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甲公司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潘甲公司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粤0604民初29211号 原告：潘某。 被告：乙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某地某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4Ｘ。 法定代表人：陈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潘某丙公司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4月1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某、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张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和被告签订的《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2012年4月16日版和2012年6月1日版二份合同）；2.被告按照《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向原告支付从2012年到解除合同之日止的分成；3.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被告一直没有按合同履行相关的义务，使合同的最终目的无法实现。更为恶劣的是被告不按合同约定打击他人非法侵犯《红尘情歌》的著作权。这已经违反原告签订转让合同时的初衷，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欺诈行为。一、被告从合同订立之初就给原告下圈套，存在缔约过失。（一）被告假借公证以后好向外界提供合约，私下却擅自篡改合同。2012年4月16日，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2012年5月31日，丁公司经理秘书何秀霞在QQ上通知我，说要去顺德在公证员面前签订合同，我说：“合同不是签过了吗，为何还要签啊？"何秀霞说：“这样以后不用再让作者露脸去认证合同呀，……"2017年原告另案起诉腾讯公司时，被告向某提交的证据就是这个公证过的《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原告仔细一看，当时当场签订的合同是被篡改过的，和2012年4月16日签订的《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有些条款不一样。最后拿这份合同来对付原告，因此，一开始被告就设计了圈套，诱骗原告上当。（二）被告违反《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第十条“双方均应维护合约内容的保密，不得公开给第三者知道"。2017年原告潘某在南宁市青秀区法院起诉深圳腾讯公司，腾讯公司向某提交涉案《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作为证据，因此，被告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违约将合同泄露给第三者。（三）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存在根本违约。原告一忍再忍，忍到一无所有。1、被告没有履行第四、第五条款。联合第三方传播盗版。原告起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时，被告向某2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提供不真实的证据，误导人民法院做出歌曲《红尘情歌》的著作权全部转让给被告的错误判决(事实仅是部分转让)，被告严某反了《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和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的最终目的。按合同约定，原告独家拥有歌曲《红尘情歌》女声版的著作权。2、被告没有履行第七、第八条款。（1）丁公司歌手郑源和蒋姗倍对唱及郑东（郑源之弟）独唱后（仅是录音），再也没用在演唱会和电视媒体上表演过。2015年，郑东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获得周冠军、月冠军、年度分赛冠军、年度总决赛第五名，也不演唱，郑源也上台助唱，从未提过“红尘情歌"4个字。（2）郑源演出时从未和蒋姗倍公开对唱过《红尘情歌》，从未和蒋姗倍合照过，却和原告的对立面盗版歌手高安合影，并四处宣传。（3）被告从未拍摄过《红尘情歌》MV宣传。（4）丁公司官网也从未宣传过《红尘情歌》。3、被告没有履行第九条款，本合同乙方潘某（即原告）从未收到过一分钱的分成。二、《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违反公序良俗的立法原则，非法获利20万元。被告假借让原告转让男版及对唱版权利的名义，实际却是换掉原告的歌词，只是使用原告创作《红尘情歌》的曲子。在签订涉案《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之前，非法填词版《红尘情歌》就已在网络上出现，被告知道原告已启动维权行动。然而，签订涉案合同之后，被告还是在传播，而且获利20万（1亿零1百万除以489首）。原告本以为可以通过出让部分《红尘情歌》著作权，达到打击同名盗版《红尘情歌》的目的，传播自己词曲合法正版《红尘情歌》，现实是盗版没打成，反而失去了女生版的著作权，盗版可以堂而皇之地传播获利。三、涉案《合同》违法。1、《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戊公司制造出《著作权法》中没有的男版和对唱版权转让，是不合法的。2、对唱由男女组成，对唱版与齐唱版、合唱版一样，只是歌曲的演唱形式。己公司将对唱第三方蒋姗倍演唱的音像制品及表演，写进合同中进行转让，侵害了第三方的权利，是非法的。因此，涉案红尘情歌合同不是转让合同，仅是授权；庚公司以欺诈手段将对唱版作为版权形式写在合同中进行转让，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综上所述，鉴于被告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原被告双方签订《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无法实现合同最终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一、合同订立过程中被告并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双方权利义务应以在后的经公证的合同为准。本案合同经原被告双方平等自愿、充分协商达成一致后签定，合法有效。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有协商、签定合同的能力，也有充分理解合同内容的能力，原告不存在任何被欺诈、“下套"的情形。对比先后签订的两份合同可知，其内容根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仅是调整了个别用语和词句位置，两份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是一样的，被告根本不存在利用在后合同来“下套"的问题。同时，因2012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成立时间在后，双方已就在先合同的内容已进行了变更且经过公证，故双方权利义务也应以在后合同内容为准。二、被告按照2012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履行了各项义务，并不存在违反保密约定以及其他违约情形。首先，被告在原告与腾讯公司的诉讼中，提交合同书属履行诉讼中第三人的义务，是帮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非恶意泄露合同内容。在原告与腾讯公司的诉讼案件中，被告处于第三人地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被告有义务向某陈某2案件真实情况并举证证明，因而提交了2012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被告该行为是履行作为诉讼主体的义务，并未违反保密约定。另外，原告对腾讯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支持，是审理法院依据原告当时提交证据情况、腾讯公司答辩情况等综合判断依法作出的判决结果，原告对该判决不服，可依法寻求解决途径。被告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提交完整的合同文本，没有隐瞒、篡改任何文件，相关案件结果对错与被告无关。其次，根据2012年6月1日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如有第三人侵害被告享有的权利，被告是“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追究任何侵犯《本合同》项下权利的行为；"所发生的收益和补偿也是由被告享有。可见，打击盗版是被告的权利，如何打击盗版及其效果如何均不构成被告的任何违约。再次，对于《红尘情歌》，被告已将其列为最主要签约歌手之一——郑源《梦中情人》专辑的第一曲，并在正反封面上特意红字标识出“全力推荐红尘情歌"。可见，已将《红尘情歌》作为重要专辑主打歌进行大力推广，履行了约定的推广义务。并且，该歌曲获得市场认可和成功也更符合被告的利益，也是被告追求的效果，被告如何不尽力进行推广？但推广的最终效果不好，是歌曲质量、受众喜好、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商演用歌更是需要根据客户要求、演唱场合等综合确定，也不是被告能够自行决定的，因此，《红尘情歌》的演唱率不高、未能如愿红起来，这不是被告的责任，更令被告遭受了投入成本的重大损失。最后，关某分成问题。由于中国移动平台收到《红尘情歌》侵权的投诉，故被下线，没有产生分成；仅中国电信平台存在相关彩铃业务。根据从有关后台导出的统计表，2018年9月至12月三个月《红尘情歌》电信彩铃的合计收入仅为26.1元，可以说寥寥无几，根本不具备符合经济效益的分成结算条件。原告对此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从来没有向某3提出过分成的要求。而根据2012年6月1日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分成结算须以原告向某3书面联系对账为前提，由于原告从未向某3提交过分成结算申请，故被告未进行分成结算并不构成违约。并且，原告现提出分成的诉讼请求，2015年12月6日及以前的分成请求也已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原告的分成请求不成立。三、原告所述被告非法获利20万元问题根本不存在。四、打击盗版是被告的权利，并非义务，也不是本案著作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原告以所谓的盗版打击不力为由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要求解除合同，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被告与原告先后两次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均未将打击盗版列入如合同中，可见，打击盗版一事根本就不是合同订立的目的。根据合同书首部“促进优秀音乐作品与表演者迅速走向市场"，以及双方约定的作品转让费内容可知，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就是推进作品的市场化，并从相关业务中获得收益，是为实现存粹的经济目的，与盗版打击问题无关。综上，原告起诉状所述各项请求与理由均无依据，均不能成立，请依法予以驳回。 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桂0103民初4256号民事判决书；2.《情况说明》；3.（2018）桂01民终4780号民事判决书；4.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陈某秘书QQ聊天记录截图；5.（2013）青民三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6.《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2012年4月16日版）；7.《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2012年6月1日版）；8.《顺德公证处谈话笔录》；9.（2018）桂东博证民字第7179号公证书；10.郑源《梦中情人》专辑；11.发票一张；12.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信用信息公示；13.郑源《梦中情人》专辑ISRC码查询单；14.郑源《梦中情人》专辑ISBN码查询单；15.（2019）桂东博证民字第625号公证书；16.（2019）桂东博证民字第626号公证书；17.（2019）桂东博证民字第627号公证书；18.《音像制品销售委托书》；19.《孔雀情歌系列之梦中情人（全力推介：红尘情歌）》国家图书馆查询结果；20.《数字音乐独家授权协议》。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对证据1至3、5至8、10至12、15至17、20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确认，因该证据是电子数据证据，没有原件核对，无法查明其真实性，且对话对方的身份未能得到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是公证处依法出具的公证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3、14、19与本院登录相同网站查询获得结果一致，故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证据18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缺乏原件予以核对，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2）粤佛顺德第29207号公证书；2.（2018）桂01民终字4790号民事判决书；3.郑源《梦中情人》专辑封面图片；4.郑源《梦中情人》天猫网店搜索结果截图；5.辛公司彩铃业务平台《红尘情歌》收入情况记录；6.20壬公司、中央音乐平台的往来邮件；7.《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证明》；8.天猫网汇桥音像专营店首页页面、天猫网订单信息页面、被告代理人与汇桥音像专营店的阿里旺旺聊天截图；9.《梦中情人》专辑及发票一张；10.郑源、蒋姗倍版《红尘情歌》中国标准录音制品编码（ISRC）中心网站查询结果；11.《梦中情人》合集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网站ISBN码查询结果。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向某4提供了证据3的实物，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据3能否证明被告欲证明的内容，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原告对证据5、6真实性不予确认，因未有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查明，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能出庭接受质询，且证据的内容未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证据8不予确认，该证据为电子数据证据，被告的取证方式未能反映该证据的形成、获得过程，故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查明，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的专辑与证据3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发票没有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11与本院登录相同网站查询获得结果一致，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诉讼中，癸公司、子公司调取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丑公司获得的彩铃业务收入。2019年2月13日，寅公司卯公司向本院出具《回复函》，称被告上述期间没有在其司开通涉案歌曲的彩铃业务。2019年2月21日，辰公司卯公司向本院出具《证明》，称涉案歌曲在2013年5月28日已经到期，巳公司没有因涉案歌曲产生的彩铃业务收入记录。因上述证据反映的仅是涉案歌曲在佛山市范围内的彩铃业务状况，对于本案没有参考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某2，可查明如下事实： 2012年4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约定：“为了繁荣市场，促进优秀音乐作品与表演者迅速走向市场。甲（本案被告）乙（本案原告）双方……经相互协商就乙方创作（作词/作曲）的歌曲作品《红尘情歌》（以下简称‘该作品’）转让给甲方独家专有，甲方享有于男女声对唱版及男声唱版的相关著作权利，特签署合同如下：一、乙方以转让的方式将其独自创作（作词/作曲）的词曲作品之《红尘情歌》全部相关著作权、邻接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即日起都转让给甲方独家在全球永久享有。甲方享有将‘该作品’使用于男女声对唱及男声演唱。二、乙方保证对其向甲方提供该作品享有完整、有效的著作权；该作品乃发行之全新原创音乐作品，绝未侵犯任何第三人之权利。三、乙方先前不曾、本合同签署后也保证不会就本合同作品另对他人作与本合同相同或相似之授权，乙方不得再以任何方式自行或授权或转让其他方使用‘该作品’的男女声对唱及男声演唱，否则视为乙方违约。甲乙双方商定并同意：甲方使用的《红尘情歌》之男女对唱版时，女声演唱者永久是歌手蒋姗倍（真名：储桂莲），否则视为甲方违约。四、除甲方外，乙方此后除享有该作品（男女声对唱版及男声唱版版权）的署名权外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并且不得再授权任何第三方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该作品。甲方除自己按照本合同项下的方式使用合同作品外，还有权自行决定许可第三方按照与本合同相同的方式使用该作品，乙方同意甲方有权根据市场需求而对该作品的歌名及词曲内容自行作适当修改。五、甲方发表该作品时，乙方享有作词、作曲的署名权。本合同仅就《红尘情歌》之男女声对唱版及男声演唱版的相关著作权达成条款并转让，《红尘情歌》女声独唱版权利仍归乙方所有，但乙方仅可唯一授权给蒋姗倍（真名：储桂莲）。六、甲方有权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之全部使用方式使用该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录音、录像、演唱、公开表演、制作并汇编录音录像制品权；改编权（包括另配词权/另配曲权/改名权/修改权）；授权他人或自行出版、复制、发行、出租该录音录像制品权；使用该作品摄制电影及音乐电视片并授权他人放映权；使用该作品制作电视及广播节目并授权他人广播权；使用该作品制作广告节目并授权他人发布权；授权他人用于信息网络传播、移动数据业务、新媒体业务以及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所产生的新的使用作品的种类使用合同作品。七、甲方应积极推广该作品。甲方承诺男女声对唱版公开发布四个月后，男声独唱版才能发布。八、甲方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追究任何侵犯《本合同》项下权利的行为；所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所获得的收益和补偿由甲方享有；乙方应提供必要的协助；九、作品转让费及支付方式：1、甲方将该作品给其旗下歌手郑源和蒋姗倍（真名：储桂莲）对唱并制作成彩铃，午公司所获彩铃业务的纯利润，扣除甲方相关的费用和税款后，乙方提取的分成比例为：20%；2、分成付款方式：彩铃业务即产品上移动业务后，每半年结算一次（到期结算时乙方必须自行提前与甲方书面联系对账）；十、双方均应维护合约内容的保密，不得公开给第三者知道。十一、双方均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相关的全部经济损失。十二、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双方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十三、本合同一式叁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为凭。" 2012年6月1日，原、被告双方又再签订一份《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该合同除了第一条、第五条外其余的约定均与2012年4月16日签订的合同一致，该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以转让的方式将其独自创作（作词/作曲）的词曲作品《红尘情歌》全部相关著作权、邻接权及其他相关权利（除《红尘情歌》女声独唱版权利仍归乙方所有，并由乙方仅授权给蒋姗倍（真名：储桂莲）演唱）即日起都转让给甲方独家在全球永久享有。甲方享有将‘该作品’使用于男女声对唱及男声演唱的相关权利。"第五条约定：“甲方发表该作品时，乙方享有作词、作曲的署名权。本合同就《红尘情歌》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以及男女声对唱版、男声演唱版相关权利达成协议并按合同条款转让。"同日，双方作为申请人向某5市顺德公证处申请对上述合同的签订进行公证。在该公证处与原、被告的谈话中，原、被告作为被询问人回答公证处的提问，均表示对合同条款所有内容已全部了解，没有疑义，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无受到胁迫或有重大误解情况。2012年7月12日，该公证处作出（2012）粤佛顺德第29207号公证书，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6月1日签订上述合同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鉴均属实，该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015年12月26日，被告与ChinaMusicCorporation（以下简称CMC）签订了《数字音乐独家授权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同意将其音乐作品之版权独家授权及视频作品在音乐平台的独家授权给CMC及CMC关联企业按该协议的规定进行使用，CM未公司、申公司等，授权期限为三年，授权作品包括由郑源、蒋姗倍合唱的涉案歌曲。 2017年，原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提起著作权侵权纠纷诉讼共十一案，该院立案受理后，依据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申请，追加本案被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诉讼中，被告作为第三人向某提交了《情况说明》（即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2）、《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等证据。上述《情况说明》内容为：“关某原告潘某与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案号：2017桂01某某民初4256-4266号），腾讯公司酉公司申请为本案第三人，事实本案纠纷的歌曲《红尘情歌》戌公司完全无关联，亥公司授权给腾讯公司的版本。我公司享有的《红尘情歌》版（作曲：潘某；作词：潘某，演唱：郑源与蒋姗倍），是通过与词、曲作者（本案原告潘某）转让的方式获得该版本的词曲著作权；并非本案原告起诉腾讯公司纠纷所指的《红尘情歌》版（作曲：潘某，填词；高安，演唱：高安）。" 另查明一，被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3《梦中情人》CD专辑，经查询，该专辑载明的ISBN码9787798984606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查询获得的信息与该专辑上载明的不一致，但在天猫网站搜索该专辑，结果反映该专辑在数家音像专营店有售；上述ISBN码对应的音像制品是被告委托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最好声音·2013最新最流行的中国最好声音》专辑，该专辑收录了涉案歌曲对唱版；对此被告辩称，同一系列或存在关联的出版物使用同一ISBN码是出版行业在当时一段时期较多存在的现象，属特定历史时期的市场产物，这一瑕疵是与本案无关的另一法律关系和另一法律问题。被告另外委托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梦中情人》CD＋DVD专辑（ISBN号为9787798989687），该专辑并未收录涉案歌曲。 另查明二，涉案合同签订前，由高安演唱的《红尘情歌》已发布，该歌曲与涉案歌曲曲一样，词不一样，涉案歌曲亦已由蒋姗倍演唱。原告第一次庭审时称，因高安演唱的版本更受欢迎，为了提高涉案歌曲的知名度，打击高安演唱的盗版，其才与被告签订涉案合同，因签订了合同涉案歌曲可由郑源演唱，此是其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因此其签订合同没想过获得收益，只是被告说把对唱版的彩铃收益的20%给原告，原告就要了。第二次庭审，原告又称，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获利，签订合同时彩铃业务还很火。被告称，原告转让涉案歌曲时隐瞒了与高安的版本之争，打击盗版不是合同目的，彩铃收益就是被告受让涉案歌曲著作权的对价，因此合同目的应当是以彩铃分成为对价转让及受让涉案歌曲的著作财产权。 另查明三，涉案合同签订后，原告从未根据合同约定向某3要求结算彩铃收入分成。被告称涉案歌曲对唱版彩铃有上传至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彩铃业务平台。因该歌曲2013年被投诉涉嫌侵权，故在中国移动彩铃业务平台被下线，之后上线申请一直未获批；涉案彩铃在中国电信的业务收入很少，未达到分成条件。 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认为涉案合同真实有效，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请求解除涉案两份合同，主张解除的理由以起诉状所述为准，明确不主张撤销涉案合同，其在本案主张被告存在欺诈仅是对事实进行陈某2，但不以该事实请求撤销合同。原告明确，其第3项诉讼请求主张的经济损失是指其在广西××自治区南宁市起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共十一案所支付的诉讼费。 第二次庭审后，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中国最好声音·2013最新最流行的中国最好声音》专辑、《开门大吉流行金曲榜2013·2013最流行新歌＋精选金曲卡拉OK1》合集及《我是传奇·原创流行金曲精选MTV卡拉OK》合集的实物作为参考。经查询，《开门大吉流行金曲榜2013·2013最流行新歌＋精选金曲卡拉OK1》合集上载明的ISBN码9787798984675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查询获得的信息与该合集上载明的一致，《我是传奇·原创流行金曲精选MTV卡拉OK》合集上载明的ISBN码97xxx03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查询不到信息。《开门大吉流行金曲榜2013·2013最流行新歌＋精选金曲卡拉OK1》合集收录有涉案歌曲对唱版。 本院认为，本案为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歌曲的著作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了两份《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两份合同有两个条款表述不一致，双方对签订在后的合同改动了签订在先的合同的部分条款是否适当有争议，原告认为签订在后的合同的条款不如签订在先的合同的条款表达得清晰明确，容易产生歧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6月1日的合同的签订已由双方申请并经过公证，故应认定6月1日签订在后的合同亦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合同的合同标的一致，签订在后的合同变更了签订在先的合同的部分条款，在此情况下，应认定双方通过第二份合同的签订对第一份合同的内容作出变更约定（不管该变更是否实际变更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即6月1日签订的合同已取代了4月16日签订的合同，4月16日签订的合同已不再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故原告请求解除4月16日签订的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应当按照6月1日签订的《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二、原告以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请求解除6月1日签订的《词曲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书》，故本案首先需审查被告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违约行为。其一，依前所述，2012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经过公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原告关某被告假借公证以后好向外界提供合约为由私下篡改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二，被告在2017年原告起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向某提交涉案合同作为证据，是其作为案件第三人享有举证权利及履行举证义务的行为，不属于违反合同第十条关某保密合同内容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其三，原告关某被告联合第三方传播盗版的主张缺乏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在原告起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向某提交《情况说明》，表达的是其自身对于涉案合同的理解，该证据经由该案当事人包某告质证后，由管辖的一审、二审法院作出认定，结果对原告不利并不能归责于被告，被告该行为不存在过错，不构成对涉案合同约定的违反；其四，涉案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应积极推广该作品"，但对推广的方式、范围、程度等未有约定，而现实生活中宣传方式有多样，原告以郑源、郑东未在《星光大道》上演唱涉案歌曲、郑源不曾在演出时和蒋姗倍公开对唱涉案歌曲、被告未为涉案歌曲拍摄MV、被告未在官网宣传涉案歌曲为由主张被告构成违约，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已依约让郑源与蒋姗倍对唱、录制了涉案歌曲，并在2015年授权CMC及其关联企业使用涉案歌曲，授权期限为三年，在其出品的《中国最好声音·2013最新最流行的中国最好声音》专辑中收录了涉案歌曲对唱版，因此在涉案合同对“积极"一词未能进一步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应认定被告已履行了涉案合同该条款约定的义务；虽然被告提交的《梦中情人》CD专辑使用条码的情况不符合国家关某出版物条码管理的相关规定，但在案证据未能反映此是被告主意故意为之，且该专辑已实际发行，在天猫网站数家音像专营店上有售，证明被告实际施行了该推广行为，在涉案合同未对推广方式有约定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被告该行为系违约；涉案合同第八条是对被告享有的权利的约定，被告实际上是否主张该权利应由被告自行决定，原告以被告不主张该条款约定的权利为由主张被告构成违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五，根据涉案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彩铃业务分成每半年结算一次，到期结算时原告必须自行提前与被告书面联系对账，此应是原告提取分成的前提条件，而实际上，原告从未与被告联系要求对账、提取分成，是原告自身怠于主张权利，故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分成并不存在过错，不构成违约。 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存在违约行为的事由均不成立，其以被告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解除涉案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某原告诉请的彩铃分成。《最高人民法院关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甲23公司后台记录的涉案歌曲在中国电信的彩铃业务收入记录，但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要求被告支付彩铃分成，应当承担证明彩铃收入情况的举证责任，但其未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该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某原告主张经济损失1万元的请求。首先，原告对其起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共十一案所支付的诉讼费未能举证证明；其次，原告因该十一案所支付的诉讼费是经由法院判决认定必须由其负担的诉讼成本，与本案诉讼无关，故其要求被告承担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五、原告申某院向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调取《音像制品销售委托书》的原件，因该证据的真伪不影响本院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对原告该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潘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秀玲 人民陪审员　林炜珊 人民陪审员　张球玲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霍智超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 第5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6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9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9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