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上诉案

甲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上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最高法知民终13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 委托代理人：于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乙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丙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7)桂01民初423号民事判决，蔡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42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审了本案，并于2021年11月18日作出(2020)桂知民初3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2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2年10月11日、2023年3月3日询问当事人。上诉人蔡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王某，丁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戊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涉案销售标的是用于环江县当地2017年扶贫产业项目，侵权的主观过错较小”的事实认定错误。乙公司明知“三红香柚”苗木采购竞争性谈判公告经过更正通知已经更改为“三红蜜柚”，仍然故意在投标中使用“三红蜜柚”，属于故意侵权。乙公司通过虚假承诺的方式投标政府采购项目。其采购行为完全属于市场行为，乙公司因侵权行为获取的非法利益巨大。(二)原审判决对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违反法律规定，存在明显不公。1.原审法院按照民事调解书中蔡某认可0.6元/株的标准计算赔偿数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的相关规定。即使蔡某认可0.6元/株的标准，也应该按照该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而不应是该使用费本数。2.原审法院没有考虑到乙公司侵权的主观过错，将招标单位的扶贫用途作为减轻赔偿的理由，没有依据。3.原审法院未考虑乙公司存在不守法、不诚信经营等情形，判赔数额小于蔡某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明显不公。 乙公司辩称：(一)乙公司没有利用涉案品种的知名度销售自身产品的动机，乙公司所在的环江县，有悠久的蜜柚种植历史，当地有很多和“三红蜜柚”相似的品种。政府推广的一直是本地品牌“红心香柚”。乙公司未侵害涉案品种权。2017年2月24日、2月27日，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水果生产管理局(以下简称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己公司发布招标公告，公告的名称也是“红心香柚”，乙公司针对这份招标公告制作了投标文件，并且在公告要求的时间内缴纳了保证金，完成了所有招投标的事务。2017年3月1日，庚公司发布了变更公告，将项目名称变更为“三红蜜柚”，变更名称后，乙公司未参与投标，也未公开递交标书。辛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请不能成立，庚公司变更商品名称壬公司，而且距离投标截止日期低于法律规定的时间，应该属于无效民事行为，癸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依据。(二)蔡某获得涉案品种权的速度过快，不合常理，涉案品种权依法应予撤销。 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蔡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子公司参与了项目编号为YLHCJ20171001-HJ、YLHCJ20171003-HJ、YLHCJ20171005-HJ、名称为“三红蜜柚”的苗木采购项目，中标并实际履行了该项目。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庚公司受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委托发布YLHCJ20171001-HJ、YLHCJ20171003-HJ、YLHCJ20171005-HJ竞争性谈判公告，项目名称均为“三红香柚”苗木采购，庚公司发布通知将项目名称更改为“三红蜜柚”苗木采购，乙公司对此并不知情，项目名称变更后没有单位或个人参加投标。庚公司发布的项目变更通知属于无效文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招标文件的修改应该至少提前15日。庚公司发布变更通知后，无人投标，也不可能成交。乙公司依据原来的招标公告谈判并签订的合同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蔡某取得“三红蜜柚”品种权的材料存疑。 蔡某辩称：乙公司按照招标公告实施了销售行为，不存在招标无效的情形。乙公司实际签订的合同与本案侵权行为的认定无关。乙公司认为“三红蜜柚”品种权应被宣告无效，应该通过行政无效程序解决，法院不应在民事诉讼中对此进行审查。“三红蜜柚”品种权申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蔡某于2017年7月10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蔡某提出的中标通知、成交公告以及采购签收单没有直接体现被诉侵权苗木的特征、特性，其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证明标准，作出(2017)桂01民初423号民事判决，驳回蔡某全部诉请。蔡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基于授权名称具有独特性，在没有相反证据时，名称相同的品种可以推定为同一品种，丑公司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明责任。乙公司并未提交销售的被诉侵权苗木以证明品种的非“同一性”，其对苗木来源以及品种基本情况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和解释，并未提交足以反驳蔡某主张的证据，应当继续举证证明其辩解成立。本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42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发回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审了本案。 蔡某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寅公司因侵犯“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向蔡某赔偿损失75万元；2.寅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三红蜜柚”是经蔡某多年培育才获成功的植物新品种。2009年11月10日，蔡某向原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并于2014年1月1日获得授权。经调查，乙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于2017年3月9日、3月13日、3月28日与采购人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就编号为YLHCJ20171001-HJ、YLHCJ20171003-HJ、YLHCJ20171005-HJ的招标项目达成三份成交结果。根据上述成交公告结果显示，乙公司在2017年4月底前向采购人完成375000株(125000株某3)“三红蜜柚”嫁接苗的交货任务。乙公司未经蔡某许可，许诺销售“三红蜜柚”苗木的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乙公司原审辩称：(一)环卯公司以公开招标并采用竞争式谈判的方式引进柚子种苗，作为扶贫项目免费提供给农户，并要求中标单位提供相应种植技术支持。乙公司参与投标时，是对2017年2月24日首次招标公告中“三红香柚”品种的回应，而非参与“三红蜜柚”品种的投标。乙公司未销售“三红蜜柚”品种种苗，也未作出过销售承诺。(二)“红心香柚”“三红香柚”及“毛三红”等品牌是环江县当地著名品种，其中“红心香柚”是当地政府培育的品种，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及OFDC颁发的《有机转换产品认证证书》。辰公司担心流标，将“三红香柚”项目名称变更为“三红蜜柚”，但始终没有“三红蜜柚”相关企业参与投标，巳公司中标后与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签订的购销合同亦是《红心香柚无病苗木购销合同》，实际销售交付的是375000株“红心香柚”苗木。交接签收单中有一份品种名称记载为“三红蜜柚”，是当地政府相关人员没有做好相应调整，用了此前准备的交接单，实际交付的苗木并不是“三红蜜柚”。(三)根据蔡某第一次庭审陈述，其于2007年发现红心柚具有三红特性的变异单株，2008年11月10日就变异性向原农业部提出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申请，2014年1月1日获得“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从常识可知，培育一个新品种起码需要四年的若干倍时间，而蔡某从发现到申请品种保护不足两年，因此蔡某只是发现了一个新品种，与培育新品种相差甚远，环江县具有种植柚子的悠久历史且柚子品种繁多，出现变异单株也很正常，午公司发放的种苗都是当地培育的品种。(四)蔡某请求的赔偿金额过高。本案所涉种植项目属于国家扶贫项目，每株的单价7.95元中包含了种苗价和后续种植技术指导费用，且近年农业经营艰难，蔡某请求过高赔偿金额不符合实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 蔡某于2009年11月10日向原农业部提出品种保护申请，并于2014年1月1日获得授权，品种名称为“三红蜜柚”，植物种类为柑橘属，品种权号为CNA20090677.9。蔡某依法缴纳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权年费。该品种于2013年4月26号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2017年2月24日，庚公司受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委托发布“三红香柚”苗木采购YLHCJ20171001-HJ竞争性谈判公告，项目名称为“三红香柚”苗木采购。2017年3月1日，庚公司发布更改通知，将项目名称更改为“三红蜜柚”苗木采购。2017年3月13日，庚公司发布成交公告，未公司，成交金额为993750元，采购货物名称为“三红蜜柚”苗木，数量为125000株。 2017年2月27日，庚公司受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委托发布“三红香柚”苗木采购YLHCJ20171003-HJ竞争性谈判公告，项目名称为“三红香柚”苗木采购。2017年3月1日，庚公司发布更改通知，将项目名称更改为“三红蜜柚”苗木采购。2017年3月13日，庚公司发布成交公告，未公司，成交金额为993750元，采购货物名称为“三红蜜柚”苗木，数量为125000株。2017年3月28日，庚公司发布成交公告，未公司，成交金额为993750元，采购货物名称为“三红蜜柚”苗木，数量为125000株。 2017年3月15日、2017年3月30日，乙公司(甲方)和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乙方)签订两份《红心香柚无病苗木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一年生红心香柚苗木。合同约定的品种名称为“红心香柚”，数量250000株、125000株，总苗款1987500元、993750元。上述项目属于河池市2017年100万亩“三特”水果扶贫产业项目。2017年3月16日，乙公司向盖章签收单位环江县思恩镇人民政府发放“三红蜜柚”苗木16400株，双方在《2017年三红蜜柚苗木采购签收单》上签字盖章。 另本案审理过程中，乙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品种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于2021年1月28日到涉案苗木种植点之一“某公司三红香柚种植基地”进行现场勘验。该基地为环江县较大规模的香柚种植点，现场牌匾显示，种植品种为环江三红香柚，种植时间为2017年3月，所有果树均未挂果，但从地上掉落的几个初果看，蔡某认为就是“三红蜜柚”品种；乙公司认为如果地上掉落的初果就是“三红蜜柚”品种，环江县其他种植点有2009年、2012年就已种植的类似柚子树，说明在蔡某取得植物新品种权之前，环江县本地已广泛种植了“三红蜜柚”品种。双方认可目前品种鉴定通过果实鉴定方式最为权威。原审庭审中，蔡某再次明确涉案招标成交公告上使用其“三红蜜柚”品种名称已构成侵权，本案没有鉴定的必要。乙公司亦以其实际交付的不是“三红蜜柚”，其不构成许诺销售为由，于2021年8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交撤回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乙公司是否存在许诺销售涉案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二)申公司构成侵权，应赔偿其经济损失75万元，是否合法有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申公司于2017年3月9日、3月13日、3月28日与采购人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就编号YLHCJ20171001-HJ、YLHCJ20171003-HJ、YLHCJ20171005-HJ的招标项目达成三份成交公告显示，酉公司，成交标的“三红蜜柚”苗木，合计375000株，属于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投标方式作出销售涉案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意思表示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四条“以广告、展陈等方式作出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以销售行为认定处理”的规定情形。经原审法院查明，乙公司与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达成的招投标成交项目是采购“三红蜜柚”苗木，因苗木属于种子法规定的农作物的种植或繁殖材料，因此上述成交标的是涉案“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属于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戌公司抗辩主张，环江县政府最初的审批文件并非采购“三红蜜柚”苗木，招标过程中虽然变更了项目名称，亥公司竞标成功后，与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签订的是《红心香柚无病苗木购销合同》，双方实际履行的是“红心香柚”苗木，由于签收单与招标文件一并制作，故仍使用了原来“三红蜜柚”苗木的签收单，乙公司没有实际销售“三红蜜柚”苗木的行为。原审法院认为，许诺销售亦属于认定销售行为的一种形式，乙公司明知招标公告的采购项目已变更为“三红蜜柚”苗木，仍参与投标并中标成交，甲23公司作出了许诺销售涉案品种苗木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四条规定，应以销售行为认定处理。乙公司未能说明其所交付苗木品种来源的情况下，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交付的是“红心香柚”苗木，不是“三红蜜柚”苗木的抗辩主张。乙公司又抗辩其销售的种苗是环江县本地拥有的“环江红心香柚”地理标志农产品及“毛三红”等商标品牌，没有侵害涉案植物新品种权。原审法院认为，地理标志农产品及商标品牌与涉案植物新品种属于不同的法律权利范围，乙公司以此抗辩不侵权，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基于授权品种名称的独特性，蔡某对其以涉案苗木成交公告中明确记载品种名称为“三红蜜柚”乙24公司存在销售涉案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对其侵权主张予以认定；乙公司对其抗辩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因许诺销售行为已成立，乙公司又未能对其实际交付苗木的来源作出说明，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无对品种同一性进行鉴定的必要，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撤回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乙公司未取得蔡某的许可，销售涉案“三红蜜柚”苗木构成侵权，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蔡某主张赔偿其经济损失75万元，计算方式是按照涉案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2元/株进行计算，但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能够证明其许可使用费的合法有效证据，其提供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案品种另一侵权案件的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证明2元/株许可使用费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综合考虑涉案侵权的性质、期间、后果，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权利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在300万元以下酌情确定本案赔偿数额。 根据查明事实，本案侵权为一次性的招投标行为，涉案销售标的已用于环江县当地2017年的扶贫产业项目，侵权人的侵权主观过错较小，又结合侵权期间、行为后果以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原审法院酌情按照0.6元/株的标准计算本案侵权损失的赔偿数额，丙25公司应赔偿蔡某经济损失225000元，对蔡某主张赔偿数额过高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修订)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乙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蔡某经济损失225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蔡某负担7910元，乙公司负担339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7年3月21日，庚公司受环江县水果生产管理局委托发布“三红蜜柚”苗木采购YLHCJ20171005-HJ竞争性谈判公告，项目名称为“三红蜜柚”苗木采购。2017年3月28日，庚公司发布成交公告，未公司，成交金额为993750元，采购货物名称为“三红蜜柚”苗木，数量为125000株。 本院认为，本案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因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施行日(2022年3月1日)之前，故本案应适用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乙公司的被诉行为是否侵害了涉案品种权；(二)原审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一)乙公司的被诉行为是否侵害了涉案品种权 蔡某在本案中明确，丁26公司以“三红蜜柚”名称参加招投标的行为构成许诺销售侵权行为。乙公司上诉主张，其投标文件系针对“三红香柚”项目进行，中标后签订的合同以及交付的苗木是“红心香柚”，“三红香柚”与“红心香柚”属于同一品种的不同名称，未侵害“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YLHCJ20171005-HJ竞争性谈判公告中的项目名称就是“三红蜜柚”苗木采购。其次，YLHCJ20171001-HJ、YLHCJ20171003-HJ竞争性谈判项目中，戊27公司发布的招标文件及变更信息使用的品种名称不一致，无论己28公司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在最终公示的中标文件中显示的采购项目名称及简要说明、采购货物名称均为“三红蜜柚”，而且中标公告尾部还注明：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成交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乙公司未对中标公告内容提出质疑，综合上述事实，庚29公司对于中标公告内容予以确认，丙25公司认可采购的品种名称为“三红蜜柚”。乙公司作出了销售“三红蜜柚”品种的意思表示。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四条规定，以广告、展陈等方式作出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以销售行为认定处理。因中标公告最终确定的品种名称为“三红蜜柚”，乙公司也未对成交结果提出异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其被诉侵权行为构成销售行为，并无不当。 乙公司上诉主张蔡某获得“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程序存在瑕疵，“三红蜜柚”不应享有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授权程序的瑕疵并非品种权无效的事由。其次，辛30公司释明，可以通过植物新品种权行政无效程序提出无效申请。最后，涉案品种权是否应当无效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本案为民事侵权案件，不应对此予以审查。 (二)原审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主张参照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考量下列因素对许可使用费证据进行审核认定：(一)许可使用费是否实际支付及支付方式，许可使用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或者备案；(二)许可使用的权利内容、方式、范围、期限；(三)被许可人与许可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四)行业许可的通常标准。”蔡某主张其在另案调解书中达成的许可使用费为2元/株，为便利执行，双方调整了上述标准，但仍应按照达成合意的金额作为许可使用费计算的标准或者应当以实际支付金额作为基数，通过倍数的方式计算本案赔偿金额。对此本院认为，蔡某提交的另案调解书，系双方就该案中被诉侵权行为的赔偿数额进行协商确定，并未按照2元/株的标准计算赔偿数额，并不能证明涉案品种许可使用费为2元/株。该调解书载明许可使用费为2元/株的标准，系蔡某自行确定，并非是行业许可的通常标准。因此，一审法院基于本案事实通过法定赔偿的方式确定赔偿金额并无不当。蔡某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蔡某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在确定赔偿金额时，考虑因素不当，导致赔偿金额过低。对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以涉案销售标的用于扶贫产业项目，因而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较小的评述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综合考虑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乙公司通过投标实施了许诺销售行为，招标文件中载明的销售金额、数量，涉案行为后果，以及蔡某为本案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原审法院确定赔偿数额为225000元，并无不当。蔡某关于赔偿金额过低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甲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25元，由蔡某负担9050元，乙公司负担46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霞 审 判 员　李 艳 审 判 员　雷艳珍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郑大地 书 记 员　李思倩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修订) 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修订) 第2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修订) 第2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25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 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第4条 更多