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甲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

高甲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鄂民终10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乙公司，经营地址武汉市硚口区某地，经营者姚利娜。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丙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某，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高某因与被丁公司（以下简称卯公司），戊公司（以下简称戊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2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袁某，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2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某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253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辛公司、戊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戊公司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即销售同种样式的棋壬公司在癸公司等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戊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四及证据六的认定自相矛盾，子公司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存疑。另外，一审法院以戊公司单方制作的编号为xxx的销售丑公司寅公司被控侵权产品有误。2、一审法院在认定“郑某向马红军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时间早于高某受让取得涉案专利的时间及涉案专利申请日的时间”等事实错误的前提下，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高某的上诉请求。 卯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辰公司在专利申请前销售同款样式的棋篓产品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证据四与证据六的认定正确。2、卯公司提交的证据巳公司，一审法院在不违背常理的情形下，适当运用推理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高某的全部上诉请求。 戊公司辩称：2007年，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3营的义乌市无极棋牌厂就开始生产、销售与专利产品样式相同的产品，因为当时觉得涉案专利没有多大价值，所以没有申请专利。后来义乌市无极棋牌厂的一个员工到邵焕年处工作并与其合作，申请了涉案专利。另外，即使高某取得了涉案专利，其也无权针对专利申请之前的生产、销售行为提起诉讼。 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卯公司、戊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侵犯棋子篓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ＺＬ20113011××××.6）的侵权产品；2、卯公司、戊公司赔偿高某经济损失12万元（人民币，下同）；3、卯公司、戊公司赔偿高某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购买侵权产品费、律师费、公证费等合理费用共4740元；4、卯公司、戊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午公司停止生产侵权产品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0日，邵焕年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名为“围棋篓”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并于2011年9月28日获得授权，专利权人为邵焕年，专利号为ＺＬ20113011××××.6。该专利由2个组件组成，组件1为盖子，组件2为围棋篓主体。该专利整体呈酒坛形，由细条状编织材料编成，其中盖子为圆形且顶部呈圆弧拱起，编织体的走向由正中间的圆形向外呈同心圆图案和辐射状图案扩展，最外围的圆形边沿明显凸起；围棋篓主体的直径上宽下窄，表面有若干横向及竖向的条纹整齐排布，最底部外围的圆形边沿明显凸起。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14年4月29日出具的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记载，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未发现存在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缺陷。至本案诉讼期间，涉案专利处于有效状态。2014年6月18日，邵焕年与高某签订专利转让合同，约定将涉案专利转让给高某，转让费用28万元，并约定在合同签订时一次性付清。2014年7月3日，高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请求变更专利权人为高某。2014年8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手续合格通知书（发文序号：【账号已隐去】），准予变更。但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中未就转让之前的侵权行为维权权利由谁行使作出约定，高某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支付28万元转让费的相关凭证。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高某提交邵焕年同意由其对专利权转让前发生的侵权行为一并提起诉讼的授权文件，但高某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提交。 2014年12月25日，高某委托林飞向武汉市黄鹤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同日上午10时15分许，公证员李长青和公证员助理严军随同林飞来到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某地的商铺（商铺招牌标有“永佳体育”字样），林飞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该商铺购买了“云子围棋”二副，并取得盖有“乙公司”印鉴、号码为xxx的收据一张。购买行为结束后，林飞对该商铺的招牌进行了拍照，并随同公证员李长青和公证员助理严军将购买的商品带回公证处，林飞对所购物品进行了拍照。所购商品由公证员粘贴封条封存后交由林飞保管。就上述保全证据公证过程，黄鹤公证处于2015年1月20日出具了（2014）鄂黄鹤内证字第15117号公证书。公证书随附的收据上记载销货数量两件，单价每副12元。该两副被控侵权的围棋篓由盖子和围棋篓主体组成，整体呈酒坛形并呈细条状编织体编织构造；其中盖子为圆形且顶部呈圆弧拱起，编织体的走向由正中间的圆形向外呈同心圆图案和辐射状图案扩展，最外围的圆形边沿明显凸起；围棋篓主体的直径上宽下窄，表面有若干横向及竖向的条纹整齐排布，最底部外围的圆形边沿明显凸起。在被控侵权围棋篓盖子上粘贴有产品标签，标签上有“无极棋联”标识和“丙公司”名称，但没有标注生产日期。 另查明：卯公司系姚利娜与其丈夫马红军共同经营，未公司成立日期为2013年3月20日，经营范围为体育用品及器材、文化用品销售。卯公司成立之前，马红申公司（以下简称癸公司）从事文体用品经营。卯公司成立时，癸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戊公司登记注册时间为2011年4月12日，投资人为郑某、王李仙，登记经营范围为玩具、文化用品、体育样品、工艺品批发。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工商登记信息表显示，酉公司前曾开办有义乌市无极棋牌厂，该厂注册成立于2009年11月25日，登记经营范围为棋牌组装、加工。2011年3月18日，无极棋牌厂办理了注销登记，但戌公司使用。 卯公司提交的义乌市无极棋牌厂销售清单（No0051210）记载，马红军在2011年3月19日向无极棋牌厂订购了六种型号的围棋产品，其中货号为“YZ-001”、产品名称为“仿竹云子”的产品12副，进货单价59元。卯公司、戊公司述称销售清单所载“YZ-001”仿竹云子的棋篓即本案被控侵权的棋篓，销售清单系郑某在本案诉讼后根亥公司甲23公司。戊公司另述称被控侵权围棋篓系从案外人赵莲英处采购，其提交的郑某本人的记账本记载，郑某在2011年1月28日、9月14日曾采购“竹编盒”各1000个，单价4元；在2012年7月20日、10月18日、11月16日曾采购“深黄色围棋盒”各1000个，单价3.5元；在2011年的记账本中有“9.7号转农赵4万元”，“9.10号转建赵2万元”字样。案外人赵莲英系浦江县盛红工艺品厂的经营者，该厂登记注册成立日期为2009年5月25日，登记经营范围为工艺品的制造、销售。乙24公司提交的“义乌市无极棋牌厂销售清单”（2010年-2013年）记载，该厂在2010年即向案外人杜建国等销售过包括“WQ-102”塑子草编围棋在内的多款棋类产品。戊公司述称“WQ-102”围棋的棋篓与被控侵权“YZ-001”围棋的棋篓为同款，只是因棋篓内放置的棋子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货号代称。高某为办理本案维权事项支出了公证费1000元、律师费3000元、购买被控侵权产品费用24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某是否享有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卯公司戊公司的行为是否侵害本案专利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根据高某与邵焕年签订的专利转让合同及国家知识产权局2014年8月5日核发的手续合格通知书的记载，本案专利权已由邵焕年转让给高某并在专利公报上予以了公告，因此高某作为受让人有权对受让取得本案专利权之后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出具的（2014）鄂黄鹤内证字第15117号公证书证实，卯公司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该时间在高某取得本案专利权之后，丙25公司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提起诉讼。 但高某是丁26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戊27公司生产、销售以及上述生产、销售行为是否发生在高某受让取得本案专利权之后。从高某举证情况看，己28公司的标签，庚29公司，但由于该被控侵权产品及标签上并没有标注具体的生产日期，戊公司也只是从事棋类产品的批发经营，并不具体生产棋类产品，不能由此直接推断该产辛30公司壬31公司。相反，癸32公司戊公司有关被控侵权产品销售及流转情况的陈述分析，戊公司子33公司之前即开办无极棋牌厂经营棋牌产品，丑34公司登记设立之前，其经寅35公司从事体育用品经营，上述主体在实际经营上具有继承和延续的关系，卯公司戊公司卯36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4用无极字号经营期辰37公司的陈述，与上述主体之间的继受关系相吻合。至于郑某向马红军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具体时间，卯公司提供的20巳38公司事后补开，但该销售清单记载有多种型号产品以及每个产品的订货数量、价格，从生活常理和市场交易习惯推断，郑某在未实际午39公司补开包括多种规格型号产品的订货单，显然与经营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惯常做法相悖，也与常理不符。而郑某个人记账本上有关2011年1月28日采购1000个竹编盒的记载，可以印证其向马红军销售被控侵权围棋篓的真实性。再者，卯公司戊公司当庭认可该销售清单系事后补开，未40公司戊公司并非意图通过事后伪造证据来免除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综合以上分析，申41公司戊公司有关侵权产品销售流转之陈述的情况下，对被控侵权产品系郑某在2011年3月19日销售给马红军之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酉42公司注册成立时间不符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无极棋牌厂的工商登记信息上明确记载“无极”戌43公司使用，郑亥44公司甲45公司的标贴亦不违背事理，对高某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从该条规定看，外观设计专利权要禁止的是在专利授权以后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制造、销售、许诺销售及进口专利产品，对专利授权以前发生的行为并无溯及力，他人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如发生在权利人取得专利权之前，并不构成对专利权的侵犯。本案中，虽然被控侵权围棋篓与本案授权设计属于相同产品，且采用的设计与授权设计相同，但郑某向马红军销售被控侵权产品时间早于高某受让取得本案专利权的时间，也早于本案专利申请日，乙46公司侵犯本案专利权。同时，因被控侵权产品系马红军在本案专利申请日前采购，卯公司销售马红军采购的产品亦不构成对本案专利权的侵犯。丙47公司戊公司提出的其他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再予以审查。 综上，丁48公司经营者郑戊49公司经营者姚利娜的丈夫马红军，卯公司戊公司的行为并不构成对本案专利权的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795元，由高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卯公司戊公司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侵害专利号为ＺＬ20113011××××.6的外观设计专利权。 本案中，高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卯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销售了被控侵权产品“云子围棋”，被控侵权产品的标签上有“无极棋联”标识及“丙公司”名称。戊公司辩称，被控侵权产品系郑某于2011年3月19日销售给马红军，该时间早于高某受让取得涉案专利的时间，也早于涉案专利申请日，己50公司不构成侵权。戊公司的该抗辩理由能否成立，庚51公司辛52公司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查明，壬53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9年11月25日开办义乌市无极棋牌厂，2011年3月18日，无极棋牌厂办理了注销登记，戌公司使用。2011年4月12日，戊公司登记注册成立。癸54公司登记的经营者姚利娜的丈夫，子55公司，该商行成立日期为2013年3月20日，经营范围为体育用品及器材、文化用品销售。丑56公司成立之前，寅57公司从事文体用品经营，癸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从上述事实来看，卯58公司辛52公司之间在经营上有密切的承继关系，符合市场经营主体变更的通常规律，戊公司的陈述相一致。其次，卯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戊公司的编号为xxx的销售清单，该销售清单载明2011年3月19日马红军从义乌市无极棋牌厂购进了“仿竹云子”产品。该销售清单虽为事后补开，但从清单上记载的部分产品的货号及名称等信息来看，戊公司一审时提交的义乌市无极棋牌厂的销售清单上记载的相关产品的货号及名称能够相互印证，同时也与郑某提交的记帐本上有关2011年1月28日采购1000个竹编盒的信息相互吻合。最后，从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来看，郑某作为长期从事销售的经营者，其在未实际午39公司补开包括多种规格型号产品的销售清单，也与经营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惯常做法相悖。综上，在高某未提交相反证据否定2011年3月19日郑某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给马红军的情形下，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本院对郑某于2011年3月19日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给马红军的事实予以确认。由于该时间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时间2011年5月10日，辰59公司巳60公司提起侵权之诉。午61公司所销售的产品非侵权产品，卯公司的销售行为亦不构成侵权。至于高某在上诉状提到的一审法院对于戊公司提交的证据四与证据六的认定自相矛盾的问题，本院认为，未62公司提交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相同，均为申63公司即对外销售同款围棋篓，但一审法院根据两份证据的内容、与本案的关联程度及证明效力，对两份证据分别作出认定，最终采信证据四而未采信证据六，并无不当，高某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95元，由上诉人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文某 审判员　　张　浩 审判员　　毛某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