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某与吴晓波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上诉案——传记类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的考量因素

柳某与吴某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上诉案 ——传记类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的考量因素 【裁判要旨】传记类文学作品的著作权权属认定可以参照适用自传体作品权属的法律认定标准，即通过约定来确定著作权人。此外，还可以采用依据署名以及合作作者的相关规定来确定权属。判定传记类文学作品的侵权问题应该严格依据作品具备独创性和作品是能够被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进行具体分析。 【案号】一审：（2010）东民初字第04667号　二审：（2012）二中民终字第03449号 [案情] 原告：柳某。 被告：吴某。 被告：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 被告：乙公司丙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 本案是由以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生平、经历为写作题材的两本传记类文学作品所引发的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本案原告柳某2立创作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论—吴敬琏》于2002年1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原告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2010年2月，甲公司出版发行了由被告吴某署名的《吴敬琏传—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丁公司戊公司及网络均有销售。原告经过比对，发现被告图书剽窃了原告图书以及原告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三篇文章—“布鲁斯：东欧来风”、“奥塔·锡克：布拉格之风”、“吴敬琏：夯实基础”的内容。 故原告诉至法院，主张被告吴某作为知名作家，未经许可使用原告作品，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和发行权，甲公司丙公司出版、销售涉案图书的行为，亦侵犯其著作权。己公司停止侵权，庚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并要求被告吴某就侵权行为向其登报致歉。 [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图书和被告图书均系以特定人物吴敬琏为对象的传记作品，但并不属于自传体作品。在传主吴敬琏与原告柳某、被告吴某之间无著作权权属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因此，原告柳某系原告图书的作者，被告吴某系被告图书的作者，依法各自享有对其创作图书的著作权。同时，原告柳某3享有《经济观察报》所登载的三篇涉案文章的著作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图书的诉争内容是否构成对原告图书及涉案文章的剽窃。本院根据原告柳某4主张的剽窃类型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关某告柳某4主张的首度披露资料和其他文献剽窃的问题。该部分文献资料系原告柳某在其图书中引用的他人文章、发言、信件等资料，并非由原告柳某5作，原告柳某6该部分文献资料并不享有著作权，也无权排斥他人对于上述文献资料的使用。且从创作过程来看，原告柳某和被告吴某均对传主本人进行了深入采访，传主对两人的创作均提供了口述素材和一定的资料。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图书使用诉争文献资料并未构成对原告图书的剽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原告柳某在引用诉争文献资料时做出引注，被告吴某在使用上述资料时并未做出引注，从创作规范性的角度来看，应当指出被告图书使用文献资料的规范性存在欠缺。 其次，关某告柳某4主张的篇章结构剽窃的问题。原告所主张的篇章结构抄袭部分主要集中在传主吴敬琏的家庭背景和少年成长过程的撰写。由于传记类作品的写作一般来说有一定的规律性，从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篇章结构的写作思路来看，本质上属于思想范畴，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故不构成剽窃。 最后，关某告柳某7张的原创作品剽窃的问题。本院在原、被告图书比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比对。根据原告柳某的比对表及被告吴某提供的相应证据，本院的比对结果从局部和整体两个角度进行判断。从局部角度来看，原告柳某7张的32处涉嫌剽窃的内容，部分内容双方的表达并不相同，故不能构成剽窃；部分内容系原告柳某8自他人的文章或对他人话语的直接引用，原告柳某9权主张著作权。部分内容的表达相同或者相似，但该部分内容系有第三方来源，故不能构成剽窃。部分内容的表达相同或者相似，但所记载内容为历史事实，表达具有有限性，或者所记载内容为传主的家事、生平经历、会议发言及学术观点，与传主本人的口述密切相关，表达具有有限性。从整体上来看，原告图书和被告图书是对传主吴敬琏所撰写的传记，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均涉及对传主成长经历和学术思想的描述。且传主吴敬琏在原告柳某和被告吴某创作过程中均做出了口述、提供了资料，并且均在创作完成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基于同一位传主的传记作品，原告柳某和被告吴某在创作过程中均付出了辛勤劳动，但对于同一传主的传记作品，不可避免对于同一事件和同一观点进行记载，这亦是由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从整体图书的比对来看，被告图书不构成对原告图书的剽窃。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依照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判决驳回原告柳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告柳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传记类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大类别，包含有区别于其他普通传记作品的自传体作品。司法实践中对传记类作品性质的认定、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较多争议，而本案的审理过程可谓是层层抽丝剥茧、还原作品本质属性进而就权属及侵权问题进行准确认定的良好范本。笔者认为，对于传记类文学作品的审理应把握以下思路：第一，合理判断作品属性，厘清权属判定的思路；第二，严格依据作品特征，明确侵权认定的标准和考量因素。下文将就以上两点逐一阐述。 一、传记类文学作品的属性及权属判定思路 广义的传记类文学作品，是指以特定人的生平、经历为写作题材，体现了该特定人的思想认识和本人意志抑或借以体现其他对本作品完成具有直接智力创造活动的人的思想认识或意志，由该特定人署名或该特定人以外的其他对该作品的完成具有直接创造性劳动的人员署名的作品。自传体作品作为传记类文学作品中的一类，是指以特定人的生平、经历为写作题材，以第一人称叙述，由该特定人署名的一种传记文学作品。相较于广义的传记类文学作品，自传体作品又具有其独特的属性：通篇以第一人称叙述；全部著作体现了被传记人的思想认识和本人意志，具有纪实性；传记书稿经被传记人修改和审阅认可；由被传记人一人署名。自传体文学作品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而有别于广义的传记类文学作品，在司法实践中值得高度关注并谨慎把握。 对于自传体作品的权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当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从法条中不难看出，对于自传体作品，我国法律尊重传主与执笔人之间的权利约定，只有在无约定的情况下，著作权才由传主本人享有，同时，法律也授予了执笔人或整理人获得报酬的权利机会。而对于广义的传记类文学作品权属问题，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没有予以规定。 笔者认为，自传体作品系传记类文学作品的一种，因此，在对广义的传记类文学作品著作权权属的认定上，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合理平衡保护传主本人和执笔人享有的合法权利。具体来说，可以遵循以下三种判定标准：1．依约定确定权属。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自传体作品权属认定的方法，即传主与执笔人之间就著作权权属问题的约定能够直接决定传记类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归属。2.依署名确定权属。传记类文学作品虽有其特殊属性，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在传主和执笔人无约定权属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著作权法关于作品权利归属的规定，即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3．参照适用合作作品权属的规定。传记类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往往是传主本人进行口述并提供资料和线索，再由执笔人进行整理、分类和集中撰写，缺少任何一方的配合，传记作品都无法创作完成并最终付梓。况且对于初步成稿的作品，一般需要得到传主本人的校阅、修改和审核。从这种有别于简单个人创作的创作过程来看，传主和执笔人均对作品的完成付出了辛勤劳动，可以参照著作权法对于合作作品权属的规定，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二、传记类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的考量因素与判定标准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作品的定义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一般说来，要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具备以下两个要件：一是具备独创性，二是能够被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即只有具有独创性的外在表达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传记类文学作品虽然有其自身的显著特性，但归根结底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因此对传记类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的考量应该回归其初始作品属性，并结合其自身特性进行判定。 1对传记类文学作品独创性的考量。独创性，是指一部作品是经过作者独立创作产生的，是作者独立构思的产物，而不是对已有作品的抄袭。具体到传记类文学作品，由于传记类作品均为以特定人物生平及经历为写作素材，故在部分内容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似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认定这种相似构成抄袭和剽窃，从而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呢？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判定，应该先回归到作品独创性的基本属性，全面理解独创性的要求，再就传记类作品的特殊性进行考量。 首先，独创性不要求作品必须是首创的、前所未有的，即使该作品与已有作品相似，只要该作品是作者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而独立创作产生的，也具备独创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因此，不能简单因为两本传记类文学作品在部分内容上构成相似即认定有抄袭之嫌，而要具体分析该相似内容的出处、来源以及撰写过程中可资借鉴的公共资源并加以综合判断。其次，任何人只能就自己独创的内容主张著作权保护。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即使被告的成果与原告作品实质性相似，但若被告能够举证证明该部分并非由原告独创，而是源于第三人，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就不能成立。传记类作品素材的来源可以涵盖特定人物的家事、生平经历、会议发言、学术观点、信件内容、文献资料、历史事实等，而对于这些素材的采集，不同的执笔人都可以通过对传主本人的实地采访、搜索并查阅相关典籍、借鉴前人著述中的相关内容抑或传主主动提供、亲自修订来获取。基于此，在审判实践中，对于传记类文学作品涉及相似的部分内容，应着重审查其出处是否具有唯一性。对于出处不具有唯一性，可以通过其他公知手段获取，被告方某上也采取了一定的搜集手段和方法来获取的资料，故不宜认定构成抄袭。 2.对传记类文学作品思想与表达的考量。众所周知，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不是作品所体现的主题、思想、思路、观念、构思等，而是作者以文字、音乐、美术等各种有形的方式对这些主题、思想、思路的具体表达或表现。由于传记类文学作品的写作具有自身的特点，通常都是按照传主的生平时间为序，以传主个人成长经历作为主线，因此在篇章结构上可能会有相似。此外，传记类文学作品对传主生平的回顾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历史事件的表述，那么，对于这种篇章结构上的相似和历史事件表述的雷同，是否应认定构成抄袭和剽窃，从而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回归到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保护要件—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能够被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 首先，应严格划清思想和表达的界限，对于不属于表达范畴的思想应不予保护。传记类文学作品的执笔人通常选择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篇章结构，实质上无论是顺叙、倒叙抑或插叙的写法，都属于执笔人个人的写作思路，本质上属于思想范畴，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原告就篇章布局上的相似来主张被告剽窃，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应充分考虑混合原则在传记类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判定中的适用。基于表达有限性的制约，如果某种思想只有一种或者极其有限的几种表达，对于这种情形的处理只能将其归为不受保护的思想系列，否则就会造成对于表达的不合理垄断。具体到传记类文学作品中来，常会涉及传主的生平事迹以及众多历史事件的描述，此类描述具备较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需要众多的个人见解，只是对于事件的机械陈述，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表达的有限性。法院在审理时，常会运用著作权法中的混合原则来判定此类内容上的相似是基于表达的有限性，从而不认定为抄袭。 刘虹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1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1条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1条4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