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邱某、邱某2等与贵州省博物馆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黔01民初354号
原告：邱某。
原告：邱某2。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某。
被告：贵州省博物馆，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某地某某。
法定代表人：陈某，系该馆馆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省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某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某某。
法定代表人：苏某，甲公司执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西安美术学院，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某地南段某某。
法定代表人：郭某，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贵州省铜仁市石某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石某某地。
法定代表人：田某2，系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波，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邱某、邱某2诉被告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人民出版社)、西安美术学院(以下简称西安美院)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诉讼中，原告邱某、邱某2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撤回对西安美院的起诉，本院对该申请予以同意。同时，经本院通知邱石冥继承人参加诉讼后，曾某及未明确放弃诉讼权利的曾文霞作为原告参加本案。为便于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追加西安美院和贵州省铜仁市石某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某政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中，原告邱某、邱某2以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原告曾某、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第三人西安美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石某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代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邱某、邱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贵州省博物馆、贵州人民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并销毁侵权出版物《邱石冥书画集》；2.判令贵州省博物馆、贵州人民出版社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贵州省博物馆、贵州人民出版社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邱某、邱某2系我国贵州籍画家邱石冥(1899-1970)的孙女，继承了邱石冥作品的著作权。2017年6月，其在贵州博物馆处发现《邱石冥书画集》一书，注意到封面记载有贵州省博物馆、贵州人民出版社与西安美院的相关信息。原告邱某、邱某2认为，贵州省博物馆和西安美院未经原告授权，将邱石冥生前部分作品命名为《邱石冥书画集》出版，侵犯了原告对邱石冥作品依法享有的著作权。贵州人民出版社未经原告授权，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出版贵州省博物馆和西安美院编写的作品《邱石冥书画集》，构成对原告邱某、邱某2依法享有的著作权的侵犯。综上，被告侵犯原告邱某、邱某2依法享有的邱石冥作品的著作权，应连带承担侵权著作权的法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曾某经本院通知参加诉讼后主张：反对邱某、邱某2就《邱石冥书画集》提起诉讼。如果二人坚持诉讼，是否构成侵权由人民法院判定。如果人民法院最终判定构成侵权，要求以继承人的身份分配侵权赔偿。如果不构成侵权，则请求驳回邱某、邱某2的诉讼请求。
被告贵州省博物馆答辩称：1.贵州省博物馆为履行与邱石冥之子邱承惠达成的协议而出版《邱石冥书画集》，不构成侵权。1978年，经贵州大学教授成启宇介绍,邱石冥独子邱承惠表示愿将其父生前作品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收藏。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写信给邱承惠表示希望就画作的转让方式和奖酬办法进行磋商。1982年，贵州省博物馆派遣工作人员刘锦前往武汉与邱承惠协商，最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即邱承惠将画作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为邱石冥举办画展、出版画册。因此，出版《邱石冥书画集》系履行与邱承惠之协议，不构成侵权。
2.邱承惠曾为出版《邱石冥书画集》提供帮助。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技术和资金原因，出版画册困难较多。为解决这些问题，邱承惠曾多次为贵州省博物馆和出版社等单位提供帮助。例如，向贵州省博物馆提供西安美院收藏有邱石冥画作的线索，并帮助双方进行联系。另，邱承惠在1982年5月22日写给成启宇的书信中提到，愿意在《邱石冥书画集》出版后向各大艺术院校推销以减轻资金压力。从上述事实可知，邱承惠不仅与贵州省博物馆就出版事宜达成协议，还主动提供帮助。《邱石冥书画集》的出版与其所做工作密不可分。
3.《邱石冥书画集》出版前，邱某、邱某2曾向贵州省博物馆提供该画集收录的十三幅画作的反转片。二人显然知悉出版一事，并积极提供帮助。综上，贵州省博物馆出版《邱石冥书画集》系履行与邱承惠的协议，且邱某、邱某2知情，并提供帮助。故贵州省博物馆不构成侵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贵州人民出版社答辩称：1.《邱石冥书画集》的出版源于邱石冥之子邱承惠的愿望。上世纪八十年代，邱承惠曾在全国各地奔波，希望各地美术、文化、展览、出版等机构宣传其父作品，希望在家乡贵州出版其父作品集。故其将邱石冥部分画作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希望展览并由该馆牵头联系出版单位出版画册。当时贵州省博物馆领导积极联系贵州人民出版社，但因画作过少不足以成书，故未及时出版。但贵州省博物馆和贵州的其他学者坚持认为邱石冥的画作价值极高，且认为应该尊重邱承惠的愿望，所以到全国各地收集。至1992年邱承惠病重，该工作仍未完成。其在病床上曾请陈昌繁至贵州省博物馆催促出版事宜，由此可见，邱承惠希望出版其父作品集，并与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达成口头协议。
2.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已尽到谨慎义务。《邱石冥书画集》的出版先有邱承惠愿望在前，又由石某政府、贵州省博物馆等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策划组织。且贵州省博物馆提供的书画文档中，有数幅载明是邱石冥后人提供，故贵州人民出版社作为出版单位已经认真审核出版资料来源，尽到了审慎义务，没有主观过错，应免除或减轻责任。
3.《邱石冥书画集》的出版不以盈利为目的。该书印刷量极少，出版目的一是为保护邱石冥作品，二是赠予贵州著名学者鉴赏，三是用于省际绘画艺术交流。石某政府、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与贵州人民出版社均无用于商业盈利的意图，无主观恶意，应当免除或减轻责任。综上，《邱石冥书画集》的出版是为实现邱石冥之子邱承惠的愿望，且达成口头协议，邱某、邱某2作为邱承惠之女无权撤销该协议。贵州人民出版社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且无盈利目的，不应承担责任。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西安美院述称：邱石冥原为西安美院职工，其部分画作捐赠给西安美院收藏。后来，经由贵州省博物馆和石某政府来西安美院进行复制后出版的画集，西安美院并未获利。提供收藏的画作给二被告进行复制是基于配合当地政府弘扬邱石冥先生作品之原因。
第三人石某政府述称：1.石某政府不构成侵权。邱石冥作为石某著名画家，其文化需要传承。石某政府基于保护其作品，弘扬其文化精神，依职权收集并出版其作品符合《著作权法》规定，不构成侵权；2.石某政府出版《邱石冥书画集》并未盈利，赠与该画集给邱某、邱某2是礼仪行为。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2016)鄂黄鹤内证字第2059号公证书；2.《邱石冥书画集》、该画集第9页载《一位具有人文精神的美术家》一文。拟证明，1.案涉书画集中收录的书画作品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2.邱某、邱某2系邱石冥孙女,享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财产权。
经质证，原告曾某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贵州省博物馆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贵州人民出版社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西安美院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石某政府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1.《邱石冥书画集》版权页；2.邮政特快专递单(单号10xxx202)；3.中国银行汇款凭证(流水号208713154)。拟证明，被告侵害了原告依法享有的邱石冥作品的著作权。
经质证，原告曾某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其认为，未侵权。
经质证，被告贵州省博物馆对该组证据有异议。其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没有合法授权。事实上，被告有合法授权，故该组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
经质证，被告贵州人民出版社对该组质证意见与贵州省博物馆一致。
经质证，第三人石某政府认为《邱石冥书画集》于2012年出版，但石某政府并未谋利。且该书画集出版后还赠与给邱某、邱某2,二人知晓出版一事。
二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980年5月25日至1982年5月22日邱石冥之子邱承惠与贵州大学教授成启宇的四封书信。拟证明，贵州省博物馆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邱石冥书画集》得到了邱承惠的口头授权。
经质证：原告邱某、邱某2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该信件内容看不出来邱承惠授权二被告出版画册。
经质证：原告曾某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原告曾某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西安美院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石某政府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1.图书出版合同；2.《邱石冥书画集》。拟证明，该书画集是合法公开出版物，其中记载了邱石冥孙女邱某、邱某2对该书画集有贡献，说明邱某、邱某2知晓出版该书画集，二被告并未侵权。
经质证，原告邱某、邱某2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出版中尽到了注意义务。
经质证：原告曾某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西安美院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石某政府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三组证据：严进军(男，汉族，曾某2州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现已退休)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贵州省博物馆出版《邱石冥书画集》系履行与邱承惠达成的口头协议。
经质证，原告邱某、邱某2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
经质证，原告曾某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西安美院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石某政府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邱石冥(1898—1970)，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市石某，系我国当代知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在现代画坛享有一定声誉。邱石冥与妻子(已故)仅育有一子邱承惠(已故)。邱承惠与第一任妻子(已故)育有长女及二女邱先碧；邱承惠与第二任妻子(已故)育有三女邱某、四女邱某2。邱先容与其夫曾某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曾文超、曾文霞、曾文峰、曾文武。邱承惠于1992年去世，邱先容于1995年去世。
邱某、邱某2明确在本案中主张的权利有：案涉作品的复制权、汇编权和发行权。二人作为原告发起诉讼后，经本院查明，邱承惠之子女不止二人，故本院要求二人提交邱承惠其他继承人的资料。二人分别在2018年5月5日提交本院的《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说明》和2018年12月12日提交本院的《邱某、邱某2关于邱石冥继承人情况的说明》中载明，邱承惠与两任妻子共育有四个女儿，邱承惠与第一任妻子育有长女邱先容及二女邱先碧；邱承惠与第二任妻子育有三女邱某、四女邱某2。本院依法通知并追加继承人进入诉讼后，在第一次庭审中，邱某、邱某2对邱先容系其大姐、曾某系其大姐夫的身份无异议。庭审中，曾某亦向本院提交石某泉都街道办事处文笔社区出具的《证明》。载明，曾某的结婚证上的“邱先蓉”系邱先容，其为邱承惠长女。2019年5月19日，邱某、邱某2提交了1979年邱承惠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其中记载长女为“邱先仪”，故二人主张邱先容并非邱承惠之女，曾某不具有继承人资格。
本院依职权将邱先碧、曾某、曾文超、曾文霞、曾文峰、曾文武追加为原告参加诉讼后，邱先碧于2019年5月14日，曾文超、曾文峰、曾文武于2019年5月15日，向本院提交《承诺书》表示自愿放弃在本案主张权利；曾文霞于2020年5月13日，向本院提交《关于放弃邱石冥先生的<书>和<画册>继承权的说明》表示自愿放弃所有继承权。
另查明，上世纪八十年代,邱承惠曾在全国各地奔波，希望能有文化出版机构宣传其父画作。在1980年5月25日与1982年2月14日邱承惠写给贵州大学成启宇教授的两封书信中记载了以下内容：邱承惠表示愿将其父邱石冥画作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由贵州省博物馆为其父举办画展、出版画册。在1982年5月20日邱承惠写给成启宇的书信中，邱承惠表示捐赠收藏画作以为其父邱石冥办画展、出版画册作为前提。随后，贵州省博物馆派遣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刘锦前往武汉与邱承惠协商办画展、出版画册相关事宜。最终，邱承惠将邱石冥画作原件捐赠给了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择期为邱石冥举办画展并出版画册。邱承惠为能顺利出版画册，还为贵州省博物馆提供西安美院收藏有邱石冥画作的线索,并帮助双方进行联系。另，在1982年5月22日邱承惠写给成启宇的书信中,邱承惠表示愿意在该画册出版后向各大艺术院校推销,以减轻资金压力。
再查明，1985年6月18日，贵州省博物馆如约举办“邱石冥画展”，并邀请邱承惠参加。但出版画册一事因经费和当时收集的画作数量有限等问题暂时搁置。后经贵州省博物馆牵头重启整理出版工作。2012年9月30日，贵州省博物馆与贵州人民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出版《邱石冥书画集》。该合同约定著作权人为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石某政府、西安美院联合署名。该书画集收录邱石冥书画作品共计174幅，分别来源于贵州省博物馆馆藏79幅、西安美院院藏80幅、邱石冥后人收藏13幅、贵州省档案馆馆藏1幅、段铜成个人收藏1幅。该书画集售价为208元/本。
另，2020年4月23日,原告邱某、邱某2申请追加《邱石冥书画集》主编李黔滨为被告。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曾某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二、原告对案涉作品是否享有复制权、发行权及汇编权；三、被告出版《邱石冥书画集》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原告对案涉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四、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销毁《邱石冥书画集》，以及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的请求是否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中，原告邱某、邱某2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申请追加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之规定，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时限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二人申请的时限已经超过法定时限，故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同意。
针对焦点一，首先，邱石冥去逝后，继承即开始发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六款：“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之规定，故案涉作品著作财产权的继承人为其子邱承惠。邱承惠于1992年去世，则案涉作品著作财产权再次发生继承，由邱承惠之继承人继承。
其次，在2018年5月与12月，邱某、邱某2向本院提交的两份关于诉讼主体的情况说明中，二人明确表示邱承惠育有四个女儿，其中邱先容系其大姐，曾某系其大姐夫，即在邱承惠去世多年后直至提起本案诉讼之初，二人均认可邱先容系邱承惠长女，曾某系其夫。其他家庭成员至今均对邱先容是邱承惠长女无异议。并且依据常理，邱承惠与邱某2同在武汉生活，家庭成员对于彼此的亲属关系应当掌握了解，故邱承惠虽于1979年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将长女写成“邱先仪”，但其继承人对邱先容与曾某身份的表态均表明，邱承惠并未否认邱先容系其长女，否则其家庭成员早应提出邱先容、曾某并非邱承惠继承人之主张。
继承属于事实行为，被继承人死亡，继承开始。根据我国继承法之规定，享有法定继承权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邱承惠于1992年去世，则邱承惠之继承人在1992年就发生了继承。邱先容作为法定继承人的资格已经确定。另，根据邱某、邱某2提交的邱石冥墓碑照片可知，该照片上亦未包括二人对继承人身份并无争议的邱承惠之二女儿邱先碧。据此，邱某、邱某2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邱先容系邱承惠之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之规定，邱先容系邱石冥之孙女，曾某作为邱先容之夫，在其死亡后，具有邱石冥继承人之资格，是本案适格原告。
针对焦点二，首先，邱石冥于1970年去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之规定，故邱石冥书画作品并未超过保护期，依法应当受到保护。
其次，邱石冥逝后其书画作品继承人为其子邱承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六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邱承惠依法继承邱石冥书画作品的著作权。邱承惠及其妻、长女邱先容均去世后，对邱石冥书画作品享有继承权的人分别有：邱某、邱某2、邱先碧、曾某、曾文超、曾文霞、曾文峰、曾文武。其中，邱先碧、曾文超、曾文霞、曾文峰、曾文武五人明确表示自愿放弃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故邱某、邱某2、曾某三人在本案中主张权利。
再次，《邱石冥书画集》中收录汇编的邱石冥书画作品分别来源于贵州省博物馆、西安美院、贵州省档案馆的馆藏，以及邱石冥后人及段铜成个人的收藏。根据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和著作权相分离的著作权法原理。美术作品的所有权(即美术作品原件)与该作品的著作权相分离。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产生于作品完成之日，其内容包括发表权、署名权等人身性权利和复制权、汇编权及发行权等财产性权利。美术作品的所有权则是美术作品得以存在的物理载体，其可以通过买卖、赠与等方式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因此，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与著作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利形态。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该作品著作权的转移；取得作品原件的所有权，不等于就取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八条：“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之规定，案涉作品均为美术作品，案涉作品的著作权由邱石冥继承人享有，故原告对案涉作品享有复制权、发行权及汇编权。
针对焦点三，首先，在1982年5月20日邱承惠写给成启宇的书信中，邱承惠表示愿将邱石冥画作原件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收藏，贵州省博物馆为邱石冥办画展、出版画册。随后，贵州省博物馆派人前往武汉与邱承惠协商相关事宜。最终，邱承惠将邱石冥画作原件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1985年6月18日，贵州省博物馆举办“邱石冥画展”，邱承惠受邀参加并再次督促出版画册一事。由此可以判断，邱承惠与贵州省博物馆关于捐赠画作、办画展、出版画册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经履行完毕部分合同义务，可以认定双方已就上述事项达成口头协议。彼时，邱承惠作为邱石冥唯一继承人，其与贵州省博物馆达成的口头协议系其对自己因继承而享有的权利处分之行为。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双方开始协商、筹划出版画册，邱承惠为能顺利出版画册，不仅为贵州省博物馆提供邱石冥其他画作的收藏线索，更表示为减轻出版资金压力，待画册出版后，其愿向艺术院校进行推销。囿于历史原因以及当时收集的画作数量不够，出版工作一度停滞，直至2012年《邱石冥书画集》才最终出版。被告出版该书画集的行为系履行与邱承惠口头协议之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被告经邱承惠许可，使用案涉作品汇编出版《邱石冥书画集》系履行合同义务。
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之规定，著作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需要订立书面合同。但本案中，邱承惠与贵州省博物馆达成口头协议的时间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实施的时间是1990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的时间是2002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能要求邱承惠与贵州省博物馆1982年达成的协议按照1990年和2002年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之规定订立书面合同。
再次，邱某、邱某2行使从邱承惠处继承的案涉作品的著作权不能损及被继承人邱承惠的利益。邱某、邱某2在庭审中否认邱承惠有要求贵州省博物馆出版画册的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邱石冥作为在中国画坛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画家、美术教育家，至今仅《邱石冥书画集》汇编出版其书画作品。被告出版该书画集，一方面是为履行与邱承惠之口头协议，另一方面是为宣传邱石冥的作品，弘扬邱石冥的精神，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故本院认为，被告出版《邱石冥书画集》的行为没有侵害原告对案涉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
最后，贵州人民出版社作为出版人，对于出版行为具有一定的审查义务。这种审查义务主要有二，一是对该汇编作品著作权归属、状态和签约人资格权限进行必要审查，以保证使用的作品获得作者的合法授权；二是对该汇编作品内容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本案中，出版《邱石冥书画集》系贵州省博物馆履行与邱承惠口头协议确定的合同义务的行为，且无盈利目的，故贵州人民出版社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其出版行为并未侵害原告享有的案涉作品的复制权、汇编权和发行权。
针对焦点四，首先，邱石冥继承人有因继承邱石冥作品的著作权而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彼时，邱承惠与贵州省博物馆协商出版画册并未放弃要求支付报酬的权利。被告贵州省博物馆在2012年10月出版《邱石冥书画集》后，未向邱石冥的继承人支付报酬。综合考虑邱石冥的知名度、其作品的价值，该书画集的公益性质及售价等因素，依法确定被告贵州省博物馆给予原告邱某、邱某2、曾某60000元报酬。另，原告邱某、邱某2二人均在省外，且为在本案中主张权利聘请律师参与，必然会产生律师费及差旅费等相应支出，虽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但对此必然发生的诉讼开支本院酌情支持5000元。其次，因《邱石冥书画集》并未侵害邱石冥继承人享有的案涉作品的复制权、汇编权及发行权，故对邱某、邱某2请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以及请求人民法院销毁《邱石冥书画集》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六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贵州省博物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邱某、邱某2、曾某共计60000元；
被告贵州省博物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邱某、邱某2因本案而支出的合理开支共计5000元；
驳回原告邱某、邱某2、曾某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邱某、邱某2、曾某负担920元，由被告贵州省博物馆负担13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某
审判员 吴 霞
审判员 刘某2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居丽卿
书记员龙某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1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21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 第24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修订) 第2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60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10条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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