证明收到玉米种5.4万斤、8万斤、5万斤、6万斤的事实，其中，在丁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原告高某农业局的下属单位高某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张军以高某农业局和丙公司的经手人名义为送货人出具1份证明，证明收到玉米种6.6万斤的事实，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原告高某农业局的工作人员张红燕以原告高某农业局的经手人名义为送货人出具1份证明，证明收到玉米种5万斤的事实，并同时代签了孙中海的名字。上述6份证明中的种子单价“1.9元／斤”并非孙中海等人书写，“张玉芬”字眼系被告甲23公司工作人员书写。4、2007年1月23日，己公司以高某农业局、庚公司、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未经其授权许可，擅自生产、加工、销售郑某958玉米种，影响其市场份额、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由将三单位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07）济民三字第39号，案由为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2007年2月7日，张某代表高某农业局、庚公司、高青辛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书，承认已发放的郑某958玉米种子为12万公斤，壬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并保证尚未发放的侵权种子不再向农民发放，己公司收到赔偿款后撤诉。该协议书加盖了高某农业局、庚公司、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印章，张某作为三单位的授权委托人签字。2007年2月10日，己公司收到赔偿款30万元，为高某农业局、山东丙公司（公司）出具收款收据。2007年3月26日，己公司申请撤回对高某农业局、庚公司、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起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书予以准许。2011年11月12日、11月14日，庚公司和高某农业推广中心分别出具证明，称2007年因政府统一供种，两原告从被告王某处购得郑某958玉米种子，帮助种子推广，在推广过程中，癸公司起诉侵植物新品种权而赔偿，赔偿的谈判、和解协议的签订，赔偿款的支付均由两原告办理和支出。5、2011年8月9日，甲23公司持孙中海等人出具的6份证明以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为由将高某农业局和丙公司诉至山东省宁津县人民法院，要求两原告支付36万斤玉米种子加工费余款48.4万元（按照1.9元／斤计算扣除已支付的20万元后余额）。该案因管辖权异议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3日做出（2012）鲁民辖监字第3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由高青法院管辖。2011年8月16日、8月27日、9月21日，原告鲁某业法人代表张某分三次通过电话就甲23公司在宁津县法院起诉问题与被告王某联系，并进行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中，被告王某认可以下事实：被告甲23公司系被告王某通知其向两原告供货，两原告没有与被告甲23公司洽谈种子合同事宜；20万元的种子款系两原告直接支付给被告王某；被告甲23公司与原告鲁某业之间不存在加工合同；原告鲁某业不支付甲23公司种子款的原因在于手续不全，致使丙公司受到损失；己公司起诉后，张某曾找过被告王某，王某通知甲23公司与张某一起去郑州办理郑某958种子手续未果。本案在开庭过程中，证人张某3庭证实，2008年农历年底和2010年秋季，张某曾委托其向王某协商销售郑某958玉米种子赔偿事宜。证人郑某2与张某、王某系同学关系，出庭证明曾受张某委托，于2006年年底向王某索要郑某玉米种的合法手续，并于2008年春和2009年年底向王某索要过赔偿款。6、2011年11月11日，两原告将三被告诉至法院，以被告提供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经济损失为由，要求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子公司的赔偿款3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作为因合同而产生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依据合同关系要求合同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也有权依照侵权法律关系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本案原告选择侵权法律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一）关于两原告与三被告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王某在原告与被告甲23公司之间的种子业务中起联系介绍作用，被告王某也予以认可；虽然被告甲23公司提出异议，但其向原告送玉米种前后通过被告王某收到原告种子款2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应认定其通过被告王某联系了涉案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关于“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合同媒介服务”的规定，被告王某与两原告及被告甲23公司之间应为居间合同关系。在被告王某的介绍联系下，被告甲23公司派员分6次将种子36万斤运送至高某。从被告甲23公司收取的证明或收到条落款看，均有原告“高某农业局”字眼，且有两份加盖原告鲁某业财务专用章，应认定双方存在种子业务关系。结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鲁民辖监字第36-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争议涉及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关系内容不具备加工承揽法律关系特征”的意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应认定双方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高某农业局通过被告刘某2将20万元种子款打入被告王某农行账户的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支票和存款凭条予以证实，且被告王某并无异议，予以确认；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关于“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规定，应认定原告高某农业局与被告刘某2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原告高某农业局作为玉米良种推广补贴项目的组织实施部门，与原告鲁某业同为玉米种子买受人和种子款付款人，在其认为玉米种子存在质量缺陷并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选择提起侵权诉讼，并有权向销售者和居间人主张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两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三）关于两原告是否因推广郑某958玉米种子而造成损失的问题。己公司起诉后，与丑公司、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达成的和解协议均由原告鲁某业的法人代表张某签订，己公司收取的30万元赔偿款最终由两原告实际支付的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和解协议及收款收据等证据可以证实，予以确认。结合张某同时兼任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法人代表的事实，寅公司、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认可在帮助两原告推广郑某958玉米种子过程中被起诉而由两原告支付赔偿款的事实，可以认定，两原告在推广郑某958玉米种子过程中构成植物新品种侵权而造成损失。（四）关于原告推广的郑某958玉米种子是否与被告甲23公司存在关联的问题。被告甲23公司经被告王某联系介绍将36万斤郑某958玉米种子销售给两原告的事实，由被告王某书写的证明和被告甲23公司持有的收据相互印证，予以确认。首先，从种子数量和时间上分析，存在关联的合理性：卯公司、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因发放郑某辰公司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时间为2007年1月25日，已发放的种子数量为24万斤（12万公斤）且尚有未发放的种子，而两原告收到玉米种子36万斤的时间为2006年12月6日至14日。其次，从证据上分析，存在关联的确定性：两原告在推广销售郑某958玉米种子过程中，因未巳公司起诉后，被告王某认可“张某曾打过电话，说甲23公司提供的种子出事了，午公司起诉，要求我找甲23公司索要品种授权证明，我就让他直接联系甲23公司处理”的事实。因此，原告发放的郑某958玉米种子来源于被告王某联系介绍的被告甲23公司。（五）三被告是否应对原告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作为因合同引起的产品责任纠纷，应符合一般侵权民事责任构成四要件的要求：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加害人存在过错、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甲23公司作为种子销售方在销售种子时未提供合法的权利证明将存在该缺陷的假种子销售给两原告，主观上存在过错，客未公司而造成损失，符合产品责任纠纷的构成要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因销售者的过错致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告甲23公司应对两原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被告王某作为居间人，没有如实向两原告告知种子没有合法权利证明的事实，主观上存在过错，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王某也应对两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关于“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王某、甲23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刘某2作为委托付款人，对于两原告的损失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两原告收到种子后，在尚未取得权利证明的情况下，申公司、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放郑某958玉米种子，主观上存在一定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可以适当减轻被告王某和甲23公司的赔偿责任。（六）关于被告王某和甲23公司对原告赔偿金额的认定问题。酉公司的赔偿款30万元部分，虽然属于原告通过和解方式所支付，但按照被告甲23公司认可的1.90元／斤价格标准计算，已发放的24万斤玉米种子的总价款为45.6万元，按照30万元标准达成协议并支付应在公平合理的范围之内。因此，原告将该30万元作为损失额计算并无不当。因原告及被告王某、甲23公司对该30万元的损失，均存在过错，根据公平原则，酌情认定被告王某、甲23公司在三分之二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支付20万元赔偿费。因种子使用者主要是指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及使用种子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如农场、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并不包含种子推广者和销售者，对于原告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规定，要求把原告已支付的种子款20万元纳入赔偿范围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可另行通过合同违约之诉，另行向某主张权利。（七）关于原告诉讼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作为产品责任纠纷，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计算。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人郑某2、张军均出庭证明自2008年年底、2009年年底、2010年秋多次向某王某索要赔偿，诉讼时效因此而中断。原告于2011年11月11日提起诉讼向某王某主张权利，并未超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规定，原告向某甲23公司主张权利，也未超诉讼时效。因此，对于被告甲23公司辩称，原告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因种子质量问题主张被告王某、甲23公司赔偿20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对于被告甲23公司辩称原告的损失与其无关的理由，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被告王某、刘某2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四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戌公司亥公司、高某农业局经济损失2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王某甲23公司赔偿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乙24公司、高某农业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00元，丙25公司、高某农业局负担5280.00元，由被告王某、乙公司负担3520.00元；申请保全费3020.00元，丙25公司、高某农业局负担1812.00元，由被告王某、乙公司负担1208.00元。 丙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甲23公司赔偿上诉人鲁某业经济损失50万元，一、二审费用及保全费由上诉人甲23公司负担。理由如下：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从上诉人甲23公司处购买了郑某958玉米种，在使用过程中，因上诉人甲23公司提供的产品有严重质量缺陷致使上诉人鲁某业及高某农业局赔偿他人经济损失30万元及种款损失20万元，上诉人鲁某业认为上述损失均应由上诉人甲23公司承担，因为上诉人鲁某业未收到权利证书就发放种子的行为主观上并无过错，其行为与30万元之间的经济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不应由上诉人鲁某业对此承担过错责任。原审法院对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是否是种子使用者的问题认定错误。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在本案中具有“准种子种植者”的身份，且上诉人甲23公司销售假种子，因此，根据《种子法》及《侵权法》，上诉人甲23公司应当对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的种子款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甲23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甲23公司认为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在本案中应当自行承担全部的损失。（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各当事人承担的品种侵权责任，并非因为购买“郑某958”玉米种，而是因为未经品种权人授权，擅自包装、销售。上诉人甲23公司有理由怀疑上诉人鲁某业与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销售的“郑某958”种子是（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各当事人自己生产的。即使假定（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涉案的“郑某958”玉米种子是从他人处购买，依法也可以免除出卖人依法应当承担的关于植物品种权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上诉人鲁某业与高某农业局不符合种子使用者的身份定义，不适用《种子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上诉人鲁某业认为甲23公司销售假种子，其要求上诉人甲23公司承担产品质量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上诉人甲23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对上诉人甲23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上诉人鲁某业不具有本案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上诉人鲁某业既不是（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的当事人，不也是2007年2月7日各方就上述案件达成的《和解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其与（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以及2007年2月7日的《和解协议书》无直接利害关系。二、（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涉案玉米种侵犯“郑某958”玉米杂交种植物新品种引起的赔偿与甲23公司没有利害关系，高某农业局、丙公司无权向上诉人甲23公司追偿。因为既不存在丙公司及高某农业局向甲23公司购买“郑某958”玉米种的事实，也无证据证明（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中涉案的玉米种是从甲23公司购买。三、鉴于包括高某农业局在内的（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各被告在购进涉案的所谓“郑某958”玉米种时，已经明知第三人依法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因此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免除上诉人甲23公司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四、（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各被告未依法履行种子进货审查的法定义务，其自身行为是违法的，侵犯了“郑某958”玉米杂交品种种权人的合法权益，其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五、（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系各方当事人和解结案，《和解协议书》只约束协议各方当事人，对他人没有约束力。六、《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上诉人鲁某业起诉时，已经超过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原审法院采信的证人证言因证人与高某农业局、丙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未得到王某的证实，不足为凭。且没有证据证明王某与甲23公司有“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原审判决王某与上诉人甲23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因此，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认定本案上诉人鲁某业起诉上诉人甲23公司未过法定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七、因上诉人甲23公司出卖给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的玉米种不是“郑某958”玉米种，因此，其无法为其出具该玉米品种的品质检验证书、原产地证明书的相关资料。（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高某农业局、高某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庚公司是由于“未经授权许可，擅自生产、加工、销售郑某958玉米杂交种”，侵犯了相关权益人的权益，进而对其进行的赔偿，而不是因为玉米种子的质量有缺陷，因此，（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的处理不能支持本案中高某农业局、丙公司关于产品质量责任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鲁某业针对上诉人甲23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上诉人甲23公司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与其原审时的答辩理由一致，其上诉事实与理由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亦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推理亦不符合逻辑，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上诉人王某未交纳上诉费亦未出庭应诉。 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原审被告刘某2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王某出具的证明、甲23公司在宁津县法院的起诉及收货证明、省高院的裁定书、20万元支票及收款收据、电话录音、丁26公司的诉讼材料及和解协议和收款收据、公司证明、证人证言、法院的调查笔录、农业厅的文件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上诉人甲23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当向上诉人鲁某业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上诉人甲23公司认为上诉人鲁某业不具备本案的原审原告主体资格。二是（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的涉案“郑某958”玉米种种源与上诉人甲23公司无关，即使上述玉米种来源于上诉人甲23公司，根据法律规定也应免除上诉人甲23公司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且上述案件系各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结案，和解协议的内容只能约束案件当事人，对他人无约束力，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无权依照《和解协议书》的内容要求上诉人甲23公司承担责任。三是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上诉人鲁某业是否具有主体资格的问题。上诉人甲23公司认为上诉人鲁某业既不是（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的当事人，也不是2007年2月7日各方就该案达成的《和解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其与上述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其以在上述案件中承担责任为由起诉上诉人甲23公司不当，其不具有本案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戊27公司主张，己28公司改制而来，虽然（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未列上诉人鲁某业为当事人，但购买涉案种子及在上述案件中承担责任的主体实为丙公司，且各当事人在一审时提交的种子收到条、民事起诉状、录音资料、证人证言、法院的调查笔录、向德农种业赔款30万元的收款收据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在2006年向上诉人甲23公司购买种子以及赔偿德农种业30万元损失的主体之一即为本案的上诉人鲁某业，因此，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审原告起诉上诉人甲23公司，主体适格，上诉人甲23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的侵权玉米种种源是否来源于上诉人甲23公司的问题。虽然上诉人甲23公司与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之间无书面的种子买卖合同，但根据原审时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甲23公司经王某联系介绍，将36万斤“郑某958”玉米种销售给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虽然二审时上诉人甲23公司主张其卖给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的玉米种不是“郑某958”玉米种，但根据《种子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种子经营者应当建立种子经营档案，载明种子来源、加工、贮藏、运输和质量检测各个环节的简要说明及责任人、销售去向等内容”，因此，上诉人甲23公司应当负有举证证明其卖于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何种玉米种的义务，现其不能提供卖于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何种玉米种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是否应当免除上诉人甲23公司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上诉人甲23公司作为种子的经营者，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其对种子的来源、加工、贮藏等均具有说明义务，根据此项法律规定，种子的经营者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对自己出卖的种子负有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而非免除此项义务。关于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甲23公司根据（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各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书》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金数额是否恰当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甲23公司自认的种子价格计算，已发放的24万斤玉米种子的总价款为45.6万元，根据上述标准，《和解协议书》达成的赔偿标准30万元在公平合理的范围之内，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的诉讼请求，以此为依据认定损失未加重上诉人甲23公司的赔偿义务，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甲23公司认为（2007）济民三初字第39号案件中的涉案“郑某958”玉米种种源与其无关，即使上述玉米种来源于上诉人甲23公司，根据法律规定也应免除其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且上述案件系各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结案，和解协议的内容只能约束案件当事人，对他人无约束力，上诉人鲁某业及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无权依照《和解协议书》的内容要求上诉人甲23公司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审法院已做详尽的阐明，其对王某系居间人的认定并无不当，王某已自愿撤回其上诉，视为其服从原审判决。故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认定上诉人鲁某业、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上诉人甲23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庚29公司赔偿的30万元损失承担过错责任，以及其是否有权向上诉人甲23公司要求20万元种子款的问题。上诉人鲁某业与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在未取得任何权利证明的情况下，擅自生产、加工、销售“郑某958”玉米种，侵犯了“郑某958”玉米种权利人的植物新品种权，并给其造成了实际损失，因此，其擅自生产、加工、销售的侵权行为在客观上与30万元的经济损失有直接联系，在主观上具有过错，原审判决根据公平原则，判令由其承担三分之一的损失并无不当。根据上诉人鲁某业在涉案种子的购买及销售过程中的行为和作用，原审法院认定其不符合种子使用者的身份，认定准确，因此，其按照《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要求上诉人甲23公司赔偿其购种价款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鲁某业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 上诉人王某提起上诉后，未交纳上诉费亦未出庭应诉，视为其自愿撤回上诉。被上诉人高某农业局、原审被告刘某2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辛30公司负担3480.00元，壬31公司负担23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静 代理审判员　　庞某 代理审判员　　张某4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敬波 本案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1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2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4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 第13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 第14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119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